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说明：①秦腔是梆子声腔系统的源头剧种，中国梆子戏的源流研究，是向以秦腔的源流研究为主要对象的；②秦腔等梆子声腔剧种，是明、清时代形成的地方俗曲，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扼杀与禁演，见诸子于文字记载的史料甚少，使其源流学研究成为中国戏曲史学研究的一大高难堡垒。③建国五十年来，秦腔的源流研究经历了三大发展里程，由五十年代的众说不一的多元论，到九十年代明末清初的形成说而基成定论。
　　探索历史奥秘，填补历史空白，向来是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历史使命。在一般人的认识视野里，自然科学的探索要难于社会科学。其实不然，有些社会科学形成结论的难度，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甚至要比自然科学更难，更为不易被攻克。号称当代尖端科学的原子能技术，中国从1956年组织发起，到1964年于西北地区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期间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只用了不足十年的时间。而向称中国戏曲史的高难堡垒的中国梆子戏的源流学研究，特别是它的代表剧种秦腔的源流与形成的研究，若从1949年10月陕西的第一部秦腔史学著作《秦腔记闻》算起，至九十年代《中国戏曲志》秦腔条始于定稿时至，先后共经历了几代人，近五十余年的漫长岁月。可见中国梆子戏源流学研究的难度之大。
　　在中国梆子戏的源流研究的历史长河中，笔者虽是第二代后起之新学，然而有幸的是，八十年代以后，在全国戏曲史学界向梆子戏源流研究这一高难堡垒发起总攻的论战中，亦作为一位年轻的战士，身临其境地参加了这一史学大战。为此，笔者在此藉以自己亲自目睹与身感同受的事实作以论述，不仅是要史载当代秦腔源流与形成学创立的历史要绩，并要从曲折迂迥的学术论争中，寻求一些更有价值的治史规律，以便开创秦腔史学研究的再度辉煌。
　　一、关子历代剧种的形成说
　　讨论研究学术理论问题，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经过探讨，求得对某一理论问题的公论或比较接近的认识，就需要共同研究，确认某一问题的立论原则。如讨论剧种的形成问题，就首先应该明确：对一个剧种来说，能够决定它可以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然后再从这一剧种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寻找关于这些主要因素的证据作为立论根据，才有可能作出科学的符合这一剧种历史实际的论断。
　　中国的戏曲史家认为：凡是戏曲剧种，都是由曲、词两部分组成的，前者为它的歌唱部分——一个剧种特有的戏曲声腔，即音乐部分；后者为它的唱白部分，即一个剧种的文学部分——演出剧目。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剧种，说明声腔和剧种，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能只有声腔，就形成了剧种。因而探讨一个剧种的产生，只从声腔说明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说明这种声腔，与代言体故事剧目的结合，才能够说明一个剧种的正式产生。根据决定一个戏曲剧种形成的两个必备的要素而论，研究某个剧种的形成历史，只有拿出这一剧种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声腔和演出剧目两方面的证据，方可作出这一剧种于某一时代形成的历史结论。除此以外的其它证据，尽管可以作为研究这一剧种形成的依据，但不是主要的直接的证据，只能是一种间接的旁证，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一个剧种而论，只要拿到了声腔和剧本两方面的证据，即便没有其它方面的证据佐证，也是可以结论的；相反，就是其它方面证据罗列很多，而缺乏声腔和剧目两方面的证据，还是不足以论定的。这就是近世以来，中国戏曲史学界在讨论剧种形式问题上所公认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自清末以来，我国众多戏曲史学家，在漫长的艰苦探索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科学的剧种形成说。中国戏剧史家，所以论定秦腔形成于明代，正是根据这一立论原则而确认的。因而秦腔的明代形成说能够得到全国戏曲史学界的承认，关键正在于此；关于秦腔的其他形成说，数十年来，也可谓之不少，但始终不为全国学者所认可，其缘故也在于此。
　　说明依据一个剧种早期声腔和剧目方面的证据，论定一个剧种于何时产生的形成说，是科学的，能够为全国戏曲学界所公认，主要在于这两方面的立论依据，是证实一个剧种形成的两大决定因素，有了它的存在，即可标志一个剧种的正式诞生。其中声腔是代表一个剧种特征的重要表现，也是这一剧种区别另一剧种的根本标志。研究它，自然对论定一个剧种的形成，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除此，发现和研究一个剧种的早期剧目，则比声腔方面的证据更为重要。剧本为一剧之本，剧本本身就包含有唱做念打等各项艺术在内，通过对一个剧种演出剧目的研究，也可以研究出某一剧种的声腔特征。因而发现和研究一个剧种的早期剧目，并以此为论据来研究认定一个剧种的形成历史，则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这一戏剧史学的研究原则，早从清代迄今已为历代戏剧史家所认可。如清人叶德辉在《秦云撷英小谱·序》中说：“戏文脚本之不可知，乃断断谈律吕，辨宫商，岂不谬哉?”就是说在研究一个剧种的形成时，只谈声腔而不研究它的剧本，要想论定一个剧种的形成历史是不可能的。清末民初曾开中国戏曲史一代研究之风的戏曲史家王国维，也认为论定一个剧种的形成，是需要以早期剧目作重要根据的。他在二十世纪初撰著的中国第一部戏曲史——《宋元戏曲史》时，因当时没有见到南宋戏文三种脚本，看到的戏曲剧目，只有元杂剧的一百多种存本，因而他在书中论证中国古典戏曲起始时代时说：宋代是否有真正之戏剧，不可知，中国真正之戏剧自元杂剧始。可见王氏给中国古典戏剧历史所作的结论，完全是以早期剧目存本为根据而言的。