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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腔之子——记戏曲音乐理论家王正强


  乡风淳厚的西北高原,不乏音乐之声的鼓荡与回响,古朴豪放的千曲百调,宛如植根于民间沃土的树种,经过历史长河的浸泡和孵化,开始吐蕊、繁衍、重生、成长,最终结出多种文艺样态的累累硕果,其所寓含的奥秘和摄人魂魄的文化内蕴,唯有血液中流淌着音乐细胞的探索者们才能体味得到。甘肃就有这样一位深谙西北民族音乐真谛的学者,他纳百川而归大海,集表象而窥内质,用一部部沾满泥土芳香的戏曲音乐理论专著,将人们带进传统文明的艺术世界,这位学者就是王正强。
  王正强是一位勤奋耕耘于民族艺术中的戏曲音乐理论家,他的作品颇丰,仅专著就出版近十部,另有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和各类文艺评论百余篇,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其中《兰州鼓子研究》、《秦剧名家声腔选析》、《甘肃秦腔唱论》、《秦腔音乐欣赏漫谈》、《秦腔音乐概论》、《陇剧音乐研究》以及《秦腔词典》等著作,由于皆属开山之作,一经出版,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深切关注。澳大利亚、美国、法国、日本等一些从事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学者,对王正强的研究成果发生浓厚兴趣,常在信中与之交流切磋,甚至还专程来兰造访;延安时代的老作家曲子贞,很少为戏曲撰写评论,但出于对王正强研究成果的偏爱,不仅连续为其作品写出专论,二人也由此结成忘年之交;他的专著在西北各省更具影响,尤其在八百里秦川,每年总有许多热心读者给他写来热情洋溢的书信,甚至寄来现金让他滋补身体。王正强也由此受到戏曲界、学术界、评论界和广大秦腔爱好者的普遍关心和尊重。
  爱迪生曾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王正强的成功,虽有赖于他的资质和天赋,但勤奋和热情则是更重要的因素。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用充满幻想的笔,在报刊上发表饱含美好希望的诗歌,尽管最终他没有成为一个诗人,但诗的韵律和诗的深沉,却丰厚了他后来的音乐创作。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以后,就一头扎进民间音乐的汪洋大海之中,觅珍寻宝。正是他十分重视向民间音乐学习、挖掘与汲取,曾创作出富有西部特色的歌曲数百首,其风格既有眉户格调,又有秦腔神韵,更有小调和花儿的乡土气息,著名歌唱家胡松华、李双江等都曾演唱过他的作品。当胡松华在兰州演唱了他谱写的《歌唱兰州》后,这首歌迅速在群众中不胫而走,竟相传唱,一时成为兰州人的骄傲。
  从八十年代初始,王正强又把兴趣转向戏曲、曲艺音乐理论研究,并以“犟牛”精神,苦心钻研八年,终于推出力作《兰州鼓子研究》。在这本书里,他以全新的观点,不仅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兰州鼓子”的渊源流变,以及每一曲本、曲牌的来历和沿革,同时也对我国整个牌子类曲艺同样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作为兰州鼓子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理论专著,被评论家誉为兰州鼓子研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最新成果”。著名戏曲音乐家王依群先生看过此书后,也给王正强同志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称赞这是他“截止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曲艺著作中最完整、最翔实、最好的一本书”。这部著作的主要章节还被译为日文在东瀛刊行,从而为兰州鼓手这一源远流长的地方曲艺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王正强对蕴含着西北民众独有气质和精神的秦腔艺术更是情有独钟,并为之付出极大的心血。近十年来,几乎以两年平均一部专著的速度,对秦腔艺术分别从历史学、美学、旋律学、演唱心理学以及唱派、声腔发展学等不同角度,作出分门别类的研究和探讨。从而将悠久、庞大、繁杂、丰富的秦腔文化内涵,纳入理性的规律化、系统化的发展轨道上。王正强的这些著作,不仅大大加强了秦腔艺术的理论建设,也促使秦腔剧种的理论研究目前已大大领先于其他地方剧种。
