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活动的广泛开展，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扩大了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
    在延安时期的大部分时期内，国民党对中共控制区始终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和军事围剿，“一不许共产党发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总之，只许国民党的诋毁、恶骂、造谣、污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①他们还调动舆论工具对中共及其军队大肆污蔑，说中共是“皮包里夹着土制炸弹”②的匪徒。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自身通讯设备条件的限制，中共要向外报道真实情况困难重重，致使“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③而大批国际友好人士和团体冲破层层阻挠访问“红色区域”，对外界了解中共真相起了巨大作用。
    美国记者斯诺是“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调查了解我们情况，并将事实公诸于世界的外国记者”④。中共对斯诺的来访极为重视，所到之处不仅普遍受到热情欢迎，在工作上更是为他提供一切方便，允许他“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苏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全面考察了中共及陕北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则通过斯诺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共团结抗日的诚意，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共及其军队的污蔑。采访归来后，斯诺写下后来风行全球的畅销书《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共的详实可靠的材料，使与世隔绝的中共成为当时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斯诺的影响和带动下，到红色区域访问的外国记者、作家、学者越来越多。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下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如史沫特莱的《中国的反击》、《伟大的道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等，这些作品向全世界真实客观地报道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抗战业绩，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有些记者原来对中共抱有偏见甚至是反共的，在经过实地采访后也改变了看法，称赞边区“百姓生活进步，政治民主，抗战意志坚强”。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认为边区是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在封锁线后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向各自所在的报社、新闻社发回去了数以百计的有关解放区的通讯。1944年7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8月3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的节目中，广播了《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上由访延记者发回的通讯，盛赞陕甘宁边区广泛实行民主，八路军不依赖政府，自力更生，生产自给。这些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国民党对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的污蔑之词。
    (二)影响美国舆论，推动美国政府对中共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政策。
    抗战期间，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使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上，它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能否制止国民党对中共的敌视甚至消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因此，中共在开展外交活动时，特别注重与美国的交往，热情欢迎来自美国的记者，尤其是带有官方背景的个人和团体来访。他们对中共客观真实的宣传，推动了美国政府对中共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
    在美国政府与中共没有任何正式接触的情况下，到过红色区域的记者对中共的报道就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西行漫记》被公认为是“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⑤，“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了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⑥。它不仅影响了世界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的决策人物。罗斯福总统很快就成为“斯诺谜”；他多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政治问题。毕森既是《美亚》杂志编委，又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远东问题专家。他曾就中共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看法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采访毛泽东，他认为“延安的经历为我们在以后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岁月里正确地估计形势、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基准线。”⑦毕森回国后，发表大量文章，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提出建议和批评，呼吁美国给予中国尤其是中共以更多的援助。由于这些记者有“红色中国”的经历，对中共的政策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的报告往往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依据。有的记者还被美国政府委以重任。如毕森被任命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员，拉铁摩尔由罗斯福推荐，担任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期间的顾问。
    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政府派往中共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人卡尔逊，他同时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密使。1937年至1938年，卡尔逊访问了华北、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在广泛接触了中共和八路军各级领导后，高度赞扬中共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援助中共将有助于战胜日本。”卡尔逊还把他写的关于中共的著作——《中国的双星》送给罗斯福，这些成为罗斯福了解中共的窗口和制定对华政策的参考依据。卡尔逊回国后按照中国游击队的模式组建了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担任其助手的恰恰是罗斯福总统的儿子，由此可见卡尔逊对总统的影响之深。
    美军观察组对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及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向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发回了大量报告，仅谢伟思一人从1944年7月到10月就写了51份政治报告。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重视中共及其军队的建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⑧，美国“不能无期限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片面地支持蒋介石只能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而这对美国在华利益是灾难性的；中共领导的军队“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高，士气旺盛”；“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⑨这些报告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共成功地推荐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与中共对美开展对外交往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三)对遏制国民党反共阴谋，维护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期间，尽管外敌当前，国民党仍不断制造摩擦，企图消灭中共，致使抗日统一战线多次面临破裂的危险。英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牵制日本，不愿意看到国共合作破裂，引发内战。因此英美对抗战期间的国共摩擦十分关注，而这又成为制约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重要因素，从而使中共通过对外交往来争取国际舆论、制约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成为可能。这里仅以皖南事变为例，作一分析。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制止投降分裂”⑩，南方局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事变前夕，周恩来就多次与英美苏驻重庆大使馆联络，把国共摩擦的情况通报给大使馆，希望英美两国为抗日利益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英国大使卡尔曾经口头向蒋介石表示，希望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国共争端。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向在重庆的外交使团和新闻记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在会见美总统特使居里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并说明皖南事变真相，居里对此深表同情，并答应向美国政府通报。周恩来还亲自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晤，就皖南事变问题交换看法，卡尔也将事变的真实情况向英国政府汇报。王炳南等中共代表也走访外国使馆，负责外宣工作的龚澎带着相关材料到处奔走，广泛接触外国记者。这些活动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掩盖事变真相的企图，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抱病约见蒋介石，对事变提出质问。1941年1月24日，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对国共摩擦表示关注，并暂停了美国政府计划中对华贷款的实施。罗斯福还警告蒋介石：“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财政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11)3月7日，美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和亨贝克在约见驻美大使胡适时又强调：“国共之间不和的后果远比起因更为严重”，“美国对中国的稳定至感关切”。(12)
    中共还通过记者斯诺和斯特朗在国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关注。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保证：“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13)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四)有利于中共进一步了解世界，走向国际政治斗争的大舞台。
    延安期间大量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共控制区了解抗战真相，中共也通过他们向国内外广泛宣传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抗日武装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这种对外交往的开展，一方面成为中共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制日，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条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也是中共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中共与外界的交往是双向的。中共把来访的外国记者当作一种特殊的信息源，经常向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和情况。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斯诺的来访，把斯诺当作“媒介”，“常常扔下案头工作”，与他彻夜长谈，并向他询问有关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等问题。斯诺还被邀请到红军大学作关于英美对华政策的讲演。史沫特莱也经常将自己收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新闻介绍给朱德等八路军将领，并且把外国驻华机构寄给她的反法西斯宣传品分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外部信息。拉铁摩尔在访问延安期间也以美国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给边区干部作国际问题的讲座。中共领导人还通过与国际友人的交谈了解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如英美人士对国共两党的观感及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盟军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问题。此外，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常被延安地区的部队邀请去讲解有关军事知识。包瑞德上校曾就美国陆军的训练方法、美国海军的发展，如何识别日本军舰和商船等问题向八路军指战员作了多次报告。陆军少校彼得金就爆破材料的使用向1000多名八路军官兵作了演讲和示范。(14)这些交流，使中共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并提高了中共对外交往的能力，为日后走向国际政治斗争的大舞台创造了条件。
    中共在延安时期对外交往活动的开展，扩大了中共的国内外影响，对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外交往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时期中共积累的丰富的对外交往的经验，对建国后我国的对外交往仍然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①《解放日报》，1941年8月15日。
    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页。
    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页。
    ④武际良：《斯诺传奇》，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⑤《斯诺文集》(1)，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⑥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⑦朱建华：《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⑧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⑨袁武振：《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始末》，《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69辑，第123页。
    ⑩《皖南事变资料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66页。
    (11)李良志：《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12)(13)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256页。
    (14)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