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7日，红二十六军党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和下一步行动计划。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采用压制手段，强行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创建渭(南)华(县)蓝(田)(商)洛新根据地的决定。6月21日，红二团离开照金地区，开始南下。6月22日，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受到了黄子祥、张秀山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欢迎。6月23日拂晓，红二团在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配合下，开始攻打驻长坳堡的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准备营救被捕的渭北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部长孙平章。战斗进行中，红二团因急于执行南下命令，于黄昏撤出战斗。第三天早晨，孙平章在长坳堡西城门口被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壮烈牺牲。
    7月上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心字区安社村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战斗中，支队政治指导员赵永华等不幸牺牲。
    红二团南下后，于7月中旬在秦岭山区被打散。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7月24日，红四团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全团下辖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一连连长马志舟，政治指导员王伯栋；二连连长高占胜，政治指导员王安民。7月26日，在小道口举行了红四团授旗典礼大会。武字区各村堡农民联合会分会的代表带着衣物、鞋袜等慰问品参加了大会。
    7月27日，王泰吉、刘映胜率领耀县起义后组建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武字区，当晚在陵前镇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王泰吉等率领义勇军前往淳化途中，在心字区辘轳把村与孙友仁率领的特务二团展开激战，义勇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为策应王泰吉率领的义勇军北上，减轻国民党军给照金苏区的压力，红四团于7月30日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全歼张德润民团，处决了张德润。此战共缴获长短枪30余支。在这次战斗中，一连连长马志舟和排长秦福善不幸牺牲。
    7月28日，杜衡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在西安被捕。随后，两人叛变投敌，并带领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及甘肃的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在此情况下，担任“渭北剿匪司令”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调动六个团的兵力，从8月上旬开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围剿”，红四团随即撤离渭北根据地，前往照金地区。
    国民党军队进入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武字区后，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地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达四五百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和县委秘书李俊藻等也于8月中旬被捕。坚持了两年多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最后失守。
    渭北根据地失守后，苗家祥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坚持斗争。苗家祥隐藏在泾阳王桥街一名群众家中。9月5日，苗家祥的行踪被驻社树村的一名国民党军连长侦知，遂派兵抓捕。苗家祥在与敌激战中不幸牺牲，年仅26岁。苗家祥牺牲后，中共泾阳特支于9月20日在徐家堡学校召开会议，研究整顿处于解体状态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问题。会议决定由吴世昌、刘清和代理正副队长，本着“好的集中，坏的清除”的原则，重新组建游击队。但终因一些游击队员不听从命令，无法统一指挥。刘清和、吴世昌在各带四支短枪，北上陕甘边根据地途中，遭到叛徒张步成杀害。10月中旬，游击队的杨德林将张步成处决。至此，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完全解体。
    渭北根据地失守后，许多干部和共产党员被迫转移他乡。担任过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委员的姚万忠坚持留在富平淡村一带，继续领导群众与敌斗争。1934年春的一个夜晚，姚万忠不幸被田世俊民团逮捕，杀害于淡村镇东门口，年仅39岁。
    从1931年5月创建，到1933年8月最后失守，渭北革命根据地坚持了两年多时间。在两年多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为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发展英勇献身。渭北根据地的创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陕西地区活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创造了鲜活的富有创造性的经验，也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
    首先，渭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在陕西地区复兴革命运动而创建的农村根据地。但由于根据地地处关中腹地，根据地的中心三原武字区距当时陕西的第二大城市三原县城仅10多公里，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也不过50多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必然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和反复的残酷“围剿”，加之根据地创建初期没有一支正规红军部队，所以，面对优势之敌的“进剿”，就难以给予有效的抗击。尽管1933年7月下旬成立了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但部队只有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力量过于单薄和弱小，在国民党军重兵进攻的情况下，只能避敌锋芒，离开根据地，从而导致了根据地的最后失守。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①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②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失守，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这些论断的正确。
    其次，渭北革命根据地从建立到最后失守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王明“左”倾错误方针在各地得到贯彻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渭北根据地时，在很大程度上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最后失守。
    1945年7月11日，习仲勋在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总结了渭北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并且要有正确的政策，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了是条失败的路线。”③
    渭北革命根据地虽然最终失守，但是，根据地人民为创建根据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为创建根据地而英勇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先辈的不朽业绩，也必将永志青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63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