近代的戏曲史家，在研究戏曲史时则更重视于早期剧目的研究。如中国著名戏剧史家张庚曾在《戏曲艺术论》一书中称“中国到了十二世纪九十年代，才有正式的剧本诞生，那时写剧本的人叫书会先生，自从书会先生的戏文脚本出来之后，中国戏剧才成为比较完整的形式。我们现在讲戏曲史，是拿戏曲剧本诞生作为中国戏曲正式形成的一条杠杠的。”他又说：“剧本的出现，标志着各种艺术手段开始统一在一个目标之下，为表现共同的内容服务。”广东莫汝成又在《关于粤剧梆黄源流问题》一文中说“中国戏曲历史悠久，变化复杂，声腔名目繁多，一个名称又往往包括许多不同的腔调，因此探讨声腔最好有剧本、曲谱作根据。光从名词上去判断，是很容易出差错的。”近世以来，中国的戏曲史研究实践也早已证明，这一研究途径是正确的。我国现在将中国古典戏曲之始结论于南宋时代，就是根据1920年，粤人叶恭绰在旅英期间于英国的书铺发现的著录于明代的《永乐大典》三十三卷的《张协状元》等三种戏文脚本而论定的。前文所引张庚谓之中国古典戏剧正式诞生于十二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以此三种戏文脚本为据而言的。他在文中说：“产生第一个剧本的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个剧种，叫做南戏，现在还保存着最古老的南宋时的一个南戏脚本叫《张协状元》。”可见，探讨和研究一个剧种的早期剧目，并以此为论据，对论定一个剧种的产生与形式的历史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总之，戏剧史学研究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就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一个剧种早期声腔与剧目方面的证据为据去研究，才有可能真实地揭示出一个剧种形成与产生的历史本质。因而，我们研究秦腔的形成历史，要想众家之说通过争鸣逐步趋于统一，我们也只能遵循这一科学的途径去探索。
　　二、秦腔形成学被视为中国戏曲史高难堡垒的历史要因
　　究秦腔的源流与形成问题，远的不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来已出现过的众家之说，集其要者，有秦代说、唐代说和明代说。其中明代说为中国现代戏剧史家的立论，并得到了全国戏曲史学界的普遍公认。秦、唐两代说多为陕西部分研究者的观点。因而在秦腔的形成问题上，全国戏剧史学界的认识是基本趋于一致的，唯有秦腔的发祥地——陕西的戏曲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分岐。其分岐的主要焦点是秦腔在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历史地位问题。立论于秦、唐形成说者认为：秦腔早于秦、唐时代形成，秦腔当为中国古典戏曲之祖，包括宋元戏剧，都是从秦腔发展演变而来的，秦腔自秦、唐时代形成，至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主张明代形成说者认为：中国的真正戏剧始于宋元戏剧，秦腔是宋元戏剧发展到明代最早出现的地方戏曲之一种，秦腔自明代形成以来，至今只有500年左右的历史。可见，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秦腔史学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戏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确有探讨清楚之必要。
　　说中国梆子戏，特别是秦腔的源流与形成学的研究，是中国曲史学界长期攻坚的一大高难堡垒，实际是因为以秦腔为代表的中国梆子声腔剧种，是产生于民间并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俚俗”艺术，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及封建文化所藐视，使它长期只能以一种民间艺人的口腹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见诸于文字记载者十分罕见；再加上明、清两代封建统治阶级及封建文人的历史偏见，在他们所组织编修的众多史书中，对于向为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宫廷艺术以及以雅曲尊称的昆曲等南北戏曲，连篇累牍地予以记载，而将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则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曲，一概抹煞不记。偶然有之，也只是一些消闲文人茶余饭后的杂记和随笔，且多为只言片语，尚无系统著文。以致造成秦腔等梆子声腔剧种早期形成的历史足迹久为历史尘埃所湮没，后世的曲史学家要拂去历史的尘埃，勘明秦腔形成的历史真迹，自然就成为一种不易攻克的历史难题了。
　　另一方面，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阶级，除了不许在各地所修的官方史书中记载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俗曲，同时为维护他们所倡导的昆曲等雅曲艺术在中国剧坛的统治地位，还不断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生杀大权，通过各地官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昆、弋等戏曲艺术，而不断地对秦腔等地方戏曲(时称花部)进行大规模地禁演和扼杀活动，以至于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一斗争从明代开始延至清代中叶，竞显斗争高峰。据清室档案资料记载：从乾隆到嘉庆的近百年间，清廷封建统治者竟以“皇皇上谕”在全国对其它地方戏曲禁演姑且不论，仅对秦腔的禁演几乎是弥漫全国的，乾隆年间，陕西秦腔艺人魏长生首次带秦腔入京演出，曾为北京观众所欢迎，成为京中舞台的第一佼佼者。但乾隆皇帝却大为震怒，出谕禁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五十年(1875)，议准，嗣后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断续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尚有怙恶不遵者，交治衙门查拿惩治”。