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育民(1915——1987)对于近时陕西人来说，似乎知者无多，然而年岁稍大的陕西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执着于秦腔事业，为人宽厚，让人难以忘怀的秦腔班社组创者及演出活动家。
　　郭氏祖居西安，幼失双亲，早年入三意社从艺，习旦角，曾主演《断桥》、《走雪》、《白玉带》、《香山还愿》、《河湾洗衣》等戏，惜好景不长，因变嗓失声不得不脱离舞台，时在30年代前期。
　　无奈戏缘难了，又当年轻气盛，遂尝试自己组班，历经永正社、西秦社，新汉社等，至40年代后期，创立西安秦声社，声名大振。当日秦声社，在秦腔班社林立的西安，可谓异军突起，生机盎然，先后搭班儿或打泡者名角红伶颇多，旦角有李正敏、何振中、孟遏云、董化清、马振华、肖若兰、张彩香、查俊卿、贾秀芳、李爱琴等，文武老生有刘毓中、刘易平、阎国斌、刘秉国、乔新贤、王景民、杨景成、赵云峰、康正绪、李正斌、黄金华、焦晓春等，文武小生有刘正平、陈正俊、张正亭、杜建兰(女)、解新民等，净角有申正坤、张振中、张健民、陈西秦等，丑角有晋福长、杨保喜(俗称大麻子)、靖正铭、魏正风等，实力雄厚，营业旺盛。
　　40年代与50年代交接之际，秦声社应邀为晋南物资交流会助兴，因阵容齐、戏码硬，一炮而红、当地许多1929年关中饥馑(俗谓十八年年馑)时逃荒去的“晋籍秦人”，对秦腔依然情有独钟，也为秦腔能走红山西而欣慰自豪，一时间万荣、临晋、猗氏、霍州、平陆、永济等县争相挽留秦声社，恰于乡县人民政府周县长，乃陕西周至人，亦喜乡音，对秦声社的演出颇感满意，借着乡党面子，遂优先使剧社落户该县，先后易名“于乡县人民剧团”、“解于县人民剧团”、“运城县秦腔剧团”，郭氏历任团长，自1950至1970年，扎根山西二十年之久，传播了秦腔，也为秦腔争了光。这是本世纪秦腔闯出西北五省时间最久、影响极深的一次艺术跋涉。其领头雁郭育民功不可没。
　　为了剧团的充实发展，1951年，郭带着政府给他个人的戏箱折旧费4700元，单身返陕，在西安、长安、户县等地，招收男女学员四十余名，借用其外甥李敬希、李敬耀西安北郊东叶家寨住宅，自费办起了演员训练班，经刻苦训练，这批学员迅速成材，排演折戏如《折桂斧》、《赤桑镇》、《苏武牧羊》、《起解》、《劈门》等，本戏如《劈山救母》、《四进士》、《二巧离婚》、《小女婿》等，1952年整班带往山西。为培养这批学员，郭氏花尽了手头所有积蓄，甚至以心爱的“僧帽”、高档自行车换回三十袋面粉供学员食用，还卖了自用的手表及妻子的金戒指；连他姐姐仅有的私房体己钱也一并投入。郭氏的朋辈，也不乏鼎力支持者，如南秀山先生就曾慷慨解囊。
　　1958年，经郭氏提议，在运城又办起了“戏剧公社”，下设农场、鞋帽厂、戏校等，郭任公社副主任兼戏校校长，招收学生一百余名，包括秦腔、蒲剧、眉户、豫剧、歌舞等，秦腔班学员二十余人，其中几名“晋籍学员”格外引人注目，如女须生张芸玲，山西临猗人，能演《辕门斩子》、《打镇台》等，解县扆彩玲，能胜任唱做并重的《辕门斩女》之白雪花及游西湖之李慧娘；榆次人张晋萍，曾主演现代戏《槐树庄》的郭大娘；闻喜人李月爱，武功极佳，甚至可以如体操演员般身体折叠。郭氏不但把秦腔推广到山西，还把山西娃培养成秦腔演员，这在秦腔发展史上亦属一喜。而他的目的，也正是要使秦腔这一古老剧种在山西生根开花。
　　曾去甘肃天水的名旦郭兰芳，唱做富于激情，一次在灵宝与蒲剧须生泰斗阎逢春对台，亦不示弱，常演《三堂会审》、《白玉楼》、《五典坡》等，有“女麻子红”之称。也有因病较早离开的刘淑琴，本属业务尖子，主演过《梁秋燕》、《二巧离婚》、《玉堂春》、《白玉楼》等，其《三滴血》之李晚春，还在山西会演中获奖，后虽未再入艺界，却至今活跃于票界。更有转入部队文工团的周建平、李长松及曾参加电影《雷锋》拍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杨秦华等。
　　运城秦腔团虽然扎根山西，其活动范围却相当广泛，常常沿着黄河两岸，辗转秦、晋、豫三省，足迹遍及陕西的韩城、潼关以至富平、西安，河南的灵宝、陕县、三门峡、观音堂以及芮城、河津等晋南晋中诸县市，广泛传播了秦腔艺术。多次参加山西省会演皆名列前茅，其中《闯宫抱斗》、《三滴血》、《生死牌》、《鹰山春雷》等本戏和《打柴劝弟》、《打镇台》等折戏皆荣获一等奖，作为县级剧团，又是外来剧种，能有这等辉煌，实属来之不易。无怪郭氏在山西拥有多种荣誉头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
