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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建红二十六军期间的武装起义


    从1932年4月至10月,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红二十六军的同时,还先后在陕甘边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里发动了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巉口起义和蒿店起义等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工作。
    (一)两当起义
    1932年4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刘林圃和习仲勋等在甘肃省两当县城领导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官兵发动起义,史称“两当起义”。
    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中的中共营委会,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于1931年春建立的。中共营委会下辖第一、二、三连和机枪连四个党支部。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营委会书记。1931年冬,在部队驻防陕西凤翔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曾派高维翰到部队秘密巡视工作。高维翰当时极力主张迅速发动起义,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实行。
    两当起义发动时,习仲勋任该营中共营委会书记,公开职务是该营二连特务长。关于两当起义发动的情况,习仲勋在1956年11月回忆说:“我们这个营原驻在陕西省凤县双石铺、杨家店子一带。1932年春,奉命移防甘肃徽县(团部在徽县)。原计划到徽县后起义,行至两当,因为士兵革命情绪十分高涨,遂于当晚12时举行兵变。打死三个反动连长,营长王德修越墙逃跑。除机枪连一部分士兵和武器未及时带走外,其余都掌握在我们手中。”①
    当时担任该营一连排长的中共党员吕剑人在1981年5月所写《我所知道的两当兵变》一文中回忆说:“1932年初,营党委派刘书林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认为兵变条件已基本成熟。省委又派刘林圃到凤县传达省委指示,决定利用一营由凤县调往徽(县)、成(县)的时机,在部队开往徽县路经两当县宿营时举行兵变。”②
    两当起义发动后,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政治委员,习仲勋任支队委员会书记兼二连副连长,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由许天洁兼任。全支队共200余人。起义部队连夜北上,准备前往旬邑,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北上途中,起义部队屡遭当地反动民团伏击,伤亡较大。在行进到麟游岳御寺③时,起义部队遭当地土匪头子王结子所部阻击,队伍被打散。此后,习仲勋前往旬邑寻找刘志丹。刘林圃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起义的经过。④起义部队被打散后,吕剑人和许天洁先后被捕。吕剑人被判处10年徒刑,在西安事变前假释出狱。许天洁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出狱。
    两当起义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回师陕西后,中国共产党在这支部队中最早组织发动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震撼了国民党陕西和甘肃地方当局以及第十七路军。习仲勋后来总结说:“两当兵暴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是: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在紧急关头其破坏作用很大;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⑤
    尽管两当起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却为中共陕西组织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积累了经验,也培养了领导骨干。
    (二)靖远起义
    两当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又于1932年5月,在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中发动了一次起义,即靖远起义。
    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是以甘肃地方军阀苏雨生部王子元团为基础组建的。王子元任旅长,共产党员张东皎任副旅长。早在1929年,张东皎就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安排进入王子元团从事兵运工作。该旅的参谋主任孙作宾、副官主任李罕言、军法主任王儒林、教导队队长苏士杰(苏醒民)、执法队队长石子健、第二团团长牛化东和第一团一营营长吕振华等均为共产党员。1932年初,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该旅中先后建立了一批党的秘密组织。其中,中共校官支部由李罕言任书记,孙作宾为委员;中共士兵(含尉官)支部,书记石子健;该旅教导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张东皎,副书记苏士杰;该旅第二团中的中共团委员会,书记张东皎,副书记牛化东。
    1932年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在旬邑马家堡陕甘游击队驻地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会后,谢子长根据陕西省委的安排,前往靖远从事兵运工作。4月28日,谢子长来到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的驻地靖远。与谢子长一同到达靖远的还有陕西省委委员、曾任省委秘书长的焦维炽。
    谢子长和焦维炽到达靖远后,对第三旅第二团的中共团委会进行了改组,焦维炽任书记,委员张秀山、石子健、苏士杰、高尊德。当时任第二团一营一连排长的张秀山后来回忆说:“团委在开会时,谢、焦传达了省委马上发动起义的指示。张东皎在会上发言时,检讨了自己是机会主义,没有马上发动兵变的思想准备,总以条件还不成熟,想等到将来力量大了再打红旗,没有估计到现在发动兵变的重要性。子长立即向东皎解释说,这不能说是机会主义,是省委过去没有指示。接着子长向大家解释了这次组织起义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在会上还详细讨论了起义计划。当时有过几个方案:有同志提出利用教导队开毕业典礼时扣留王子元,缴警卫连的枪。有的说,如果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就打王子元公馆(王的护兵多)和警卫连,把警三旅大部分带走。但这些行动计划都没有定下来,具体的行动时间也没有确定。”⑥