迫于遭禁，魏长生又带秦腔，南下扬州和苏州演出，亦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同样因嘉庆帝不悦，于嘉庆三年(1798)，下谕又在苏州禁演(见苏州梨园公所禁碑)。后魏长生不畏皇帝圣谕，三次进京演出，又遭嘉庆皇帝“奏明禁演，渐革此风”之禁(见清人杨静亭《都门纪略》)。随着清廷的禁令，各地方官吏禁演秦腔之风亦然盛行，秦腔在陕西农村演出，陕西巡抚陈宏谋先后于乾隆十年、十一年、十四年曾四次下令禁演(见《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十四、二十一、二十七、二十九)。就连雍正七年，清廷驻藏仪使大臣周瑛带秦腔乱弹随军入藏演出，也难幸免，四川提督黄廷桂，曾以此为大逆清廷，奏明圣上禁演，并罢了周瑛的官(见《雍正上谕内阁》)。在明、清两代皇廷对秦腔等花部地方戏曲实行抑花崇雅的高压恐怖政策的统治下，不仅各级官府的文人不敢对秦腔等地方俗曲作出文字记载，就是一般的民间文人，为了免于杀身之祸，在他们的古籍著作中，也是尽可能地作以回避的。人民群众是主宰一切文化艺术的历史主人，同样，一切戏曲艺术的兴衰都是取决于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尽管明、清两代的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昆曲为代表的雅曲，曾经使其一度成为中国戏曲剧坛的盟主，辉煌一时，但因封建文人及封建统治阶级对雅曲的长期垄断与妄改，又使其逐渐变成了远离人民群众的衰亡之曲，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需求。基于此种之势所迫，秦地的人民群众率先利用秦地的民间艺术，创立了秦腔等地方戏曲，与统治阶级崇尚的雅曲形成了鲜明的抗争之势。正如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云：“地方戏曲是昆曲不能满足于人民群众的视听，便就各地的牧歌樵唱、野调山声，只拣他们能够听懂者采取，久而久之，遂形成各种形式的地方戏剧。”说明明代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曲的兴起，是人民群众以“俗曲”形式向“雅曲”争夺戏曲阵地的一种斗争。可见，秦腔等地方戏曲的出现，是违背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的，因此这一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激烈而残酷的。大体从明代末叶开始，延至清代中叶，虽然最终以俗曲兴雅曲衰而告终，但因封建统治者在此期间采取各种手段，对其进行过多次的围剿和镇压，以致使此种对抗与斗争的结果，客观上抹煞与埋没了秦腔最初出现的历史真迹，为后世的曲史研究留下了一段疑踪谜案。这是造成秦腔的历史记载过少，形成与发展轨迹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后世的曲史学家只能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力排历史之阴雾，通过勇敢的艰难探索，才有可能探掘出早期的秦腔的历史实迹。
　　三、中国戏曲界确立秦腔明代形成说的主要依据
　　秦腔的明代形成说起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出现的史家和著作很多，就其代表者，可择要列出以下几家。
　　一是王芷章1937年在《腔调考源》中云：“秦腔好讴，由来已久，自金元院本散亡，演为曼绰，为弦索，弦索流入陕西为秦腔。秦腔用弦索，并以竹木击节，故称梆子。”此说谓之金元院本，为金元时代剧种，按我国历史朝代顺序，元代之后即为明代，故金元院本散亡之后，演变而成的弦索流行于北部所形成的秦腔等剧种，当在明代。
　　二是中国著名戏剧史学家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中载：“在明代，除了弋阳腔的发展比较广阔外，其限于一省或几个地区的戏剧声腔，还有……诰猖腔，西秦腔。”又说：“西秦腔在明钞本《钵中莲》传奇中作《西秦腔二犯》，是一种七字句，第三句落仄声，不押韵，好象一首七言绝句。《缀白裘》第六集收有《搬场拐妻》一剧，亦作西秦腔，但字句长短不一，是一种时令小曲的路子，以上都是明代已经出现的戏曲声腔”。此说谓之在明代南方出现了弋阳腔，北方出现了西秦腔等戏曲声腔，实际上与上述王芷章的观点相一致。所不同者，周氏所论提出了更多的立论根据，比王氏之说更加具体和明确。
　　三是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秦腔》条云：“秦腔明代中叶以前在陕西，甘肃一带的民歌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受到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的剧种的影响，而成为梆子系统(乱弹)的代表剧种”。说明秦腔不仅是明代以陕、甘民歌为基础而形成，而且是在明代中叶形成的，更加明确了秦腔在明代形成的具体时间。
　　以上诸家所立秦腔形成于明代说，是可信的，主要在于此说提出的立论根据是充分的，有力的。
　　其一，明代有历史以来最早见诸于文字记载的秦腔声腔。
　　前举周贻白所说明代《钵中莲》传奇中，有《西秦腔二犯》的唱调，据查系指1933年南京戏剧学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刊行的《剧学月刊》所载玉霜籍珍藏的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江浙无名氏所撰的传奇剧本——《钵中莲》第十四出，曾用有《西秦腔二犯》的唱调，这是有史以来唯一见到的关于秦腔声腔的最早记载。此出戏是以二净(顾老头)、贴(殷氏鬼魂)、旦(殷氏)三人连唱的，全出共二十八句，初以七字句形式，唱词是：
　　殷氏：(唱，西秦腔二犯)
　　雪上加霜见一斑，
　　重圆镜碎料难难。
　　顺风追赶无耽搁，
　　不斩楼兰誓不还。(急下，二净上)
　　老儿： (唱)
　　生意今朝难误过，
　　贪风贪月有依攀。
　　方才许我口鸾凤，
　　未识何如筑将坛。
　　欲火如焚难静候，
　　四家王□要相烦。
　　终须莫止望梅渴，
　　一日如同过九滩。 
　　殷氏： (上)呔!快快赔我缸来!
