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是党中央来到陕北以后第一个住得时间较长的地方。1935年冬,中央党校就诞生在这里。
“一二九”后的一天,我们党校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也举行了一次游行。下午上过课后,晚上又照常开讨论会。
我们的组长是习仲勋同志,他向同志们宣布,今天继续讨论中国当前的形势问题。
讨论会开得像攻碉堡,大家争论得满头是汗。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人民共和国问题。有的同志说:“如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要那些资产阶级也到我们政府里来,好像一盆洁白的牛奶,掉进一只苍蝇似的,那多肮脏呀!”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忽然看见门外一个人提着马灯忽闪忽闪地向我们走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董必武校长,大衣上的雪都盖满啦!大家尊敬地站起让座。他把马灯拧小了灯苗,放在地下,又把大衣上的雪拍掉,就坐在炕边,听大家的发言。讨论会更热烈了,发言像红锅里炒麻子一样地迸着。董校长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又一一作了解答。
小组会开完了,同志们送走了董校长,就都去睡觉了。
那时候,我们“铺的是炕皮,盏的是窑顶”,晚上经常当“团长”。约摸有12点钟,我还没有睡着。窗户纸不知怎样戳开两个洞,外边袭进来的寒风刺骨,浑身打着颤。睡不着,小便也多啦!我爬起来去厕所的时候,路过董必武同志的宿舍旁,只见房子里还点着麻油灯。我想:大概他又在准备课哩!董老白天事情多,又担任了好多课,因此,经常在深夜备课。他年纪那样大,身体又那样瘦弱,每天还要熬到深夜,怪不得每次给我们上课时,眼眶总是红红的。我想催他早点休息,刚走到门口,只听得还有人在和他说话哩!我从门缝向里一看:董老面向窗户坐在办公桌前,头上戴着长征时的旧帽子。这项灰帽子,不知洗过多少水啦,几乎成了白的,可前额上的五角红星,一点也没有褪色,显得更红啦!他上身穿的蓝色老布短大衣,袖口上磨的已露出棉絮,下身还是长征时穿的那条单裤。
在和董老小声说话的那个人,原来是给我们上过课的李维汉同志。
他们一定是在商量重要事情,我再没敢听下去,就返回自己的宿舍。我躺在冷炕上,想着李维汉同志深夜来此,有什么要事呀!可能是谈分配学员工作的吧,因为我们快毕业了,课程也快讲完了,同时新开辟区域急需要人,抗日工作迫切需要人去领导……。
睡梦中,忽然听到一阵紧急集合的铃声。同学们一骨碌爬起来,跳下炕,扣上鞋,就往外跑。
董老和李维汉同志都在集合场上站着,看着值班员整顿队伍。谁也不说话,除了急促的脚步声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女生班住在西山根的土窑洞里,来的迟一些,可是她们是整队来的,很整齐地靠在男生的队列后边,向男生看齐。
值班员报告人数后,董老走到队列的正中央,向同志们讲话:
“井岳秀军阀,趁着我们这里兵力空虚,要进攻我们的中央所在地和陕甘苏维埃所在地——瓦窑堡。我们要保卫瓦窑堡……”
一切都明白了。寂静的队列立刻响起了愤怒的声音。这是强烈的火焰,要把胆敢进犯者烧焦。
董老讲话后,李维汉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的主力还在甘泉一带,可是敌人已经逼近了瓦窑堡,离这里只有三十华里了,我们机关学校都要组织赤卫军,保卫党中央和陕甘苏维埃政府。”
接着,董老就宣布成立学校的赤卫军。部队集合好后,立刻进行编队,组成了班排连营。班长大多是在战斗部队担任过团长职务的同志,有很丰富的战斗经验。我们的班长是高锦纯同志,他说:“井岳秀的部队吃不住我们打,我和他打过几次仗,都是些大烟杆子!”
