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起源时间说法不一，但素有“花部”之首之称，可见其历史悠久。秦腔源于陕西、甘肃，其原因是秦腔声腔的形成与西北地域特征、民族习俗、人文观念息息相关。生活在大西北的人们在过去，乃至今天，在悲喜之际，休闲之刻，面对高山黄坡、头顶星晨日月，要“吼”那么几声，以喧泄积压在心头的喜怒哀乐。而秦腔花脸的声腔则更具代表性，秦腔花脸的“吼”，总是在张扬着西北汉子的内心世界，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无可比拟的艺术美。
　　范紫东先生在《乐学通论》中谈及秦腔的声腔，他写道：“秦腔远绍二南遗音，近挹两汉文化，本为温柔敦厚之风，又寓激昂慷慨之气，秦筝劲而商音多，此西京古调了。”
　　长期以来，对秦腔的声腔唱法，尤其是花脸唱法，诸家争论不休，其中一种认为，秦腔花脸唱法过于粗犷，近似噪音。这种观点持有者的理论观点是：秦腔的“吼”，没有应用科学的发声法，破坏了舞台声腔审美感，应予以革新，向现代声乐声腔欣赏方面靠拢。殊不知，这种观点早在50年前就有人提出，一些秦腔专业文艺团体也曾着意为此作过有益的尝试。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陕西戏曲研究院晋京献礼演出秦腔《游西湖》，剧中贾似道由著名的秦腔花脸艺术家田德年老先生扮演，在唱“三十六房不乘意，要选美人到这里……”一句的这个“意”字时，按秦腔花脸传统唱法一定要用假声上扬(俗称：二音子)的唱法。但当时为了协调多有争议的这种唱法，也处于对北京观众欣赏习惯的考虑，结果，这一字吐出后很巧妙的用乐器“笛呐”替换了假声上扬，整个演出虽是完整演完了，但在有意中使秦腔花脸声腔的艺术美为之逊色，仅此一字就未能达到预期的而且以往在大西北起到轰动效应的秦腔独有的艺术效果。这实是一件憾事。无独有偶，就在那个国庆大典的陕西彩车上也用了陕西的“铁芯子”装扮了秦腔《游西湖》，但车在驶过天安门城楼时，“铁芯子”上的《游西湖》角色表演者，采取了定型姿势，没有动起来，结果，一些观众误把活生生的表演者当成了木偶，这的确又是一件憾事。
　　这两件憾事，表面看上去没什么内在联系，然而，如果认真探究起来，确实悟出一些道理：代表着秦腔花脸的假声上扬，由于用乐器作为替代物，使秦腔花脸声腔反响平平；“铁芯子”上的扮演者本是活人，理应神情并茂，但由于扮演者没能动起来，被人们当作木偶，充其量也只是栩栩如生而已。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真谛：美而具有特色的艺术是不能作假的。实际上就是如此，秦腔花脸艺术家田德年的嗓音是当时最好的，声腔十分精到，尤其假声(二音子)更是脍炙人口，出类拔萃。如果当年他在北京真能象以往一样真实地把那个“意”字唱出来，想必也会赢得满堂彩。
　　40年过去了，人们对于这些佚事怕是也忘却了，至少是淡漠了。可是，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初人们想方设法想对秦腔花脸声腔的改革愿望，不仅失去了秦腔花脸声腔的高亢、豪放、粗犷的地域民族特色，也失去了秦腔声腔本身古有的特色。鲁迅曾说，“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是为难的，而况保古。”我国的传统戏曲沉积很深，有些看似很古的精析品类，十分的珍贵，一旦失去将殃及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秦腔要改革，但决不能改掉秦腔花脸声腔的高亢、激越的特色。
　　毛泽东在双百方针中就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秦腔需要改革，但决不是向某一类型或流派靠拢，以至于同化，而是在保留其精萃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要求，在技巧和发声方法上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有的特色。近年来，观众的审美趋向向多样化、现代化、精典化发展。秦腔花脸声腔在其间徜徉自如，广受赞誉，得到重视。
　　电视剧《12·l大案》中：“枪响了，出事了，忙活了。”——出自秦腔花脸声腔唱法。
　　电视剧《大秦腔》中的那一句：“呼喊一声绑帐外……”——出自秦腔花脸声腔唱法。
　　电影《红高粱》用通俗唱法唱的《酒歌》——也出自秦腔花脸声腔唱法。
　　这些现代化的艺术品种中正确地掌握、应用了秦腔花脸唱法，观众非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从中获得了很好的艺术享受，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当然，不可否认，在秦腔发展的几百年历史长河中，不乏有学艺不精的“二江湖”，“三江湖”之类演员，由于他们的造诣和功底问题，使秦腔花脸声腔唱法走了样，跑了调，喊破了嗓子。这种走样后的秦腔花脸唱法的嗓音难以入耳，也难怪社会上有一种不恰当的贬义说法：“宁听狗咬仗，不听秦腔花脸唱。”
　　在我们评议、分析过秦腔花脸唱法后，应该清楚的看到：真正的秦腔花脸唱法在秦腔声腔中独具着阳刚之美的神韵，其魅力也只能在不断走入秦腔中慢慢品尝了。
　　我国戏曲艺术如泱泱大海。革新中，每一个剧种都有取精髓、除沉疴，昂首跨入新时代的重任。作为秦腔也决非是朝云暮雨的易事。再难，再苦，首先是要懂、要会。仅就秦腔花脸声腔来说，我们殷切希望尽快造就出象田德年老先生那样的艺术家。使“角”层出不穷，使秦腔在改革中更加贴近人民，贴近社会，走向艺术最高境界——美。    
　　出处：当代戏剧. 2001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