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1932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游击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报送书面报告，认为“红军游击队连续不断的胜利，政治影响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农民、士兵群众中去，大大提高了农民、土兵的决心与勇气”①。提出：“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②同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书面汇报工作，提出陕西省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斗争，开发游击战争及部分革命兵变，建立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以旬邑、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苏维埃区域。
    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陕西省委关于创建正规红军的建议，并要求“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即刻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刻开始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③。《决议》要求：“立即开始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定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现中央制定的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各种条例。”“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选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④《决议》明确指示：“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⑤
    为将游击队的活动区域“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⑥，《决议》要求在这些区域内“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彻底地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该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解除边区的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组织农民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⑦《决议》同时指出：“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立较大的根据地。”⑧
    《决议》要求：“陕西省委及陕西党的组织，必须十倍地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坚决地实现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在光荣与勇敢的斗争中，创造成新的广大的强固的陕甘边苏区与英勇的红二十六军!”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于6月1日做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决议》“认为中央关于陕西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完全正确”。同时“认为编制一师现在还是不可能的，‘在将来军事的进展’与群众武装斗争的开展当中必定是能够实现的”。现在“应当成立红军一团(据红军编制法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每连可编枪七八十支)并努力在最短期间编成红军一师，该部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独立团”⑩。《决议》还提出：“目前的根据地应当是陕甘边区(三原、南梁、职田、镇原)，必须积极的向山河北原处发展，肃清那个区域内一切反动势力，在最短期间使那里也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11)
    6月10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杜衡代表陕西省委出席了会议并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杜衡在报告中汇报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认为“省委过去对中央的报告是不实际的，使中央对游击队没有实际的了解，马上成立红军二十六军编制一师，是不可能的。但立刻建立正式红军，完成以上任务是最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目前严重任务。所以决定游击队中成份好的、党员、团员集中起来，成立红军一团，把好的枪枝都集中到红军中来，其余编成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番号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独立团”。(12)
    6月26日，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共临时中央做出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要武装，要土地(如陕甘边、南满等处)，要政权，已成为目前北方群众斗争的特征。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配合全国苏维埃运动，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13)《决议》明确提出：“在北方革命运动烈火般的发展中，在开展游击战争领导义勇军运动，创造新的苏区，以争取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是“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14)
    在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举行期间，中共陕西省委于6月18日在西安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认为群众革命运动急剧高涨，省委领导跟不上形势，工作中存在右倾机会主义。《决议草案》提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改造陕西全党首先是改造省委召集扩大会，所以省委成立这一关于两条战线斗争的决议，把这一决议寄中央要求中央派人来领导陕西工作，最低限度派人参加扩大会议，帮助陕西党解决这问题，并责成各级党部根据这一决议站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上检查省委的错误和自己的错误，作成决议。”(15)
    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指出：“根据北方会议及你们最近的决议，中央认为对于你们的工作，有特别指示的必要。”(16)要求陕西省委坚决执行“巩固陕甘边根据地创造新苏区”“创造产业支部开展工人斗争”“肃清富农路线，开展农民斗争”“肃清长官路线，保障士兵工作的发展”“扩大并深入反帝斗争”等基本任务，“立刻成立红军一团，进行广大的征收红军战士运动，要动员工人、雇农及贫农加入红军，积极改造土兵的成份”(17)。指示信强调指出：“红军必须开始有计划的游击运动，以旬邑、淳化、邠州(18)及正宁为中心，扩大游击区域，以与三原、富平为中心的农民斗争相配合。”(19)关于兵运工作，指示信指出：“省委必须清楚的认识，在士兵工作中的长官路线是陕西党严重的错误，他不仅障碍了士兵斗争，而且断送了几次三番的兵变……在士兵运动中，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打击这种官长路线的倾向，要严密保存我们组织的秘密，绝对排除与官长的勾结，禁止横的与不必要的关系。”(20)指示信要求：“积极的去组织兵变与领导自发的斗争，以与游击队相配合。省委必须严重的注意瓦解敌人的部队与组织革命的兵变，是冲破敌人围剿与发展新的游击区与苏区之一个主要力量。”(21)
    中共中央在指示信中还指出：“关于甘肃回民中的工作，中央要唤起省委同志的严重注意，陕西省委现在就应该担任创造甘肃省委的工作。过去把甘肃的工作限制在士兵中的倾向，中央认为是错误的。”(22)指示信还做出决定：“中央同意〇〇(23)同志为陕甘边游击队的主要负责者。省委书记中央决定〇〇(24)同志，〇同志在几天之后即可出发前来。”(25)
    8月中旬，孟用潜来到陕西，就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孟用潜传达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六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8月1日给陕西省委发出的指示信。会议做出《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要求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富农路线，特别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编成红军一个团，并在最近实现编制一个师的任务。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并派干部去陕南开展工作，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建立川陕边苏区。
    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议和8月1日发出的指示信，以及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决议和指示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与影响，要求陕西省委“坚决的执行中央路线，反对一切‘左’右摇摆的机会主义，特别集中火力去打击右倾机会主义”(26)，从而使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革命斗争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