  王正强的《秦腔音乐概论》,是系统研究秦腔音乐的第一本专著,一经出版,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并分获中国戏曲音乐国际研讨会学术专著二等奖和甘肃敦煌文艺奖一等奖。陕西戏剧界同志撰文称此书是“一幅秦腔音乐的全貌图,透视出秦腔音乐的‘五脏六腑’、洞察到‘脉’跳‘血’流的真实动态,领悟到秦腔音乐摄人魂魄的‘神韵’,并进而看到新形势下秦腔音乐发展的趋势和前景。称得上近年来秦腔音乐研究的一项优异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使用价值”(见《当代戏剧》96.3期)。在这本书里,作者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流畅抒情的文笔,为我们描绘出秦腔从源头出发,一路奔腾而下的澎湃气势和弯弯曲曲的历史进程,使我们看到了鼎盛时期东西南北中五种秦腔争妍斗芳的壮观场面,看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易俗社志士仁人创造新秦腔的历史功绩,更看到了新时期以来广大秦腔音乐工作者为实现秦腔音乐现代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重大成就,从而为我们明确指出了秦腔音乐从曲牌体到板腔体进而再到多元体这一发展规律。《秦腔音乐概论》正是以它丰厚的理论内涵和独特的远见卓识,为秦腔音乐领域填补了空白,打破了过去“秦腔有戏无论,更无音乐理论”(吴刚文,载《甘肃广播电视报》96.8.11)的历史偏见。由此,人们对秦腔的特质及其发展有了一个从形式到内涵、从感性到理性的比较完整而又合乎逻辑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王正强对古代甘肃西秦腔的探讨,可谓排众说纷纭,立独家新解了。长期以来,西秦腔不仅直接影响到秦腔的历史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中国戏剧史也是一个致乱之源,由此引发陕甘两省乃至全国学者对秦腔发源于甘、于陕而各执一端。王正强则在掌握大量史料和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明确指出“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但“确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他结合明万历、清乾隆年间以西秦腔演出的《钵中莲》、《搬场拐妻》等剧目,在对其声腔运用进行分析后认为,二者的分野不只暗含于戏文词格体制之中,而且还体现在唱腔音乐旋律之内。甘肃西秦腔为曲牌体,陕西秦腔为板腔体,前者较后者还要古老得多,但二者皆从西部本土而生,且都同受汉唐乐舞化育滋养,自然相互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王正强还对西秦腔为什么衰微、秦腔为什么一度大展雄风得胜于京都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这是因为古丝绸之路的冷落,另一条文化流播热线兴起,沿东南海路向西流进,导致新兴的陕西秦腔称雄西北,古老的甘肃西秦腔遭到吞噬。板腔体到底比曲牌体更具时代新意,悲剧性的文化失落现实际上代表着文化发文化发展中新陈代谢的必然潮流,更何况古老的甘肃文化也需要发达进步,也需要同时代脉搏保持同律跳动,尽管“甘肃西秦腔的衰亡与陕西秦腔的兴盛均成为历史,但就此而引发出的高明见解却有着永恒的意义”(森林文,载《兰州晚报》96.9.27)。正是王正强经过多年的寻踪探研,使争论数百年的这一历史学术悬案,显露出清晰的脉络,这不能不说是他对秦腔发展史乃至中国戏剧史的一个重要贡献。
  王正强的《秦剧名家声腔选析》一书,也被学术界称为“有史以来研究秦腔唱派和声腔的第一部专著”(范克峻文,载《戏曲研究》第三十一辑)。书中对近六十年来陕、甘秦腔名家各个唱派特点、旋律创作、发声技巧、表演心态以及各自所持的不同美学思想等,均作了恰如其份的描述和分析,从而为我们展示出一幅色彩缤纷的秦腔舞台群英图,使深受西北观众所喜爱的秦腔名家形象更富于立体化、真实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王正强还分析了名家艺术上的不足,这比起那些一味“捧角”的评论要客观、科学得多。在这本书里,他还将秦腔的声腔艺术作为剧种盛衰存亡的决定性因素详加论证和肯定。他认为腔体与演唱是构成秦腔声腔艺术的两个方面,腔体的存在与发展,有赖于演员的传承和创造,而演员则必须对腔体要有足够的透悟,才能产生出流派并推动剧种的发展。难怪有人撰文称他的这部著作“是把这一学术课题往前推进了一步,在微观层面上填补了地方戏声腔研究的空白,在多学科的运用上,将戏曲声腔研究提升到系统性、规律性的阶段。”(安裕群文,载《西部歌声》1989年第2期)这部书出版以后,不仅得到戏曲音乐界的重视,也深受广大秦腔爱好者的喜爱,很快销售一空,并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有些人买不到此书,便借来相互传抄,著名秦腔音乐家杨天基先生,竟能一字不误地背诵该书的大段论文。一部戏曲声腔专著,能得到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实属罕见,足见广大读者是相当识“货”的。
