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梨园会馆是西安地区戏曲艺人们兴建的一座祖师庙。因庙内供奉着戏曲界的祖师爷唐玄宗李隆基(一说为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和“关帝”关羽、“财神”赵公明、“药王”孙思邈，故而又称“四圣行宫”。在戏曲艺人们习惯上则称为“老郎庙”或“庄王庙”。
　　梨园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落成于四十五年(1780)，工程历时五年之久，由当时活跃在西安地区的秦腔班社如双寨班、泰来班等，和著明秦腔演员如申祥麟、白双官等倡议并集资兴建。会馆地址在骡马市街中段路西(即今之西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大楼及其以西至印花布园)，坐西朝东，占地约2300多平方米。临街建有山门，与街东之药材会馆(俗称“药王庙”，即今之西安市秦腔二团所在地)的戏楼相对。山门额上镶石匾一方，从右向左横刻“梨园会馆”四字。会馆前院建正殿五宇，居中泥塑唐玄宗李隆基彩像。戏曲艺人尊称为“老郎”。正殿前方两侧建有钟、鼓楼，右悬钟，左架鼓。会馆后院筑后宫三楹，中间塑有“关帝”坐像，其右、左陪祀“财神”和“药王”。在前殿与后宫之间，分南北两厢建庑十数间，中为庭院。后宫西边尚有空场为后园。清嘉庆十二年(1807)，西安的秦腔班社再次集资重修了梨园会馆，在后宫右前方院角立碑记之，曰：“重修庄王庙神会碑记”。据此可知，在1807年以前后，秦腔艺人们已改称“老郎庙”为“庄王庙”了。
　　从清嘉庆十二年重修至清末民初约一百多年，梨园会馆虽已破旧，但前殿和后宫以及其中之塑像仍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这一点从范紫东先生的《乐学通论》中可以得到证明，该书第四章第五节载：“民元以后，余在易俗社，闻伶界中人云：骡马市有庄王庙，亟往观之。门上题梨园会馆四字，前殿五楹，中坐泥像，帝王之冠冕也。左右壁上，镶石二方，其文相同。……(文略)余读此文，见其正神为老郎，始知供奉唐玄宗也”。“其称为四圣行宫，因后殿有关帝、财神、药王也”。关于戏曲界祖师爷李隆基何以称作“老郎”，范先生论述曰：唐人积习，以称郎为清贵，以称排行为尊敬，玄宗为睿宗第三子，人皆称为李三郎，晚年人称老郎。    
　　自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1911年)以后，连年军阀动乱，战火不息，致使梨园会馆累遭兵燹，破坏很大。至建国初年(1949)，会馆之前殿与钟鼓楼已经坍毁无存，其两庑仅存南厢西端之两间，后宫三楹虽基本完整，然其中之神像也已毁掉清除。
　　在编纂《西安戏曲志》的过程中，为了搞清梨园会馆的历史演变及其活动情况，编委会于1987年11月24日召开了秦腔老艺人座谈会，邀请原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和五一剧团的部分老艺人进行了漫谈，笔者在座谈会前后还访问了几位老艺人。据他们回忆：早年梨园会馆常供往来西安地区之流散艺人们借宿，有时会馆会首也为救济失业艺人临时在前院搭台义演。每年在农历腊月初八各戏班“封箱”之后，至来年正月初五期间；自四月初八“会戏”之后，至五月“忙罢”期间；以及八月中秋“歇班”期间，西安地区无固定居止的艺人们就借住在会馆。在每年演出旺季开始前，某些缺少演员的戏班的“箱主”(即班主)就来会馆雇请“把式”；流散艺人们也来会馆“挂号”搭班。抗日战争时期，西安电影戏剧同业公会成立后，从易俗社迁至会馆，并为其所有。该公会在原存之三楹后宫和两间厢房内办公。后至建国前几年，该公会为解决活动经费之不足，把前院租赁给一马车行使用。该行补修改建了残破的前殿，用以经营业务和住宿，“两庑”残存的数间房子，用以饲马存车。至此，昔日规模宏大、会事昌盛的戏曲界的祖师庙，就全然破败面貌全非了。
