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语是古代对戏剧语言的称谓。其特点是优伶于演出时使用，望风采柳，即举自撰，随手拈来，谐趣横生。高明的优语并不局限于插科打诨，而是“别有所讽”。用现当代语言来说，即富于“幽默感”。
　　戏剧中的任何品种，都是一种“综合艺术”，要求语言必须简炼、明快。如果是“声东击西"，即话中有话，语意双关，一敲两响，更会博得满堂采。因此，幽默在这儿就很能派上用场。下面，只打算谈谈唐宋与唐宋前的古典戏剧的幽默传统。
　　英语有Humor一词，六十多年前，林语堂译作“幽默”，音义俱佳，由此获得了生命力。半个多世纪来，“幽默”屡屡出现于作家、戏剧家笔下，应用范围愈来愈广“五四”以来，丁西林创作了《一只蚂蜂》、《三块钱国币》等谐趣中见庄严的话剧，便被誉之为“幽默”戏剧家。
　　衡之中国戏剧史，早在先秦即我国戏剧的萌芽时代，戏剧活动(倡俳、优伶)，便和“幽默”结下不解之缘。那时，无“幽默”之名，史家径名之为“滑稽”。《史记》卷六十六有《滑稽列传》，著名楚伶人优孟，秦伶人优旃皆得厕身其中。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来说，即“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此语与“幽默”的含义十分接近。是否能这样说，中国优孟等人是“幽默”的前驱；而英国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里的小丑，亦可彪炳《滑稽列传》。
　　中国戏剧早在其萌芽期，便具备“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幽默感。但兜头对这种幽默感大泼冷水的正是儒学鼻祖孔丘。《春秋谷梁传》定公十年载，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其事亦见陆贾《新语·辩惑》篇，优施作优旃，余相同。任半塘先生言：“夹谷会中，孔丘曾淫刑优施……。直以儒家之传统，制裁历代一贯卑贱不足道之优流(按，即戏剧演员)也，已非一二人或某一时代之事。而唐以后优戏中，所以弄孔子者特肆！”(《优语集·弁言》)对于孔子来说，显系咎由自取。但亦可从而证明，中国戏剧从来即是传统文化的“忤逆之子”，是对传统儒学的反叛。
　　中国式的幽默——滑稽便是在传统重压下崛起的艺术之花。我国戏剧直到元杂剧时代方至鼎盛，离萌芽期已经接近两千年。之所以大器晚成，不能不与传统儒学的攻击、压抑存着密切关联。任半塘氏还说：“发展为优戏中不断反封建行为中之一重点，对各时代尊孔卫道之正面威严言，均极凿枘，然而优人讽儒刺儒，前仆后起，行之若素，何也?”(引文同前)答案只能是，在“五四”以前以儒学为核心的旧传统文化对戏剧的诋毁与摧残，助长与促成了中国戏剧发展的特征——幽默，以至于近乎刻毒的讽嘲。这种逆反结果，是自孔丘而下的正统儒士所料之未及的。
　　二
　　当然，中国戏剧并非只嘲弄孔子、轻侮儒术，还进一步刺向旧传统文化的支柱封建制度，以及封建主义的代表昏君佞臣。
　　[宋]张端义《贵耳集·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谓之‘二圣环’，取两宫(按，指被金人俘虏的宋徽、钦二帝)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以进高庙(按，指宋高宗赵构)，日常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环示之，曰：‘此环，杨太尉进来，名，＜二圣环>。’伶人接奏曰：‘可惜二圣环，只放在脑后。’高宗亦为之改色。” 
　　宋高宗赵构是安于自己经营的小朝廷的，从来不想迎还“北狩”的“二圣”，因为无论父亲徽宗或哥哥钦宗回归，都会威胁到他的皇位。所以大将岳飞连战皆捷，便由于打算“直捣黄龙府”，只好冤死于风波亭。试想，哪个儒土敢大胆批皇帝的逆鳞?然而优伶就有此胆量，语带双敲，闲言中托出了严肃的“主题”，不容皇帝不为之动容改色。
　　据说，宋代的佚书《醉翁滑稽》内有《风月笑》一卷，亦载“二圣还“刺高宗故事，并有“韩信取三秦”之谑以刺奸相秦桧。
　　宋代戏剧仍然呈现较原始的面貌。宋杂剧不同于元杂剧，只是各种滑稽表演、歌舞、杂戏的统称。自先秦直到宋代的“南戏”出现以前，这种表演往往是演员“别有所讽”或“谈言微中”的主要手段。
　　三、
　　中国戏剧的幽默传统是早熟的，比完型的戏剧之演出要早二十个世纪。戏剧萌芽状态即具有丰富的幽默感对戏剧的成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古语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见《韩非子·二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唐庄宗（公元923——926年在位）提倡戏剧功不可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戏剧于南宋和元代趋向成热，臻于高潮。下面，叙述几个历史故事，以证李存勖对不入流的戏剧提倡之勘，同时可见敬新磨的机智与胆识。这双戏剧君臣事实上均继承并发展了中国自先秦以来形成的戏剧幽默传统。