　　顾老儿：乾娘!(唱)
　　说定不赔成美意，
　　一言既出重丘山。
　　因何灰死重燃后，
　　后悔徒然说佛翻?
　　此剧记载的唱调虽为“西秦腔”，不是“秦腔”，但据《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西秦腔》条记载：“西秦腔，古代戏曲剧种，明末清初流行于陕西，甘肃一代，清乾隆年间，一度曾在北京盛行，有人认为西秦腔就是秦腔。”另据陕西剧种编写委员会所编《西府秦腔》一文记载：“西府秦腔也叫西路梆子或西秦腔，是秦腔向西发展的一个流派……，一直向西流传到甘肃的天水、平凉、凉州、兰州，远及青海、新疆一带……它与甘肃历史上渊源最深……到清初，天水、平凉(均在甘肃省内)一带的戏班子，教戏的多半都是凤翔、岐山、宝鸡(均为陕西西府地域)的名艺人(在明代及清乾隆前陕甘未分省)，一直至今，甘肃还有很多西府秦腔的老艺人。”证明在历史上所谓的“西秦腔”就是“秦腔”，是实指陕西西安以西的西府及甘肃地区所流行的一路秦腔。按此明末万历年间有《钵中莲》传奇剧目采用《西秦腔二犯》的唱词，来证实秦腔在陕西于明代形成，亦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明代有历史上最早流行于世的秦腔剧目。
　　除了前述的明末万历年间有钞本《钵中莲》一剧外，还有清代乾隆三十五年钱德苍所辑《缀白裘》第六集刊有标名剧种声腔为“西秦腔”的剧目《搬场拐妻》，写的是宋代武大郎妻被拐，为宋江所救一事。据前引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纲要》中立论秦腔形成于明代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以《搬场拐妻》作为明代秦腔剧目来证明的。广东莫汝成也有同一认识，他在《关于粤剧梆黄源流问题》中说：“明代秦腔也称梆子腔，……《缀白裘》中秦腔戏《搬场拐妻》已属明末清初本。”说明《搬场拐妻》确为明代秦腔剧目。另据秦腔音乐专家王依群在《搬场拐妻》中《西秦腔考》一文的实际考查，该剧中所采用的两段《西秦腔》唱段，前段为曲牌体，拟为俗曲小调的唱法；后一段则为秦腔，为板腔体声腔的基本唱腔。
　　其三，明代有历史上最早制用的秦腔戏箱。
　　据青海邓靖声在《青海解放前的戏剧与电影》一文中载：西宁“一个秦腔戏班是陕西华县人张新春领的“福盛班”，在石坡街的一个破大院中搭棚演戏……大约最迟在1916年便解散了。这一阶段演出的那些剧目现在已无可考，但据湟中西堡公社的农民业余演员胡建中同志说；他们公社新平大队流传至今的剧目《火牛阵》、《大劈棺》就是“福盛班”到西堡唱庙会戏时传授的。同时还把一副明代末年遗传下来的戏箱卖给了当地，五十多岁以上的人都见过。是在丝织品上用重彩画制的，不同于以后刺绣的戏箱。清代以来的戏箱图案均为刺绣而成的，而这里记载的明代戏箱却是用重彩颜色在丝织品上画制的，正好证明这是明代早期秦腔的原始戏箱，清代以来的刺绣戏箱显然是在明代这种水彩画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副秦腔戏箱又是由陕西华县人张新春从陕西带到青海的，亦即证实：明代在陕西即有以此种戏箱演出的秦腔戏曲存在。
　　据笔者1982年夏季赴甘肃考查期间，曾听甘肃省剧目工作室王承休谈：1956年，他去河西走廊临泽县的沙河镇调查戏剧文物，在本镇发现一古老戏台，墙壁刻有清嘉庆××戏班到此演戏的记载，即找当地老艺人调查，见一老艺人名丁希贵，说他们沙河镇秦腔戏班演戏由来已久，据他们听前辈艺人相传，此镇戏班是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并拿出一些古老戏箱给他们看，其靠甲蟒袍都和清代以来的戏箱不同，比后世的靠蟒要短一些，靠旗是长方形的，上下长，和清代以来的三角形靠旗不同，后经鉴定证明，这是明代早期的古老戏箱。这一珍贵文物的存在说明明代确有秦腔在陕、甘一带流行。
　　其四、明代有历史上最早问世的秦腔班社。
　　据陕西《西府秦腔》记载：“西府秦腔著名的老班社有历史悠久的张、王、高、田四大班子，其中最早的为华庆班(即张家班)，据说在明代就成立了，起初是周至人所创办，到清代归眉县堤坞村张家接办，驰名陕甘一带，到解放前夕才散伙。清初还有一部分随军到过大小金川(四川境内)。它有近千本传统剧目，服装、道具、砌末均很精致，文武各种脚色、腔调无所不包。”
　　概观前论，明代既有最早秦腔声腔的记载和秦腔剧目的出现，以及最早秦腔班社与秦腔戏箱的存在，不仅从各个方面证实了秦腔是在明代开始形成的，而且是在明代中叶于陕西形成的。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按照中国戏剧史家论定一个剧种何时产生，需要拿出这一剧种于某一时代出现的声腔和剧目两方面的依据作证的立论原则，秦腔形成于明代的立论者，均已从这两个方面出示了证据，这是秦腔的明代形成说近世以来，能够走遍全国，不约而同地为我国戏剧史学界普遍所接受的一个根本原因。可见，真理是客观的，是需要实事求是的，凡是按照科学的研究途径揭示了事物本质的立论，根本不需要什么权力辅以推行，也会不径而走行之于世的。正象巴甫洛夫所说：“事实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永远也是腾飞不起来的。”