　　在程砚秋、杜颍陶合著之《秦腔源流质疑》(刊于《新戏曲》1951年11月第二卷第六期)中，对早年梨园会馆的情景有这样一段记述：
　　“西安城内东大街路南，有一条街，名叫骡马市。在骡马市的中间路西，有一所很大的房子，现在外院是一家马车行，里院是电影戏剧公会用作会址。一九四九年冬去西安，据封至模兄告诉我们，说这地方原是一座戏剧界的祖师庙，早年规模很宏大，民国以来，累年作为兵营，残破不堪了。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十九日，遭逢日寇飞机的轰炸，损失奇重，所剩下的一些东西，又屡次被人盗卖，前两年还可以看见两块石刻，一个石碑，一个残破的偶像，现在石碑又不知何时被人卖给石厂，大概早已变成建筑材料了。所幸碑文曾由至模兄抄存下来，那两块石刻，在后来改建房屋时，镶嵌在墙壁上，得以保存无恙，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宗很珍贵的史料。”
　　建国后，西安电影戏剧同业公会解散，会馆归西安市文教局掌管。1952年，西安市文联以原户县木偶剧团为基础改建成立了陕西和平木偶剧团，驻在会馆。1955年，西安中文化局成立后，在会馆前院修建了“小剧场”，拟作为西安文艺俱乐部的活动场所，并可用以演出曲艺、木偶、评戏等中小型文艺节目。1956年元月，西安市越剧团成立于会馆后宫的后面空院，修建了两层土坯窑洞式宿舍楼(兼办公用)、食堂(兼排练用)和布景棚等设施。1958年西安市文化馆(即今市群众艺术馆)成立，驻会馆前院原存之三楹后宫和两间厢房，并在原来两庑之基地上新建了十几间小平房，供该馆办公和住宿。小剧场则作为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排练演出场所。“文化革命”期间，越剧、评剧、曲艺等三剧团和原市文工队(即原皮影社)，经过当时所谓“斗、批、改”后撤销，并以他们为基础组建了西安市京剧团，市文化局迁文化馆于西七路工人俱乐部，将会馆作为京剧团团址。1979年市京剧团撤销，越、评两团恢复，又把会馆分前后院划归两团使用。于是大动土木拆除了小剧场及其两侧平房，为越剧团新建了宿舍楼和办公楼。1987年越、评两团又复撤销，1988年西安市文化艺术中心成立，将临街新盖之办公大楼，划归该中心使用。至此，会馆原迹就荡然无存了。    
　　梨园会馆原有碑石四方：计石匾一方，石刻两方，石碑一方。
　　石匾是会馆的名谓牌，正楷书刻“梨园会馆”四字，横镶于会馆山门额上。匾高40.5厘米，宽75.5厘米，厚6.5厘米。此匾本已丢失多年，幸于1985年，经西安市戏剧研究所王思智同志在市秦腔二团隔壁一居民家中发现，得以征购回来，现收藏于西安市戏剧研究所资料室。
　　两方石刻原来镶嵌在会馆后宫前廊南北山墙上，记述了会馆始建之经过。1983年11月，市评剧团兴办印刷厂时，拆除了会馆后宫，当时戏剧研究所的前身——市文化局文艺研究市的同志闻信后，前往收集，不幸一方已失，仅收回一方，现也藏存于西安市戏剧研究所资料室。现存的这方石刻高44厘米，宽59厘米，厚10厘米。碑文系正楷竖刻，其文曰：
　　“盖闻大地尽福田，由人自种；圣神皆灵感，积善乃通。会省骡马市四圣行宫，创自双寨班，而众班和之者也。工兴于丙申七月，落成于庚子十二月。前殿五宇，老郎端居于宝座；后宫三楹，关帝高位呼崇台。左右配祀财神、药王。两庑、山门已备，而未能工巧。虽人力之经营，实圣神之感应。难云尽善尽美，庶神灵安妥而人心欢庆矣。所可虑者庙内乏钟鼓之设，何以昭赫灵而壮观瞻。弟子孝等，发心建造钟一口，鼓一面，为圣神耳目之观。非敢贪功，聊述始终，谨勒诸石，以志一时之盛云尔。
　　“首事人：白廷孝、权必龙、申大狗儿、白双官、张小狗儿。
　　“主持僧：演升、演训。敬立。