　　(一)庄宗李存勖皇后刘氏是卖药善卜的刘山人女儿。“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耽其家世，而特讳其事”，可是，那位优伶皇帝偏偏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在刘后午睡时，“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引同前)李存勖家世属于“夷狄”，在当时并不比刘后优越。所以他对刘后的“心病”以猛药攻之。素以泼辣闻名的刘后对皇帝无计可施，只好拿儿子出气。但是，她毕竟受到了当头棒喝，基本治愈了心内隐“疚”。
　　(二)李存勖是个马背上的皇帝，酷嗜田猎。某日，“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这个冒犯天威的七品芝麻官如此不识相，当然使李存勖怒不可遏，喝令斩首。在此关键时刻，伶人敬新磨出场了，他故作姿态，抓住中牟县令责备道：“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耶?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 (《五代史记·庄宗本纪》)这位幽默劲十足的演员还“请亟行令”，而“诸伶共倡和之”。皇帝由尴尬到省悟，只好一笑了之。幽默于此显示了力量。
　　(三) “(敬)新磨尝奏事殿中，殿中多恶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纵儿女噬人！庄亲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讳狗，故新磨以此饥之。”（《五代史记·庄宗本纪》)庄宗即位不数载，旋即失国；从某种意议上说，是未曾采纳敬新磨的“讽谏”所致。敬能为此语，胆识赫然可见。
　　（四)唐庄宗或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优名谓之李天下。”某次演出，自呼“李天下！李天下！”竟挨了同合表演的敬新磨一记响亮耳光。“帝失色，群优亦骇愕。”但敬并不惊慌，徐曰： “李天下者，只此一人，岂有两人耶?”说得皇帝十分高兴，厚赐之” ([宋)孔平仲《续世说》卷六)。对此事是“谀”是“谏”故不置喙，但敬新磨的机智和胆识，卓然可见。
　　五代是唐、宋两朝的过渡期。“宋、元之戏剧与唐戏剧间，必然之启承渊源”，决不宜“单独割断” (任半塘《唐戏弄·弁言》)。所以，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把唐戏剧推向宋、元戏剧高潮的功勋卓著者，值得在中国戏剧史上大书一笔。在发扬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幽默传统方面，他能宽容、奖掖敬新磨这些具有反叛性格的演员，并身体力行，当然亦推波助澜，使之更上一层楼。作为夷狄之君，传统文化、传统儒学对他束缚甚少，也是个原因。    
　　但是，诋毁后唐庄宗李存勖在戏剧史上的功劳，古已有之。如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言，庄宗“及仇*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究其原因，竟是“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这种论调明显是本末倒置的。欧阳修系典型的儒术之土，他对李存勖的攻讦是与儒家孔夫子一脉相承的。况且李存勖乃“夷狄”之君，更易触发他“外夷狄而内诸夏”的儒学传统的感情。
　　至于滑稽或中国式的幽默，常引起正统儒生的摇头。滑稽首见战国屈原《卜居》，即带贬义。司马迁著《史记》，“言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语)，故对滑稽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前引)。但戏剧中的幽默传统还是受压抑居多，(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训释“滑稽”便说：“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显系贬斥之词。
　　然而，戏剧中的幽默传统是一株劲草，疾风摧残不了它。自先秦楚国的“优孟衣冠”络绎而下，越过急流险滩，终于在五代唐庄宗时迸发了奇葩。宋优再予以发扬光大，竟而形成了元杂剧的高潮。以“丑”而言，早在宋元南戏中就有此脚色行当，至今不衰。有不少“丑”角最能体现出戏剧的幽默感，如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崇公道。他们直接承继历代优伶直至先秦倡优的幽默传统。不言而喻，和莎剧《李尔王》小丑一样，特征是心地善良、语言幽默、声东击西、谈言微中、一语双关、执意讽谏等等，真的是东西辉映，相得益彰！
　　出处：当代戏剧. 1988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