　　四、建国五十年来秦腔源流与形成学研究的三大进程。
　　基于秦腔系明代以来中国诸多梆子声腔剧种的源头剧种，也是与昆曲、高腔、皮簧等声腔剧种并驾齐驱的四大声腔剧种之一的观点，且在中国名目繁多的数以百计的地方戏曲中，占有极为显要的历史地位，故而关于秦腔的源流学研究，早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曲史界就曾首次掀起了研究热，不仅引起了国内曲史学家的倾心与关注，纷纷著书立说，论其源流与形成；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曲史学家的钟爱，先后涌现出日本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澳大利亚马克拉司的《秦腔的影响及其成功的原因》等曲史专著，影响九州与海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秦腔发迹于陕西，且长期是统治陕西城乡剧坛的主要剧种，但是建国以前陕西的曲史学界关于它的源流与形成学的研究竟呈一片空白的冷落局面，不要说没有一部关于秦腔的史学著作问世，就是一般性的史论文章也是寥若晨星。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京沪等地的大批曲史学家流居陕西，通过兴办报刊等形式，向沉睡的陕西曲史学界发起了挑战性的呼吁，唤起了陕西曲史学界的觉醒。至建国初期，陕西的一些专家、学者始于奋起应战，迈出了向秦腔史学领域探索的第一步。从1949年至1954年先后编著出版了部分秦腔史学著作，成为陕西秦腔史学研究的开篇之作，填补了陕西秦腔史学研究的历史空白，同时也拉开了陕西秦腔源流与形成学研究的序幕。大体亦从此时开始至九十年代的50年间，陕西秦腔的史学研究共经历了三个曲折迂迥的发展进程。
　　第一阶段，五十至七十年代，秦腔秦、唐两代形成说的出现，一度造成全国戏曲史学界对秦腔源流研究的分岐，因而也影响了秦腔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建国以前，全国戏曲史学界呼吁陕西剧界重视秦腔史学研究的初衷在于：依借陕西学者长期生活于秦腔发祥地，对秦腔的历史有较为熟知的方便，以期写出更为证据确凿的论著，促进全国曲史学界对秦腔史学的深入研究。然而出乎全国曲史界意料的是，陕西最初出现的几种秦腔史著，由于作者研究方法的历史局限，没有将秦腔置于中国曲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研究，反将其孤立于陕西曾有十三个封建王朝于此建都而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探讨，同时也缺乏一种正确的剧种形成学理论作为指导，于是竟然将秦代的民歌秦风及唐代的梨园歌舞视作秦腔声腔之源，并出现了秦、唐两代形成说。因而这一崇古论的出现不但未能进一步促进全国曲史学界关于秦腔史学研究的发展，反而使全国曲史学界本来只有明代形成说的一元论，变成了明代形成说与秦、唐形成说的多元论，增加了全国曲史学界统一秦腔源流与形成学认识的难度。一方面由于秦、唐形成说所举之论据概不符合秦腔形成的历史实际，研究方法又缺乏一般戏曲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因而这些著作的出现便很难得到全国曲史学界的认可了。另一方面又因这些著作的作者均系陕西剧界的专家，因而此论一经出现，便得到了陕西剧界的普遍推崇，且影响所及长达30年之久。从此以后，陕西的报刊、广播等凡涉及秦腔史学研究的文章，大体不是采用秦代说，就是采用唐代说。这种学术空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剧浓，且一直延至到七十年代。
　　第二阶段，八十年代，随着全国曲史研究热的兴起，陕西年轻一代曲史学者的涌现，在陕西新出的明代形成说经过与秦、唐两代形成说的激烈角逐，否定了秦、唐形成说的基本立论，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两论长期对立的分岐局面，秦腔的明代中叶形成说在全国剧界始于初步确立。
　　这一时期围绕秦腔的源流与形成说的学术论争大体从1982的开始到1993年结束，虽然经历了暂短的12年时间，但是从陕西到全国却经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史学论争。