　　“大清乾隆岁次庚子葭月上浣榖旦。”    
　　据前面所引范文载：“左右壁上，镶二方石，其文相同。文曰……”接下来范先生全文抄录了碑文。经与西安市戏剧研究所资料室收藏之石刻相对照，范文所抄录的正是此碑碑文。但是，由于范先生抄录或出版社印刷上的原因，其文有八处错漏：如把“会省”错为“省会”；“位呼”错为“位于”；“配祀”错为“陪祀”；“难云”错为“虽云”；“欢庆”错为“欢爱”；两处“圣神”错为“神圣”；以及漏掉主持僧“演升”的名子。
　　又据前面所引程、杜文载：“两块石刻的文字相同，只是后面的人名不同。……文曰：
　　‘盖闻天地尽福田，由人自种；圣神皆灵威，积善乃通。会省骡马市四圣行宫，创自双寨、泰来班，而众班合之者也。工兴于丙申七月，落成于庚子十二月。前般五宇，老郎居宝座；后宫三楹，关帝高位崇台。左右配祀财神、药王。……(下略)
　　首事人：白廷孝、权必龙、申大狗儿、白双宫、张小狗儿。
　　“第二块刻上首事人名是："张连官、张世功、惠俊、惠忠、张德官、百顺官。"
　　从程、杜文中所节录之碑文及首事人名以对照范文和现存石刻文字来看，两块石刻的文字并非完全相同，只是基本相同，是大同而小异也。除去程、杜文中把“大地”录为“天地”；“灵感”录为“灵威”；并且录掉了“端居于宝座”的“于”字，和“两位呼崇台”的“呼”字等四处可能是错漏之外。两方石刻文字的主要不同是：一首事人不同；二创建建会馆的班社不同。一方石刻上的班社是“双寨班”，其首事人是“白廷孝”等五人，且记有主持僧“演升、训”的名字。而另一方石刻上的班社是“双寨、泰来班”，显然多了个“泰来班”，其首事人是“张连官”等六人，并无主持僧名的记载。此外，程、杜文中还把两方石刻的首事人名相互交叉错乱了。    
　　综上所述，既然两方石刻碑文基本相同，那么为什么要立两碑而不是合立一碑呢?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认为：当年参与兴建会馆的班社和艺人众多，而率先倡议、出力最大、出钱最多的是双寨、泰来两个班社，和白廷孝、张连官等十一位艺人。然而双寨班及白廷孝等五人只以为自己的功劳大，遂联名立碑记之；而泰来班及张连官等六人则以为他们的功劳并不亚于前者，也应碑上有名，在前碑难以更改的情况下遂再立一碑，予以补救。另一种看法认为：张连官等六人立碑记述了会馆之前殿、后宫、两庑、山门等主要建筑的经过情况,并未包括钟鼓楼。而白廷孝等五人“所可虑者，庙内乏钟鼓之设，何以昭赫灵而壮观瞻，”于是他们“发心建造钟一口，鼓一面，为圣神耳目之观。”白廷孝等人为了表彰他们不仅出力兴建了会馆的主建筑，而且独力补建了钟鼓楼，添置了钟鼓，于是另立一碑记之。这两种看法是否与事实相符，尚待更多的史料予以证明。
　　西安梨园会馆还有一块石碑，是清嘉庆十二年四月重修会馆时所立。当时，戏曲艺人们已改称“老郎庙”为“庄王庙”了，因之石碑的题额是“重修庄王庙神会碑记”。此碑早在建国前就已丢失，仅据西安易俗社导演、老艺人王霭民同志的回忆，此碑立于后殿前院子的右角，约一人多高，二尺来宽，竖写碑文，记述当年修建庄王庙的情况。又得西安市戏剧研究所阎敏学同志提供从市文化局苏育生同志手转抄之碑文，记述如下：
　　“自古千年教化，以移风易俗。至唐，教梨园子弟以娱情畅意。今之演戏，即其遗风，由来久矣。艺虽微末，而酬神庆贺，亦不可废，是以京城并各省，均有庙貌会事。西安乃陕西之总汇，借斯业以资生者，亦复不少，而庄王胜会久未画一。且近来在官差役人，遇各坊城乡之戏，每借名以官价唤演，致我等衣食不继。无奈以罔利害众等事，禀各大宪及府厅县，恩案恳请示谕遵照。幸蒙各宪俯念贫苦，恩施格外，示谕严禁各差役无得惜端拘押、勒索、滋扰，各谋生案。此诚各宪作养之特恩，而以赖神灵之默佑也。是以集诸同道，重起会事，立碑记之。
　　嘉庆十二年四月吉日立。”
