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这不仅因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并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块完整的根据地，是党与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出发点、总后方和抗战的指挥中枢；更因为这一时期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和政策理论上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完善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十三年的艰苦奋斗中，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了马列主义理论，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下了卷卷雄文，从而成为毛泽东一生著述活动最多、内容最丰富的阶段。仅从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来看，在延安时期写的就占到全书篇幅的70％，集中反映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建树。
    一、“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思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萌芽，并最初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则是在延安时期。1941年3月，《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的文章《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最早提出类似的概念。文中认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又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久，陈毅在为纪念中共建立21周年而写的《伟大的21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也就在陈毅的文章发表的同时，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
    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一年之后，在中共22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毛泽东来到王稼祥住处。据朱仲丽回忆，毛泽东当时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毛泽东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对这22年的中共历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让他送到毛泽东那里。
    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
    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风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7月8日，王稼祥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中全文发表。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便由于王稼祥的首创，毛泽东的认可，开始公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