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在中国剧协陕西分会组织的一次艺术交流活动中，山西省运城地区蒲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分别演出了蒲剧和秦腔《杀狗》，著名蒲剧演员王秀兰、著名秦腔演员杨金凤分别扮演焦氏。她们技艺精湛，独具风采的表演，使人赏心悦目，拍案叫绝。
　　《杀狗》是一出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的传统喜剧。剧中背弃人伦，虐待婆母的焦氏，作为被批判的人物，思想道德确有污浊，但又绝非坏人。这就要求演员既不能把她当做小丑展览，追求廉价的剧场效果，又不能把那些通过嘲讽而自然流露的喜剧笑料抹平。既要充分揭示生活矛盾，使戏剧冲突尖锐激化，又要为其改邪归正留有余地。表演分寸确实不易掌握。王秀兰、杨金凤不愧名家高手，她们善于从生活出发，准确地把握人物基调，紧紧抓住剧本规定情景，让角色沿着自己的思想逻辑去行动。不是外在的、故作丑态地去表现焦氏的滑稽可笑，或是理念化地去暴露角色的愚昧落后，更没有让人物以自我批判的态度图解主题。而是把焦氏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使其生活在自以为合理合法而观众并不容忍的事件之中。摒弃了概念化、公式化的表演，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舞台形象，做到了真中求深，美中求新。这是她们表演上的共同特点。
　　无疑，作品需要个性，艺术贵在独创。那么，在《杀狗》中王、杨个人的特有风格是什么?简言之：杨的特点是“娇”——娇嗔中见妩媚，纤细中见精巧，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极有规范可循，是严格的花旦做派。王的特点是“刁”——刁泼中见洒脱，率直中见明快，棱角凌厉，不拘一格，富有生活气息，行当上是正旦与媒旦的结合。略举几例：
　　人物出场。在秦腔里，焦氏是在听到曹庄喊她时上场的。因为刚打过婆母，出了气，有点洋洋自得，但又不知丈夫唤她何事。杨的处理是左手拿饼，右手捏葱，伴随轻盈而急促的脚步，自语道：“说啥呢，打（左口，右外）老贱辈把人打得乏乏的，烙了个油*(左饣，右玄)饼……”说着咬口饼子就着生葱，边吃边走向门口。忽见曹庄面带怒气，她猛吃一惊，急转身小跑几步，偷偷将饼扔掉。接着整整鬓角，咽口唾沫，轻抚胸口，使自己稍有平静，跨门槛时右脚抬起，似落而未落，欲进而不进。加上偏头斜睨，双肩微震的动作，虽不见面部表情，但从背影里把戏给了观众，真是传神极了!蒲剧焦氏出场，是在婆母连声呼唤，吵得她很不耐烦的时候。王的处理是，手纳鞋底，飞针走线，嘴里嘟嘟嚷嚷：“这是谁家母羊下羔哩，叫得人怪烦的……”明知故问，语调辛辣，显然是给婆母飘凉带刺。加上慢慢腾腾的脚步，大大咧咧的神气，显得颟顸而麻木。进门时，两眼左右一瞥，两脚高抬急拐，然后旁若无人地盘腿坐在椅上。一看就知道，她既是手脚麻利的主妇，又是不好惹的“歪人”，简直入木三分!
　　细节处理。剧中焦氏对曹庄说道：“要我孝顺咱娘不难，须得答应我三件事(即对婆母一打、二撵、三杀)”。这个近似发狂的要求，虽多少带有戏谑成分，但作为既爱丈夫，又怕丈夫的焦氏，要对曹庄公开讲出，总不免提心吊胆。事实上，还未开口她就怕得连眼皮也痉挛起来。这里，杨金风匠心独运，让焦氏从地上捡起一根细柴屑，蘸上唾沫粘于右眼皮，藉以自慰。这细节显然是从所谓“右眼跳崖”的迷信说法中提炼的。用在戏里既有喜剧色彩，又形象地勾勒了人物的愚昧落后。蒲尉也有绝招，当婆母饥肠辘辘，想吃油*(左饣，右玄)饼时，焦氏却拿来一块放了七八天的干馍。这里，王秀兰用了几个构思奇特的动作：让婆母，舍不得；自己吃，碰了牙；用手掰不动，又在腿上磕……折腾够了才递给没牙老人。天呀，婆母怎能啃动?末了，焦氏又一把夺过，借口“爱惜米面”，竟拿馍喂了狗!多么典型而深刻的细节，真可谓“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道具运用。以物作戏，借物传情，把道具的使用与技巧的发挥统一起来，这是戏曲特有的艺术手段，《杀狗》也不例外。请看：王秀兰以她肩头那条五尺白绫，或拂尘，或擦泪，或揩碗筷，或当腰带，是那样的得心应手。杨金凤用她手中那块红绸手帕，时而轻轻抖开，藏眉遮眼，时而撕扯帕角，发泄牢骚。又是那样的自然贴切。一只饭碗是空的，但端在王秀兰手里，又是搅，又是吹；又是品汤味，又是吞面条，碗中那葱花、油点，辣面、姜片仿佛真的喷香扑鼻，使人垂涎欲滴。一把椅子是死的，到了杨金凤手里或坐或倚，或推或拉，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乱动，在她纠缠曹庄，逗惹对方与自己说话那段戏，三次搬动，各不相同，目的性极强。当曹庄避而远之时，演员虽然还在坐着，但仅凭“单腿带椅”的技巧，就使椅子有节奏地快速挪动，一下子活了起来。然而这些技巧又非形式主义的为用而用，而是生活化了的，紧密结合剧情的，是与人物的行动逻辑、性格特征连在一起，并符合传统戏曲虚拟、夸张的艺术表现规律的。因此，博得了观众的热烈赞誉。
　　总之，王秀兰、杨金凤虽然同戏、同角，但竞相媲美，恰若双璧，其特有艺术风格自成一家，各有千秋。惟愿她们的精湛艺术能够永葆青春，后继有人！
　　原载《陕西戏剧》1980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