　　然而在文革风暴的冲击下，好端端的运城秦腔团却意外被迫撤销。1979年，为了争取恢复运城秦腔团建制，郭育民又一次自费在东叶家寨办起了演员训练班，但这回不只是在其外甥家中，还利用曾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居住的“知青院”，招收男女学员七十余名，排出十多本戏如《八件衣》、《卷席筒》、《棒打薄情郎》、《屠夫状元》、《三夫人》、《状元与乞丐》、《三滴血》、《游龟山》等。这批学员，郭氏曾带往山西，一试身手，遍演晋南诸县，惜事难遂愿。后来不得不星散于新疆哈密、玛纳斯，青海湟中，陕西千阳、陇县、西安等地，凡远去者，郭氏均着其助手南军怀一一伴随同往，安顿妥当，始觉放心。至于恢复一事，因种种制约终于不了了之，但这个团的存在价值及撤销后的绵绵余波，足使人体味郭氏及其合作者为之倾注的心血劳绩。
　　显而易见，郭氏在其毕生惨淡经营的秦腔事业上，虽因诸种客观因素深怀遗憾，但他在艰难的环境下奋力探索组织承办班社，培养秦腔人才的精神令人感佩。从客观效果上来看，他不仅使秦腔走出陕西，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使秦腔艺术得以普及传扬。
　　郭育民能取得这些成绩，是与他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分不开的。
　　其一，他有很强的事业心，为了办好心爱的剧团，他不惜工本，全力投入，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韧。
　　其二，他有幸遇上了几位重视文化事业，尊重戏曲艺人的领导者。县委书记史鸿，曾任《中国农民报》主编，他在山西任中，对秦腔异常关爱，一次剧团参加省上会演获奖，他组织县上各部门领导热烈祝贺，并提议办点实事，为剧团奖励幕布一套，亲赋七言诗一首，印制于大幕内侧，盛赞秦腔浓烈凝重、激越奔放的艺术风采，一时传为佳话。另一县委书记李琏，时常向郭询问剧团的演出和工作情况，尤其对派往剧团的行政党务人员要求严格，还亲赴剧团，专门召集“娃娃们”开会，听取意见，体恤下情。作为县领导，如此作为，实不多有。另有文化局长吴正中，早年进过“鲁艺”，是一位既懂行又热情的好心人。文革前对剧团多方关怀，文革后复出升迁，正是在他的过问下，郭氏的生活费由原先的35元增至55元。郭氏病逝后，接任的文化局长解天社、又偕同副局长兼运城蒲剧团团长吕海清率郭氏生前友好及弟子王正民、刘振民、袁治中等来西安奔丧，其情可感，说明郭氏为人处事留给山西人的深刻印象。
　　其三，他有一双识拔人才的慧眼，培养并团结了一批艺术骨干。1951年办训练班时，考生中有一位抱着吃奶小孩的青年妇女，状貌特异，旁观者皆以为绝难入选，岂料郭氏却促其回家安顿孩子，专工净行。后该生果然不负期望，成了远近闻名的女花脸，唱功吃重的包公戏颇为出色，不让须眉，堪称秦腔一奇。剧作者刘志修，原在陕西工作，因故受处分，经朋友向郭氏推荐，他慨然应诺，大胆任用，后来刘为剧团的剧目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先后创作、改编本戏《双母记》、《细柳庄》，并导演《槐树庄》、《雷锋》等，周围剧团十分羡慕，赞叹“到底有个作者好!”著名琴师张少田，50年代早期曾在三意社操琴，后因故离开，1957年即被郭氏聘往山西，不但操琴，还担当剧团艺委会主任及导演工作，也参与修改剧本。曾导演《李亚仙》、《谭记儿》、《狸猫换太子》、《游西湖》等，经他移植导演的秦腔现代戏《鹰山春雷》，获山西省会演一等奖，晋南十多个剧团，纷纷留学取经，连山西省话剧团导演张万一也在运城住了三天与其探讨戏曲现代戏的表演方法。
　　其四，他有相当广泛的社会交往，眼界宽，信息灵，因而决策果断，行动迅速。如与西安秦腔界就联系密切，常常拜访剧界名流如刘毓中、苏育民、李正敏、何振中、封至模、惠济民、黄俊耀以及他的忘年交南怀容等。郭与他们之间的交谊，目的无他。皆缘于戏。因之，西安的许多剧目，诸如《红灯记》、《梁秋燕》、《两颗铃》、《鹰山春雷》、《雷锋》、《苦水甘泉》、《李亚仙》等，郭都在山西及时推出，赢得观众赞赏。
　　其五，郭氏克己奉公，心地善良，也是他的朋友和弟子们公认的。作为团长，他在巡回演出中，常在剧场门口收“签子”(即竹制简易门票)；作为团长，他常收留乞食的叫花子。一次40多人的演出队，竟有20余人随行，他给活儿干，也给饭吃，南怀容也多次感慨其为“怪人”，因为他们一起吃“羊肉泡”时，郭氏常悄然离座，主动寻找乞儿散馍，足见其侧隐之心。再是如果那位同行临时无班可搭，只要找他，管吃管住外，还写条子叫见某某社长，一去准灵，所以大家戏称其为“流浪艺术收容所所长”。至今，人们提起往事，皆予其朴素实在的概括：“好人！”我想，一个人有职有权时受人恭维，不足为奇，贵在离开人世多年后还有不少人追忆怀念。他的孩子们更是深寄亲情，这充分体现出郭氏的人生价值与身后业绩，郭氏泉下有知，应当倍感欣慰。尤其把秦腔扩展到山西，且旷日持久，形成气候，并先后培育出如许弟子，这并不容易，秦腔中如郭氏者并非多有，秦腔史册理当有其一页。
　　(草拟此稿，幸得程润生、南怀容、陈正俊、张少田、李敬希、李敬耀、赵晓云、宋秦刚、贺秦儒、赵秦周、刘秦侠、周伯亭、王建成、南军怀等师友同道热诚提供资料深致谢忱——笔者)
　　出处：当代戏剧. 1998-1999年（合订本）/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