    正当起义积极筹备之际,5月4日,王子元突然扣押了张东皎和二团一营营长兼军法主任王儒林。由于情况紧急,一团一营营长吕振华于5月5日傍晚率领该营和教导队各一部共200余人在靖远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到达打拉池后,按原计划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焦维炽分别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由于谢子长、焦维炽与部队失去联系,遂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曹炳奎,第二大队大队长张秀山。
    起义部队行进到郎山台子附近时,被王子元派来的追兵打散,张秀山被俘。孙作宾利用张秀山曾救过王子元的关系,对王子元晓以“义气”,张秀山得以释放,离开靖远。
    在此之后,经过中共组织的多方营救,张东皎、王儒林相继被释放,来到兰州。5月30日,谢子长、张东皎利用王子元派机枪连连长杜鸿范带兵来兰州领军械的机会,将部队拉出来,在靖远水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旗号,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参谋长杜润滋。游击队下设三个支队,杜鸿范、张东皎、王儒林分任三个支队司令。部队在水泉堡打死了王子元派来追击的第三团一营营长周维邦。战斗中,张东皎不幸牺牲。
    1932年6月,起义部队合编为一个支队,称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司令王儒林,政委杜润滋,在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等县边界地区打游击。到7月,部队已由20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遂决定分设第四支队,由孙作宾任司令兼政委。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各辖三个大队。此后不久,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在集中训练时遭到驻靖远的王云山部的偷袭。部队与之激战后,乘雨夜突围而出。突围途中,又遭到驻宁夏的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的追袭,部队被打散后分散隐蔽。
    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和焦维炽返回陕西。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谢子长重新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焦维炽则化名赵仪三,以陕西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于7月下旬前往蒲城、澄城、韩城一带组织武装起义。8月初,焦维炽在蒲城县的晋王、永丰等地分别召开党员会议,决定利用党团员在当地民团中供职的有利条件发动起义。8月6日,在焦维炽领导下,永丰民团首先起义。由于联络失误,晋王起义未能同时发动。在当地民团的围攻下,起义失败。焦维炽被俘后,于8月9日晚惨遭杀害。
    (三)西华池起义
    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指派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杨林等前往庆阳,与在国民党第十一旅活动的共产党员李树林、高鹏飞取得联系,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还分别给李树林、高鹏飞写了一封密信。杨林与郝维新到达该旅第一团驻地合水县城后,担任连长的李树林认为在该连发动兵变条件尚不成熟。随后,杨林等又前往西华池,与担任第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连长的高鹏飞取得联系,并与先期到达该连的苏杰儒、高照璧会合。
    第十一旅特务营营长曹又参,是一位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正直军人,当时驻防庆阳城内。该营副营长潘某则率第一连和第二连驻西华池镇。这时,该营已成立了中共支部,支部书记由高鹏飞担任。杨林在《西华池兵变》一文中回忆说:“高鹏飞的第一连班长以上和连部的勤务员多数是共产党员。高鹏飞平时很注意给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士兵们对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和对共产党红军的革命主张有一定认识,这些都为兵暴的成功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有利条件。我们和高鹏飞研究了形势,分析了敌我力量,认为依靠第一连,就可控制局势,夺取兵暴的胜利。”⑦随后,高鹏飞指派担任班长的宋廷璧前往宁县盘克原与陕甘游击队联系。杨林回忆说:“三天后宋廷璧回来,带来了刘志丹和阎红彦的回信和一批宣传材料。信上说:‘欢迎举行兵暴,三天内红军不离开盘克原,准备接应兵暴部队;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暴露力量而遭不幸。’宋廷璧还口述了刘志丹的嘱咐:一定要谨慎行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于是高鹏飞迅速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高鹏飞、二排长曹胜荣、司务长(记不起名字了)、苏杰儒和我,共五人。会上,高鹏飞阐述了举行兵暴的意义,词论了行动计划,研究了支委分工,决定了兵暴日期等。”⑧
    7月9日下午,西华池起义正式发动。高鹏飞等乘第二连出操之际,命令曹胜荣等率领第一连将第二连包围缴械,并扣押了副营长潘某。随后,高鹏飞集合部队讲话,讲明了起义的目的,投奔红军的意义,同时宣布了起义部队的纪律。杨林回忆说:“高鹏飞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讲话,得到官兵一致拥护,大家热烈鼓掌。原来一些不明真相的士兵,顿时打消了疑虑,个个喜形于色,拍手称快。”⑨
    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立即组织人员上街张贴标语,撒传单。西华池镇的街道上贴满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官僚”“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高利贷”“反对派粮摊款”“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差拉夫”“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三八制”“实行普及教育”“提高女权、男女平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