　　1981年，为率先于陕西发端的第一次学术论争。起因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组织编著的《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开始在陕西组织编写秦腔剧种书稿而诱发。当时陕西一批参加撰稿的作者，通过在秦地的考察与研究，发现了秦、唐两代说的偏颇性，于是先由秦腔音乐专家王依群所写的《秦腔声腔渊源及板腔体音乐的形成》(以下简称王文)和苏育生所写的《试论秦腔的源流与形成》(以下简称苏文)以及本文笔者所写的《关于秦腔的明代形成说》(以下简称杨文)等论文，在陕西打出了秦腔明代形成说的旗帜，从理论上公开与秦、唐两代说展开了学术交锋。第一回合的争论是于1982年4月，由陕西省剧目工作室于西安主持召开的陕西地方剧种学术讨论会上展开的，与会专家、学者提交的秦腔史学论文共有7篇，其中除了前述的3篇为明代形成说外，其它以《秦腔源流与发展》为代表的4篇论文仍为秦、唐两代形成说。其中王文除了提出秦腔形成于明代中叶外，并通过以关中流行的说唱曲调《劝善调》与秦腔的基本板式[二六板]声腔曲谱的对照，证明了秦腔一整套的板腔体的音乐声腔是依据秦中类似[劝善调]的说唱艺术，经过艺人采用基调变奏手法的释变而形成的。杨、苏两文除列举证据，证明秦腔形成于明代中叶外，还入情入理地对秦、唐两代说的立论根据进行了逐条的考辩。他们在论文中说：
　　根据中国近世史家公认，论定某一剧种的形成，需要拿出这一剧种形成于某一时代的声腔与剧目两方面的证据方可确认的原则，关于秦腔形成于秦、唐两代说的立论者，直至目前还未拿出这方面的可靠证据。
　　一、秦代形成说的立论者言： 
　　秦腔发源颇古，自秦襄公收复丰镐，创建秦国以来，变温柔懦弱之气，成刚劲激昂之风，车邻驷铁，遗响犹存，吴季礼听歌秦风曰：“此之谓夏声，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风之旧呼。”李斯谓：“击瓮扣缶，弹筝搏髀，而歌鸣鸣，快人耳者，真秦之声也”。
　　据此证明，秦风即为秦声，故又得结论是曰：
　　考诸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盛行于明，广播于清，几经演变，蔚然大观，在国剧史上可为开山鼻祖，有屹然独立不可磨灭之价值。
　　可见秦代形成说的立论者是以产生于公元前的古代《诗经》中的秦风(即秦声)作为立理根据说明的。但据余冠英在《诗经》注释中云：“秦声”，即为古代流行陕西一带的民间歌谣，即为民歌，并非戏曲声腔。从音乐分类而言，民歌与戏曲声腔之间是有渊源关系的，在某种条件下，民歌可以发展成戏曲声腔，但民歌本身却并不是戏曲声腔，正如马少波在《三大秦班进北京》一文中说：“远在周代慷慨激昂的秦声，这时还是民歌性质，还没有形成戏剧，”因而秦声当不为秦腔声腔。秦代形成说的立论者将民歌秦风结论为秦腔声腔，显然是不足为信的。
　　另据陕西研究秦腔音乐的王依群认为，秦腔音乐属变体燕乐体系，其秦腔的苦音唱腔基本为变体燕乐徵调式；欢音唱腔基本为清乐音阶徵调式。考诸中国古曲音乐发展的历史，燕乐最早形成于隋、唐时代，当时是由汉民族音乐与西域少数民族音乐(主要为龟兹乐)相结合而形成的。可见远在唐代以前的秦代，我国的燕乐音乐还没有形成，当然以燕乐演变形成的秦腔声腔也就不可能产生了。
　　二、唐代形成说的立论者言：
　　第一派以李龟年为首，其次则鹤年也。弟子中景从者甚多，是为一大派。龟年赋性慷慨，故其腔调亦激昂，如悬崖瀑布，殊不迥旋。其最长之节目为《秦王破阵曲》(即《七德舞》)、《一戎大定曲》之类，皆属英烈之事迹，恰与其腔调相合，故李氏之声价，即由《秦王破阵曲》驰名。此曲普通称为《秦王曲》，太宗之功业，尽在为秦王时故也。龟年工唱《秦王曲》，因之龟年一派之唱腔统称为“秦王腔”，此腔调盛行，人又简称“秦腔”云。
　　按照此说所论，一言以蔽之曰：唐代梨园李龟年所唱的《秦王破阵曲》就是秦腔声腔，陕西秦腔即由唐代而产生，其实这和秦代说一样，与实际的历史事实是相悖谬的。
　　第一，据《辞海·秦王破阵乐》条云：
　　秦王破阵乐，又名七德舞，唐宫廷乐舞。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破灭刘武周，军中遂有《秦王破阵乐》流传。李世民即位(公元627年)后，曾命吕才协音律，魏征等致歌辞，贞观七年又亲制《破阵乐图》，命吕才数乐工128人，披甲执戟而舞。舞有三遍，每遍四阵共52遍，有往来疾徐击刺等形象，并有司管鼓乐合奏，歌者合歌。音乐在汉族清宫乐基础上，吸收龟兹乐成分，史称其舞象及音乐“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是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
　　可见这是唐代的一支舞曲，并非戏曲声腔，更无秦腔可言。
　　基于以上所论，秦、唐两代形成说的立论者列举的所谓秦腔声腔证据，经过论证，均不属秦腔声腔，加之两代形成说的立论者又均未拿出秦、唐两代的秦腔剧目作证，按近世戏曲界通行的确认剧种形成的立论原则，秦腔在秦、唐两代的声腔与剧目两方面的证据皆不具备，故以上两说均不能成立。 