　　然而，如前面所引程、杜文称：此碑虽已丢失，“所幸碑文曾由封至模兄抄存下来”，其文曰：“自古干舞教化，以移风易俗。……”(下略)这段碑文除首句“自古干舞教化”中“干舞”二字，与苏育生同志所抄碑文首句中“千年”二字不同者外，其余文字完全相同。那么此碑碑文首句究竟是“自古千年教化”呢还是“自古干舞教化”呢?我以为当是“干舞”，而“千年”可能是传抄之误。从这四个字的字形来看，干字很像千字,舞字的草写也近似年字，从而很容易把“干舞”认作“千年”。从这两句话的辞意来看：“干舞”即干戚舞，舞者手执干(盾)戚(斧)而舞故名。古代舞蹈有文武之分，“干舞”属武舞，或曰兵舞，是周代六小舞之一。这类舞蹈起初是古时先民们欢庆狩猎或战争的胜利而跳的。碑文首句说“自古干舞教化，以移风易俗”，意思通顺明确，且与下句“至唐，教梨园子弟以娱情畅意”，意思连贯，顺理成章。如是“自古千年教化”则“自古”与“千年”均是表明时间的词，词意重复，且句子缺少主语，用什么来教化?就不明了了。为搞清“千年”二字是否传抄之误，我曾就教于苏育生同志，原来他也是从封至模先生那里抄来的，与程、杜文中所录碑文同出于一源。并且，他也认为这两个字应当为“干舞”而非是“千年”。同样，阎敏学同志也赞成这个观点。
　　关于梨园会馆在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创建时称“老郎庙”，而在嘉庆十二年(1807)重建时称“庄王庙”的原故，范紫东先生认为“称庄王庙者，真无稽之谈”。这个看法是由石刻碑文中“前殿五宇，老郎端居于宝座”这句话而推断的。但这句话只是反映了1780年创建会馆时艺人们的意念，他们盖的确是老郎庙，塑的确是老郎像。但在相隔二十七年之后，到了1807年，当时的艺人们却是把会馆视作庄王庙来重修的，而且立了题额为“重修庄王庙神会碑记”的石碑以记之。范先生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石碑及碑文，故而误以为“庄王庙”之称是“民元以后“伶界中人”的“无稽之谈”了。现在有此碑文即可证明“庄王庙”之称并非“无稽之谈”，自有其特在的原故。
　　对于这个问题，据前面所引程、杜文却有着值得重视的看法和依据，并且从而引发出对“秦腔源流的质疑”。其文认为：“在这二十七年之间，西安的戏剧一定起了很大的一次变化。在1780年时，西安戏班供祀的祖师是‘老郎’，到1807年时，祖师却改为‘庄王’。”由此而“设想，在该阶段中西安的戏班，变换了系统，换句话说，即是1780年前盛行于西安的那一系统的戏班，在这时期中退出了西安，而由1807年后盛行于西安的那一系统的戏班，进而代替了前者的地位。”“现在西安的秦腔班”，“所供的祖师便是‘庄王’。凡是西安一带的秦腔班，在前些年每年到了腊八的时候，纷纷回到西安来，举行赛会式的演出六七天，到腊月十五祭祀祖师的日期，大规模的祭祀一天，然后‘封箱大吉’，静待来年”。“假定1780年前的秦腔和1807年后的秦腔都叫秦腔，虽然都叫秦腔，但是并非一种秦腔。也就是说有两种戏剧，前后都曾盛行于西安，因为都盛行于西安，于是都被称作秦腔。可是两者之间并不能因为名同便认为实也相同”。“在陕西……还有一种地方戏，当地人称之曰‘土二黄’，早年也很盛行于西安。……这种戏的腔调却不止限于二黄，也有西皮，也有秦腔。”西安梨园会馆“原是属于他们这种戏的公产，早年这是他们的祖师庙，名叫四圣行宫，他们供祀的祖师不是‘庄王’，却是‘老郎’，“祭祀的日子不在腊月，而在三月十八”。由此“证实了我们的一段推测”。对于程砚秋先生他们的这种论述，由于我自己的知识浅薄，所掌握的材料极为有限，不敢妄加非议，总的认为其论述还是有理有据、能够自圆其说的。当然，要确认这些观点则尚待提出更加翔实的史料和文物予以证明。
　　转自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西安戏剧史料集》     
　　出 处：秦声汉韵管窥集/文寿.—安康：陕西汉剧研究会,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