    当天晚上,起义部队在焚烧了所有的文件、印信、旗帜后,开始连夜行军,奔赴宁县盘克原。
    7月10日,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在盘克原会合。7月12日,起义部队在正宁县湫头原进行改编,其中一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大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第三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原第三大队全部被编为第一中队,路文昌任中队长;西华池起义部队分别被编为第二中队和第三中队,曹胜荣任第二中队中队长,金天华、杨林、姬振元先后任第三中队中队长。此后,高鹏飞、杨林被确定为陕甘游击队中共队委会委员。
    西华池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界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由于时机把握得当,加上陕甘游击队的密切配合,起义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胜利,不仅鼓舞了陕甘边地区人民的斗志,也为陕甘游击队增加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四)巉口起义
    西华池起义之后,中共组织又于1932年7月在甘肃省定西县巉口一带,组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第二团一营士兵发动了起义。
    1932年初,在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驻防甘肃定西期间,该团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支部委员会,书记贺修之,党虽有骑兵连长杨嘉瑞、三营营附刘敬业、团部军需梁明汉、一营营长赵丕烈和均为三营排长的卢松轩、刘廉君、赵鸿福等。党支部还将担任连长的马济人、担任排长的石庆德、担任军医官的卢济民等同情革命者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为发动起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同年7月,该团党支部利用团长黄展云和一营营长何冠武的矛盾,在定西县巉口发动一营士兵举行起义。起义部队在途经会宁城南时改编为一个团,团长马济人,副团长卢济民,下编两个营,一营营长石庆德,二营营长赵丕烈。部队继续北上途中,得知靖远起义失败的消息,遂改向陕西旬邑一带前进,准备与陕甘游击队会师。部队改称人民革命军,马济人任司令员,卢济民任副司令员,两个营改称两个支队,仍由石庆德、赵丕烈任支队长。此后,部队在静宁以南山区与国民党军周旋,进行游击作战,历时两个多月。9月初,起义部队在清水县关山遭到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尽管几经冲杀,大部分战士仍未能冲出重围。战斗中,马济人、石庆德下落不明,赵丕烈等脱险突围。巉口起义至此失败。巉口起义部队在定西、靖远、会宁、静宁、清水五个县游击作战三个月,扩大了影响,也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武装。
    (五)蒿店起义
    1932年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决议》要求把革命兵变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为统一指挥陇东、陇南国民党军队内的中共组织,陕西省委决定组建中共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杰三,委员王杰、樊世荣。在此之前,原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奉命前往平凉,指导陇东兵运工作。中共陇东军特委成立后,即领导发动了蒿店起义。
    蒿店起义的参与者是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补习队分为军官队和军士队两个队。当年9月18日,南京政府给时任甘肃行署主任的邓宝珊运来五六百支枪及弹药。邓宝珊指派干部补习队前往平凉接收。当时,干部补习队军士队中有共产党员11人(其中担任队长、分队长及班长者9人,担任军士者2人)。一些共产党员认为时机已到,准备发动兵变。他们的计划得到了李艮的批准。
    10月28日夜,军士队在平凉蒿店发动起义,共拉出34人。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由军士队队长李华峰任队长,李艮为政治委员。在部队转移途中,一部分起义人员离开队伍,一部分被打散,蒿店起义失败。
    蒿店起义失败后,李艮于1932年12月9日向中共陕西省委呈送了《蒿店兵变的报告》,刘蒿店起义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在陕西省委组织部编辑的内部刊物《斗争与学习》(1932年第9期)上发表了题为《平凉蒿店干部补习队军士队兵变的经过及教训》一文,也对这次兵变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文章最后写道:“一切血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告诉我们,兵变不是几个英雄的官长能搞成功的,他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积极性,和党坚定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正确领导。”⑩
    蒿店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李艮于同年冬前往陕南开展武装斗争。
    ①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59页。
    ②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61—162页。
    ③  今属永寿县。
    ④  同年9月26日,因叛徒出卖,刘林圃在西安习武园英勇就义。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45—246页。
    ⑥  《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16—217页。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3页。
    ⑧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3页。
    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24—525页。
    ⑩  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70页。


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