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反击国民党当局第三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在根据地内部实行错误的肃反，造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在1934年7月25日召开的南梁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曾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郭洪涛回忆说：“信中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例如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这两封信宣读后，进行了讨论。会后，由四十二师龚逢春整理了记录，送给了中央驻北方代表。”①郭洪涛说：“我在会后，曾根据指示信的精神和整理的记录，写过一篇《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刊登在陕北特委机关刊物《西北斗争》上)。在这篇文章中，我错误地引用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对红二十六军的批评。”②
    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为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留下了隐患。
    1935年7月5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巡视西北根据地工作的朱理治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朱理治在1945年7月回忆说，他临行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示说，“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他要我到陕北后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同时给我看了一本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字叫《肃反》，里边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写的一篇序，说鄂豫皖‘肃反’是伟大的胜利。今天看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③朱理治说：“我到陕北后，首先开了一个永坪会议，我传达了中(央)代(表)几万字的指示，内容是夸夸其谈。那时正是三次‘围剿’，做了一个反三次‘围剿’的决议案。以后我在文安驿会议上也报告过，讲了两三天。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指示信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④
    1935年7月21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议案指出：“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实行中(央)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暗藏在党内以蔡志伟⑤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的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⑥决议案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所以陕甘党站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正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取消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的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⑦
    永坪会议后，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等先后被逮捕或软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开始逐步推开。
    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前，曾于1935年4月9日在蓝田九间房⑧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发生激战。警三旅第七、第九两个团被击溃，担任该旅旅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张汉民被俘。和张汉民一起被俘的还有在警三旅工作的20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中，尽管张汉民等一再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由于双方互不了解，缺乏信任，张汉民等被俘的共产党员仍然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错误杀害。与此同时，奉上海中央局委派返回陕南，与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及红二十五军联系工作的汪锋也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拘禁。同年9月，汪锋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被错误关押。
    关于张汉民等共产党员被错误杀害一事，郭述申回忆说：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作战时消灭了杨虎城的警备二旅⑨，活捉了旅长张汉民。张是我党的秘密党员，陕西省委曾通知二十五军，张也派人给二十五军送过情报。但是，二十五军认为张是反动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去联系，也当反革命给抓起来了”⑩。
    张汉民被错误杀害，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一个重要因素。郭述申说：“(红二十五军)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11)
    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相继成立后，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加快了实施的步伐。中共陕甘晋省委9月22日发出的《关于印发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12)
    当时担任西北军委主席的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回忆说：“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以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13)
    当时担任红十五军团政委的程子华回忆说：“我从永坪去前方时，朱理治告我，调刘志丹到后方，指挥北线作战；高岗逮捕送后方。我到前方传达作战方针后，这样办了。在我到达前，前方部队已经开始‘肃反’，抓了一些人，干部战士很有意见。我感到情况严重，即令执行‘肃反’任务的朱仰新(原红二十五军侦察科长)停止捕人，并写信给朱理治，说明部队情况，要他们迅速派干部来前方。不久，郭洪涛、崔田民到前方，崔到部队工作。”(14)
    10月9日(或10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回到瓦窑堡后即遭到逮捕。在此前后，原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一些负责人也遭到逮捕。当时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15)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在此前后，曾担任过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赤淳工委书记的金理科被错杀于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曾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张景文在甘泉县下寺湾被错杀。据赵启民回忆，在此期间“还杀害了200多干部”(16)。
    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泛滥。朱理治回忆说：“肃反整个的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17)
    “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实施的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党内、军内、根据地内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至发生“反水”叛乱事件。而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则日甚一日。习仲勋回忆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18)
    在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加紧进行的紧急关头，根据地内部的错误“肃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忧外患，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81—682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82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1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1页。
    ⑤  即蔡子伟。
    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4页。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4页。
    ⑧  今属柞水县。
    ⑨  应为警备三旅。
    ⑩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50页。
    (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50页。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0页。
    (13)  中共陕四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5—436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57页。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15—416页。
    (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23页。
    (1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3页。
    (1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