省戏曲研究院眉户团上演的《二虎守长安》从1983年起，五易其稿，两上舞台，不厌其改，求新求精，实属难能可贵。重新搬上舞台的《二虎守长安》，已比原来有了较大的突破，反映出该剧在创作上的鲜明变化。
　　其一，在事件中写人。对于革命历史题材，通常习惯于围绕一个事件，编织一个首尾相接的故事，提取三段式的结构。作者一经困扰于历史事件的铺排和戏曲形式自身容量局限的矛盾中，演员就仿佛成了一个缺少灵魂随事件奔波的躯体，忽略或无暇于艺术创造的最高任务——写人，演人。《虎》剧冲破这种僵化的创作藩篱，以二虎守城与刘镇华围城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生动地塑造了杨虎城、李虎臣、魏野畴、刘明、王泉、罗培兰等人物群像；把历史的真实融合结构在富于戏曲性的情节与形式中，艺术地再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的严酷性和历史价值。全剧在充分运用姜生华兵变，王泉一家遭遇，杨、刘和谈等情节，展现这幅悲壮的历史画卷，始终把笔触运用于接触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的价值。如剧中三个团长、罗培兰、张老的死，作者都赋予鲜明的感情和价值色彩。刘明的死是悲壮的死，他用一腔热血唤起李虎臣的醒悟；姜生华的死则是一个败类逆贼的必然下场；王泉的死是躺卧在血泊中的亲人所换来的觉醒的死。……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这场为时八个月的守城战斗的悲壮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写人物性格差异，是该剧完成二虎形象的主要手段。在守城战斗中，一个有自觉、清醒的意识和目的；一个则拘泥于个人的恩怨，既有壮士可爱的率直、豪爽，又有旧军队中草莽英雄的先天不足。在云谲波诡的风云变化中，一个坚毅、冷静、稳健；一个易变、暴躁、粗疏。通过这种性格的对比映衬，巧妙地展现出杨虎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豁达大度，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处处相扶相携易于动摇的李虎臣同舟共济，共守长安，以策应北伐革命的高风亮节及其魄略智谋；从而揭示了他们不同的思想境界和心理特征，为戏曲舞台增添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其二，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如同现代戏不是生活真实的摹写，革命历史题材也不是历史真实的搬照。它可以按照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必然发展，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和加工。“和谈”一场处理，不仅使杨虎城虎将雄风的艺术形象得以丰富和发展，体现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而且活跃了舞台，调节了节奏，把观众引向一个欣赏高潮，并使全剧流溢着一种阳刚之美。
　　其三，在性格冲突中推动剧情的发展。如果李虎臣在城墙兵变的现场，能够冷静体察出姜生华的劣迹，就不会导致刘明的无辜受责；如果在姜公然煽惑投敌的真相已大白之下，李不再被巧言蒙蔽，也不会导致胸怀大义的刘明饮弹抱恨身亡。被狭隘的农民意识和封建主义的“哥们儿义气”所束缚而迷住双眼的李虎臣，有其自身性格矛盾冲突及发展逻辑，作者刻意揭示了李虎臣性格的复杂性和剧情演变的必然走向。加上地方语言的运用，使李虎臣的形象真实丰满，富有深度。而刘小虎扮演的李虎臣，更有着耐人寻味的“活虎臣”的艺术效果和魅力。
　　(原载于《陕西日报》1987年2月16日第3版)
　　出 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理论文集1 戏剧评论文选/陈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