　　第二个回合的学术论战，是1982年10月于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梆子声腔剧种学术研讨会上进行的。这次大会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山西省戏剧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史学盛会，也是八十年代全国掀起剧史研究热的一个起步和标志。全国26个省市的曲史学家150余人参加，陕西两派学术论争的代表人均应邀参加了会议。鉴于秦腔在中国梆子腔剧种大家族中所处的排头位置，会议论文的宣读顺序也将秦腔论文排在了第一天上午，无论是陕西的，还是其它各地所送的秦腔论文都集中于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宣读。这次各地提供的秦腔史学论文共有6篇，宣读之后，受到各地学者欢迎的还是几篇明代形成说，一篇是前述秦腔音乐家王依群在陕西剧种史学会宣读的论文，这篇论文因采用声腔比较学的研究方法，证实了秦腔声腔是明代源于秦中类似(劝善调)之类的说唱音乐而形成的。此说对于进一确论中国著名曲史学家张庚在《中国戏曲通史》一书中提出的中国梆子声腔是源于山、陕民歌与说唱音乐形成的理念性结论，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史学依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另外一篇是笔者提供的《秦腔源流新识》一文，从更多的古籍记载方面证明了秦腔系明代中叶以陕甘地区流行的民歌、俗曲与说唱音乐而形成的，与王依群更多地从声腔曲谱考辨方面所作出的论证，形成了殊途同归的结论。会议的第六天，中国著名戏剧史家张庚为大会作了关于“中国梆子声腔剧种的形成与流变”的专题学术报告。他说：“若把中国梆子戏放到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研究，它只能是出现于明清时代的产物，陕西建国以来不断有人提出秦腔形成于秦、唐时代，可是我将唐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认真地看了几遍，也未发现‘秦腔’二字，至于唐代出现的大曲与歌舞百戏，我研究来研究去，似乎觉得它们与后世的秦腔也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虽说唐代有昌盛发达的音乐歌舞，这是我们整个中化民族的文化遗产，若说它对中国戏曲产生过影响的话，应该是对我国的众多剧种都是有过影响的，不能只因为唐代建都于长安，就只影响了秦腔一个剧种。秦腔是一种戏曲声腔，当然更不能说唐代的音乐歌舞就是秦腔。”
　　本次会后，陕西省文化厅还及时召开了秦腔史学研究规划会，会上听取了张庚在太原的录音报告，更使陕西的剧界朋友耳目一新，史学观点亦为之大变，长期由秦、唐形成说统治的陕西剧界也从此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
　　总之，1982年10月于太原召开的中国第一次梆子声腔剧种学术大会，既是中国梆子剧种史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秦腔史学研究中各种形成说在全国戏曲史学界展开的一次学术论争。会议不仅清理了秦、唐形成说给中国梆子腔史学研究造成的种种理论障碍，也初步确立了秦腔明代形成说的基本立论：①秦腔声腔渊源，是源于秦地的民歌与民间说唱音乐而形成的；②秦腔的形成地域，为甘、陕两省所属地区；③秦腔形成的时代，为明代中叶。
　　继太原召开的中国第一次梆子腔史学研讨会后，1985年10月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主办，于西安举行了中国第二次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按照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主要研究中国梆子声腔剧种的改革与振兴问题，以便促进当代梆子声腔剧种的再度繁荣与发展。然而在会议的学术讨论中，却出现了一个仍然围绕着秦腔源流问题论争的小插曲，我国的戏曲史学界曾称此为秦腔史学论争的第三大回合。只是这次论争的焦点不再是陕西秦、唐形成说与明代形成说之争了。而是围绕着秦腔声腔的渊源，是源于秦地民歌与说唱艺术而形成的，还是源于吹腔声腔而形成的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唯因这次论争从者甚少，加上在全国大有声望的秦腔声腔专家王依群在1982年公布的论文中，早已从秦中说唱音乐中找出了秦腔声腔之源，并已形成了全国剧界普遍公认的学术态势，所以秦腔源于吹腔的形成说并没有活跃多久便消声匿迹了。张庚与王依群的秦腔源于秦地的民歌与说唱音乐的立论，仍然作为一种客观可信的立论，普遍为各地曲界学者所认从。
　　第三阶段，九十年代初期，中央及各省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主办编修中国第一部戏曲志书——《中国戏曲志》，通过中央及全国各省区戏曲史专家，对八十年代初始形成的秦腔明代中叶的形成说的部分立论再次进行了群体考察、研究和修订，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终审立论，并以政府官修志书的名义出版问世，成为秦腔形成学研究堡垒终被攻克的历史标志。
