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青先生在他新著《紫藤园夜话》“戏缘”一文里，曾调侃我“把秦腔唱走味了，”为南方同学攻击秦腔提供了口实。对千里青的调侃，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我确实唱得不怎么样，只不过吼起来嗓大门大兴致高而已。当年，每听到板胡一响，我就由不得嗓子痒痒的，立即要凑上去唱上一板，自己过过戏瘾，至于别人如何评价我全不在乎，唱罢戏好长时间，心里仍乐滋滋的。
　　我何以对秦腔如此爱好呢?说来话长。我的家乡在甘肃省灵台县西屯，是个很偏僻的穷地方，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唯一的文化娱乐就是每年都请秦腔班子来唱几场戏。童年时候，记忆中最高兴的事便是去镇上看戏了。由于小时记性较好，一出戏看过几次便记住了其中的一些唱段。待到识了字以后，便省下零用钱从街头书摊上买来几本印刷很粗劣的戏本看，久而久之，竟然把《断桥》、《祭灵》等折子戏能通篇背下来。可以说，我对文学的终生爱好，就是首先从看秦腔戏培养起来的。上小学时，家里养了十几只绵羊，我每天下午放学回来都得去放羊。放羊时一个人好寂寞，便对着山沟吼几句秦腔，听着山谷回音，便有无穷乐趣。心里高兴就唱“平贵打马回长安……”，心里烦闷就唱“许翠莲来好羞惭，悔不该门外做针线……”，如果受了什么委曲，心里难过，就唱“有为父提篮儿卖鱼上岸，行来在龟山地惹起祸端”，可以说吼几句秦腔，成了我自怨自艾、自我调节情绪的最佳手段，记得有一年村子里请来皮影戏班唱戏，不知什么原因，临到开戏时唱戏的把式还没到，开场锣鼓敲了好几遍，戏仍然无法开演。这时，台下有人怂恿我。“你平时那么爱唱，咋不上去唱一折?”有人点咱的“将”，我便大胆走进影幕里面，唱了一出《祭灵》，刘备、黄忠、关兴、张苞四个角色全由一人唱下来，还赢得了一陈鼓掌声，影戏班头儿也夸我将来“是个唱戏的好苗子。”由于没有师傅教我，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我对秦腔的爱好也就一直停留在对着沟崖放野腔的低下水平，千里青评价我唱的只能算“准秦腔”，其实并没有贬低我。在西大上学期间，我报名参加过学校的秦剧团，只是因为唱家很多，且水平甚高，唱主角自然还轮不上我，只能演个次要角色。记得在折子戏《南阳关》和本戏《十五贯》里我曾跑过龙套，当过差役，好像还在西安人民大厦为一个什么代表会演出过，也算是“潇洒走一回”了。
　　俗云“山水易改，禀性难移”。我爱好秦腔的兴趣一直未减，并进而也学着写秦腔剧本，还因此而惹下祸端。正如千里青在“戏绿”一文中写的：“姚义在长武工作时因把吴晗的《海瑞罢官》改成秦腔，‘文革’初被打成小‘三家村’，为戏吃了苦头”。因《海瑞罢官》一事，我不仅被揪出批斗过数十次，住牛棚、进劳改队，还被开除公职，交队监督改造四年多。很滑稽的是，在农村有一次陪其他专政对象挨批斗后，干部把我留下来，并找来一位能拉板胡的要我唱一段秦腔。我忙说：“样板戏我不会。”他们说：“那没关系。你给咱唱别的戏”。无可奈何，我便唱了《血泪仇》中“手拖孙女好悲伤”一段，看得出，那时人们多么渴望丰富多彩的戏曲节目呀。
　　平反错案后，我重新回到了教师队伍。应县乡文艺宣传队的要求，我又拿起了笔，写过一些适合演唱的戏剧和曲艺节目，其中小戏《全家投资》、《这钱咱不要》、《一件衬衫》、《难忘的一天》等还参加长武、灵台两个县的春节文艺调演，并得过创作和演出奖。除“四害”后，我写的秦腔现代戏《怒斗江青》在长武演出后，还产生过轰动效应。后来忙于教学业务不写戏了，但一有唱的机会，我仍乐于当众献丑，唱上一段，199l年在黄山学术讨论会上，1992年在泾源回族民俗讨论会上，1997年在重庆“庆香港回归东方文学艺术创作交流展示会”上，应晚会主持人邀请我都清唱了秦腔选段。当时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由着我拿起话筒纵情演唱。好在听众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文朋诗友和专家学者，大家并不在乎我唱的是否正宗，只图个热闹、开心。所以，尽管我唱得并不地道，可能还是六十年代在西大上学时那个“准秦腔”水平，但仍然赢来听众热烈的掌声。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电视文艺的普及和诸多艺术的竞争，有人便哀叹秦腔没落了，没前途了。我以为这种悲观的情绪是不必要的。在是国文艺史上，有过“阳春白雪”式的艺术，由于“和者盖寡”而走向没落，还没听说扎根于“下里巴人”、受到人民大众喜爱的艺术绝了种。如今秦腔自乐班在大西北城乡遍地开花，十分活跃，秦腔剧目及唱段通过音带、录像带、VCD等现代传播手段而大放异彩。我相信在献身于秦腔事业的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有着悠久历史和曾经几度辉煌的秦腔艺术，一定会更加繁荣起来。
　　出处：当代戏剧. 1999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