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剧作家姬颖先生，不幸逝世于三十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如今，中国历史上那段灰暗的岁月虽已淡然远逝，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常青风范，却依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的屏幕上。
　　往事历历，恍若昨日。我与先生的交往，始于我还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的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先生从原西安市秦腔剧院借调到原陕西省戏曲学校主持艺委会工作。我爱人在他的领导下从事戏曲研究，在给我的书信中经常谈到她所景仰的先生的人品、学问，庆幸自已出了校门踏进社会，就遇到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和能引导自己在所学专业上不断前进的老师。渐渐地在我的脑海中便映现出先生恂恂儒雅的形象来，心仪已久，便贸然写信给先生，说自己喜爱戏曲，渴望毕业后能跟随先生学习戏曲创作。不久，我被分配到西安，在我由天津赶到西安的当天，就匆匆前去谒见先生。那时先生刚逾不惑之年，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肃穆的神色里透露着长者的宽仁和淳厚。因神交已久，乍见之下也毫无生疏、拘谨之感。那时自己年轻幼稚，不知世事之艰，不免高谈阔论，叙说雄心壮志。先生既给以鼓励，又给以提醒，话语不多，却句句中肯。当时我被分配到一家报社，但我一心想到戏校跟随先生工作，便求先生托人说情希望报社放行，后因人事周折而终未如愿，我只有把戏曲作为业余爱好。我曾与爱人合作，把古典剧《清忠谱》改编成秦腔。初稿写成后请先生指教。先生看完后，拿着稿子，到找们宿舍里细加点评，一一指出我们所写唱词中的不合辙口之处，又联系我们的习作，阐述应如何改编前人作品的问题。先生说，改编前人的作品，犹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高处继续攀登，所臻之境理应比前人更高。高于前人，是对前人的肯定与尊重，因为你给前人带来了新的荣誉；低于前人是对前人的唐突和糟蹋，因为你降低了前人已有的名声。如果改编只是剧种形式、古今语言的简单交换或者只是在文字上增删润色，决不能成为“点石成金”的改编妙手。妙手最重要的表现是在改编过程中进行再创作，赋予改编本以创造性的新意，使之后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上都有新的突破，而思想内容上的突破，尤以突破原作的立意即主题为先……先生侃侃而谈，我们倾耳细听。记得那是个仲春的夜晚，窗外雨滴梧桐之声，把雨夜衬托得分外宁静。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使人如坐春风，如沐春雨。那时方知“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言非虚。待到把先生送到门外时，已是子夜了。
　　老师的作品向来是学生的最佳教科书。因为它是老师所讲理论的具体化与形象化。为了消化先生所讲授的理论，我们便认真阅读先生的剧作。当时正在上演先生根据传统戏《状元媒》改编的《铜台破辽》。我们边看戏，边读剧本，边探讨问题，发现《铜》剧确实是在传统戏改编上推陈出新的成功之作，不愧是盛演不衰享誉三秦剧坛的优秀剧目，它集中而突出地体现了先生所讲述的改编剧本的诸多道理。传统戏《状元媒》写的是傅、杨两家为争亲而大动干戈，最后杨家父子杀死傅家父子这场离奇的婚则纠葛，主题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而先生所改编的《铜台破辽》，虽然仍用原作的故事梗概，伹突出的不是“争亲”，而是“破辽”，着重表现宋朝君臣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铜》剧的灵魂即主题。主题的升华是姬颖先生对《状》剧所作的一项根本性的改造，是剧本改编的最大价值所在。这是《铜》剧高于原作的一个首要方面，也是姬颖先生作为“点石成金”改编妙手的突出表现。从此，《铜台破辽》就以一出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情趣高尚、唱词优美且雅俗共赏的新剧目，出现在秦腔舞台上，成为姬颖先生的代表作。姬颖的名字和《铜台破辽》也就永远地联在一起了。
　　姬颖先生是个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而又勤奋创作的人，仅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五六年间，他就连续改编、创作了《桃花扇》、《关汉卿》、《圣旨的罪恶》、《铜台破辽》、《破宁国》(与人合作)、《荆驼记》等多部秦腔剧本，丰富了当时的秦腔舞台。可是，正当他要在秦腔创作的园地里收获累累硕果时。在极“左”路线下接连搞起的不断升温的政治运动和继之而来的“文革”浩劫，耗去了他最后十年岁月，以至夺去了他仅五十三个春秋的生命，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他所执著的事业。这是秦腔的损失，也是文明的悲剧!历史呵，你给人们留下了多少财富，多少满足，却又留下了多少空白，多少遗憾!
　　范仲淹在《严先生祀堂记》的最后，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里，借以聊表对姬颖先生的景仰与缅怀之情。
　　出处：当代戏剧. 2004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