　　《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修志始于1984年，基于秦腔在中国戏曲中的重要地位，秦腔条目当已作为本志及全国戏曲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条目列入了计划。经过陕西卷编委会的研究，仍确定笔者担任了这一特大条目的编修任务。笔者从1986年开始撰稿，基本上采用了八十年代的明代中叶形成说的基本立论。经过1987年到1988年的三次修改后，1988年10月于陕西通过了有全国各地专家参加的初审会的审稿。1989年至1991年又经过了第五、六次的修改，1991年4月又于西安通过了复审会议的审稿。但当第七次修改稿完成后，并于1992的9月递交北京本志总部进行终审时，经过总部专家的再次审议，认为八十年代的立论仍有欠妥之处，于是又于1993年4月调笔者赴京再次进行了修改。主要提出的终审修改意见有两条，一条是八十年代的明代中叶形成说的立论根据，主要是明万历四十七年(1691)的《钵中莲》一剧的第十四出所采用的《西秦腔二犯》的唱调，因明代从1368年建国至1644年灭亡，历时共276年，若将明代分作初叶、中叶、末叶三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平均90年左右，万历四十七年(1619)距明亡的1644年仅有25年，当属明代末叶，八十年代将本为明代末年出现秦腔形成的立论依据上推于明代中叶，这是八十年代的曲史学家采用了推论的不科学的治史方法而确认的，认为《钵中莲》一剧出现于江浙地区，证明它的形成时期应在万历四十七年以前，若加上秦腔在陕西形成并流传于江浙所需要的时间，即至于明代中叶。但按戏曲志书的修志原则要求，所有上书的史实均应以史实所出年代为准记载。明代中叶形成说的著文明显是不符合这一修志原则的，因此，秦腔形成时代的准确记载应为明代末叶。第二条是若将秦腔最早出现的时代立论为明代万历四十七年，距明亡的时间过短，对一个剧种的形成来说尚有时间过短之嫌，为了增加这一立论的科学性，还应将秦腔形成的下线时间下延于清代初叶。于是经过专家们的选择与认定，清代初叶可以作为秦腔形成的立论依据共四条，有两条出自于陕西关中地区，其一是关中东府地区出现的清代秦腔剧本《阎王乐》，有“康熙王登基有四年(1655)，各州府县演乱弹，京中王爷要御戏，我同州(今大荔)选了个邹邑班”的记载；再一条是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陕西泾阳鲁桥镇的张鼎望著有《秦腔论》一文，对秦腔的演出技艺作有“听抑扬抗坠之妙，不觉眉飞色舞”的记载。而另外两条记载则出自于山西晋南的平阳(今临汾)地区，一条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孔尚任往山西，赋《平阳竹枝词·乱弹词》二首，描写了他在平阳观赏的为康熙王献演的秦腔：“乱弹曾博翠花看，不到歌筵信亦难。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郸。”“秦声秦态最迷离，屈九风骚供奉知。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落花时。”另一条是在此以后京官朱维鱼于陕回京，取道山西，著《汾河旅话》，叙其于晋南越城，霍县一带看到的秦腔：“村舍演戏曰梆子腔，词极鄙俚，事多诬捏，盛行于山陕，俗传东坡所唱，亦称秦腔。”根据以上四条记载，认为八十年代将秦腔的形成地域说成陕、甘地区尚为不确，一则明末至清初没有看到秦腔出于甘肃的任何记载，反于山西晋南出现了两条证据确凿的史载，从而认为八十年代将秦腔的形成地域立论为陕、甘地区不妥，应修改为陕西的关中地区及与之毗邻的山西晋南地区。这一修订意见确定之后，笔者又于1993年4月20日开始进行秦腔条目一稿的第八次修改，终于是年5月6日竣笔。秦腔的形成说，经过本次北京专家们的群力策修，定性的立论修改为：形成时代由八十年代的明代中叶说改为明末清初说；形成地区，由八十年代的甘、陕说改为陕西关中地区及与之相邻的山西晋南说；声腔渊源依然保留了八十年代张庚与王依群的源于秦地民歌与说唱音乐说。
　　当时北京的专家对此曾有评论说：这次为秦腔所作的终审立论，看来是保守了一些，但是也是较有科学性的一说。它是经过了建国后几代专家的多次的反复而又艰难地探求过程而形成的，当然也是可以以中华民族戏曲史学界群体智慧的结晶予以认定的。
　　杨志烈，汉族，祖籍陕西华阴。现年59岁，共产党员，大学本科毕业。现任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梨园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长期主攻中国戏曲史研究。编著出版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