  更为可贵的是,王正强为秦腔首创“词典”,他作为主编,延揽西北各省学者参与编纂,并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着重体现“民族精神本身”,来构筑这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基础工程。《秦腔词典》内容分总类、表演、剧目、音乐、舞美、人物、团体、剧场、书刊等九大部类,并以丰富的资料,深厚的内容、通俗的文笔,逐条阐释了秦腔乃至整个梆子声腔剧种的历史渊源流变、各种程式技巧、历代艺人的实践经验和艺术创造成果,以及理论、剧目建设等等,被誉为“秦腔文化的百科全书”、“一座书面的秦腔博物馆”,称赞“其学术研究价值无论怎样估量也不显过份”(杨智文,载《兰州晚报》96.3.31)。
  《秦腔词典》的问世,虽然为我国的地方戏曲填补了一项重要空白,也先后收到省内外甚至国外许多读者的热情来信,给予了高度肯定,但王正强并不以此为满足,多次表示其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的地方,目前他正着手修改、增补,争取在两年之内再为读者献上一部更丰富、更全面、更准确的《秦腔大辞典》,由此表现了一个学术研究者正直端庄、不断进取的崇高品格。如今,在王正强的案头,又摆放着一部数百万言的巨著手稿,那就是由他主编并列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甘肃卷》。他告诉我们,该书明年将通过终审并出版发行,目前正昼夜兼程加紧编纂。无疑,这又是他对甘肃戏曲事业的一项重要贡献。
  王正强是学术研究界有名的“拼命三郎”,在创作高潮时,废寝忘食,忘我忘人,闭门谢客,不见踪影,熟悉他的朋友也不轻易去打扰他,待一月半载后,与他同时面世的则往往又是一篇篇、一部部力作。然而,这都是他业余而为之。他作为广播电台的一名编辑,又身兼甘肃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每天又有许多正业和社会事务等待他去做,对此,他都能统筹安排,做到诸事不误。他在学术领域能取得如此重大成就,主要在于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人。他对戏曲的研究,不是就戏曲而论戏曲,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范畴之中,进行“多学科”的类比和思考,视野空间的浩瀚与广博,平时又十分注意素材的积累,再加上他那清新隽永的文字功力,奠定了他立论新颖且极有说服力的基础,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戏曲文化,本是宗教文化和商业文化碰撞结合的产物,但目前它却受到科技文化的严峻威胁与挑战。因为,科学技术愈发达,人们的文化品味就愈高,对精神产品的要求就越挑剔。这正是传统戏曲目前之所以处于低势的真正根源。当我们问及他对秦腔艺术的发展前景怎样评估时,王正强毫不掩饰地说:“从历史发展角度讲,一种旧艺术形式的衰微和另一种新艺术形式的产生是相辅相承的,这既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同时也是艺术发展的正常规律。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科技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时代,那么,作为封建时代和小农经济意识抑制下所产生的戏曲艺术,就应该物竞天择,图变求新,只有尽快完成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才是它唯一的求生之道”。对此,王正强还从科技文化和传统文化“接轨”的角度,对戏曲艺术未来的表现形式作出预测,如演出小型化、舞台全息化、舞美激光化、表演多元化、伴奏电脑化、剧种风格对应化等等。对此,他还十分自信地说:“我不认为我的这种预见是一种凭空的胡诌。因为,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目前戏曲舞台中的艺术创造实践,何况高科技已经开始包装我们的生活,宇宙探测器正在向银河系边缘驶去,如果再不相信天外有天,而依然笃信玉皇大帝的真实存在,那才是真正的迂腐”。但他最终又归结到一点:戏曲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高素质的文化。因此,目前所进行的戏曲改革,应该要有具体内容,其中至为关键的。便是提高戏曲演员的文化素质,须知他们才是唯一掌握戏曲生死存亡权杖的人。
  也许这正是王正强多年研究戏曲艺术的一种参悟和结论,更是他对戏曲事业责任感的一种萌动与疾呼。
  出处:当代戏剧. 1998-1999年(合订本)/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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