    1932年8月30日，谢子长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回到部队后，首先整顿了部队，以稳定军心。陕甘游击队保留了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中共陕北特委和三原、旬邑党组织又动员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加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栏进行短暂休整后，挥师东进，前往耀县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国民党陕西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一直视陕甘游击队为心腹之患。9月初，陕西省政府和西安绥靖公署再次调集部队向陕甘游击队发起“进剿”。其具体部署是：陇东绥靖司令杨子恒所部第四十九旅九十七团(团长晁广顺)和九十八团(团长王劲哉)从甘肃正宁、宁县一线自西向东进攻；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第二五六旅五一一团从同官由东向西推进；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和陕西省保安第一游击队支队何全升部由彬县、旬邑向东北方向进攻，富平、同官、耀县民团从耀县向西进攻，企图将陕甘游击队聚歼于耀县照金一带。
    9月11日拂晓，陕甘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约2.5公里的杨柳坪村。这时，谢子长、刘志丹等获悉向西进攻的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即将进犯照金，遂当即立断，主动撤离杨柳坪，向后山一带转移，以诱敌深入，寻找机会，予以歼灭。
    当天傍晚，三县民团进抵照金、杨柳坪一带扑空，以为游击队已闻风“溃逃”，遂在照金附近的坟滩、柿坪一带宿营。
    当天晚间，陕甘游击队派出武装侦察的突击队员20余人隐蔽进入照金后，未见敌踪，遂向照金以北的坟滩一带侦察前进。当突击队接近坟滩时，宿营的民团正在集合，突击队立即向敌发起进攻。陕甘游击队主力部队听到枪声后，迅速兵分三路，向坟滩、柿坪一带进攻。面对游击队的突然进攻，三县民团手忙脚乱，仓促应战，向游击队发起多次反扑，均被击退。三县民团大部被歼。余部分两路沿石川河和清水河河谷逃窜，也被游击队歼灭。
    在坟滩、柿坪战斗中，陕甘游击队共歼敌400余人，缴枪300多支，民团首领党谢芳、蔡子发等7人被擒。战斗结束后，谢子长、刘志丹命令部队严加看管被俘获的党谢芳等人，准备将他们作为人质来换取武器弹药。但由于战斗频繁，这一计划未能实现。陕甘游击队转移到陕甘交界处的艾蒿店后，将党谢芳等人处决。
    在坟滩、柿坪战斗中，陕甘游击队不仅没有任何伤亡，而且战果辉煌。这一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战斗结束后，陕甘游击队向西转移。当进至淳化县安子洼时，游击队遭到何全升部队的袭击。激战一天，敌我双方均有很大伤亡。陕甘游击队遂撤出战斗。当部队北上至正宁县刘家店子时，又遭到甘军警备旅第七十八团的袭击。陕甘游击队奋力抗击，交叉掩护撤退。当部队进入旬邑县马栏一带时，才甩掉了尾追之敌。随后，陕甘游击队北上到达南梁、东华池一带。
    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获悉保安县城只有一个连的守军，遂决定奔袭保安城。游击队日夜兼程100多公里，来到保安县城西南的瓦子川石峁湾，计划第二天晚上夜行军进至保安，第二天拂晓向保安城发起袭击。王世泰回忆说：“因向导迷路，部队到达保安城东山时天已大亮，原作战计划被打破，战斗由偷袭变成了强攻。战斗中又发现原情报有误，敌人兵力不是一个连而是三个连，致使我军攻击失利，伤亡较大。”(27)
    在攻打保安城战斗中，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山保不幸牺牲，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和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等指战员负伤。战斗失利后，谢子长、刘志丹等被迫撤回陇东。途经富县和保安交界处的墩梁，以及富县张家湾八卦寺时，陕甘游击队又先后遭到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张子英团和高雨亭营的袭击，部队再次遭到损失。随后，陕甘游击队回到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这时，部队已减员到200多人，元气大伤。为了迅速恢复部队元气，度过即将到来的严冬，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相机消灭小股敌人，设法筹款解决过冬困难。王世泰回忆说：“会后，刘志丹带70余人到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杨森带五六十人到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谢子长带30余名战士掩护、照料30多名伤病员，在平定川山中休养治疗；阎红彦、杨重远率骑兵队进入照金地区，准备设法与省委联系，但他们没有和省委联系上，后来于10月中旬，在耀县老爷岭搞到一大批大烟土，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问题。”(28)
    经过两个多月的分散活动，12月初，陕甘游击队的四路人马会合于合水县的黑木原。随后，部队挥师南下，进入耀县一带。
    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耀县衣食村，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天，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宜君杨家店子(29)。12月20日，杜衡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以及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主要领导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宣布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给阎红彦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杜衡的无理指责和独断专行引起了陕甘游击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王世泰回忆说：“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对党决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地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30)
    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杜衡被迫同意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而谢子长、阎红彦两人，则被强制离开部队，前往上海中央局“受训”。
    12月22日，杜衡分别主持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红二团团长。经两次大会推选，王世泰担任红二团团长。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改编授旗仪式在宜君县转角镇(31)隆重举行。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团参谋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长，杨琪任团管理处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史克寿任共青团团委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骑兵连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步兵连连长李亚夫，指导员李秉荣；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指导员魏武。红二团合计200余人，枪支弹药齐备。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的开端，也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6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6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3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3页。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3页。
    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4页。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4页。
    ⑧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5页。
    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6页。
    ⑩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0页。
    (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77页。
    (12)  中共陕四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0页。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3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4页。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76页。
    (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79页。
    (1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18)  今彬县。
    (1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2页。
    (2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2—483页。
    (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3页。
    (2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23)  即杜衡。
    (24)  即孟坚，又名孟用潜。
    (2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2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2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6页。
    (2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6页。
    (29)  今属旬邑县。
    (3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8页。
    (31)  今属旬邑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