一边编队,一边研究敌情。熟悉井岳秀的人太多了,不消说红军来的干部,就是地方来的干部也和他拚过矛杆子。从清涧来校学习的李天鹏同志说:“去年春天,井岳秀派队伍到我们乡里‘清剿’。他们刚走到半路上,就被清涧的赤卫队和少先队用大刀矛杆子解决了。跑脱的几个腿长的也在臂膀上挨了几矛头,回去传说,红军是神兵,不敢惹!他受了那次教训后,再不敢随便出来了。”
队伍编好后,又到军械库领了武器。
东方现出了一点白光,阴沉沉的黑幕还罩着整个大地。黑黑的冬夜,还是那样的寂静。全城没有灯光,城里的市民还在甜蜜的睡梦中。保卫瓦窑堡的赤卫军队员们,都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城墙。有的赶做工事,有的搜集石块,准备坚决防守。敌人胆敢来到城下,石块也要叫他脑袋开花,脑浆涂地。
二班学员在西门城墙上边,竖着几十门“大炮”。他们的邹支书是红一方面军来的,是个智勇双全的干部。他指着那些大炮说;“敌人要是上了我们这个圈套,叫他一个也跑不掉。”我走过去细心看时,啊!哪里是大炮,全是油蘸火毡,问他这有什么用处?他兴冲冲地回答道:“这时火葬敌人用的。”他指着城墙下边那块洼地说:“那个地方,我们的枪不易射到,茅草又深,便于隐蔽。敌人要进攻西门,一定要利用这个地形。待敌人到了那里,我们把这些火具全部抛下去,管叫敌人火葬在那里。”他真有办法呀!
晨鸡喔喔叫了几声,接着引起东街的犬吠。正在这时,正东约二十多华里的地方,隐约传来一排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就是机关枪和步枪,不停点的响着。
响过一阵枪之后,学校的赤卫军和机关的赤卫军都进入了战斗准备,城墙上巡查哨也增多了。我们防守的是西城墙,省苏维埃的赤卫军防守的是南城墙,东、北两面城墙是由中央和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机关赤卫军负责防守。
瓦窑堡山势险要,西山上安上两挺机关枪,就可保护半个城;要是米粮山上再放两挺机枪,那就可以保护住全城了!城东北是悬崖峭壁,敌人就休想上来。
我背着一支七九步枪,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向着南城墙省政府和我们学校防守的接合部走去。那边是机关赤卫军,听李维汉同志说,是和我们学校的赤卫军同一个时间诞生的。走了不远,便看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同志,头上拢着羊肚子手巾,身穿一件短皮袄,背着一支枪,精神抖擞地在巡查。
天大亮了,市民也起床了,炊烟袅袅地从各家烟囱里升起,城上空蒙上了一层蒙蒙的雾气。
阳光由最远的山峰升起,雄伟庄严的米粮山,被太阳光照得格外光明;这山根下就是中央机关驻地,毛主席也住在这里。
润爽的朝气冲洗掉我们一夜的疲倦,赤卫军队员情绪饱满,精神愉快,个个摩拳擦掌,要和井岳秀干一番。
枪声停止了。南丕贤同志背着一支高标尺枪,蹲在一块石头上,吧嗒吧嗒的吸了几口旱烟,气呼呼地说:“他妈的,没事啦!井岳秀这小子不敢来啦!我们打不成了!”高锦纯同志接着说:“也许是被消灭当俘虏了!你们没听见刚才那一阵子手榴弹和机关枪声吗?那可能是中了我们的埋伏。”
忽然,山上的哨兵前来报告:东川发现灰蒙蒙的队伍,已露头的有一个连的兵力,正向我们这里前进。
南丕贤同志高兴地蹦起来,提起枪,推上子弹,嘴里还骂着:“狗东西,真来啦,终于等上了。”赤卫军队员们都各守岗位,有的搬石块,有的推子弹,有的还搬油桶,准备战斗。这时,只有高锦纯同志还在想着什么,一边往东探望,一边还在盘算着什么。停了一会,他终于发出了命令,要我和南丕贤同志出去侦察敌人的兵力、兵器和前进的详细动态。
我和南丕贤同志检查好武器,多带了两颗手榴弹,跑步出了东门,过了小河,便沿着山根前进。两人边走边商量,敌人一定派有尖兵。只要想办法先捉住尖兵,就可以探明他们的情况了。
我们爬上一个山头,顺着沟里看进去,怎么也看不到敌人的影子。再往东边看,啊!乖乖,灰蒙蒙的一沟人,不知是几路,洪水一样的向我们涌来。南丕贤同志骂了一句:“狗娘养的,真胆大呀!前边尖兵都不派,那样大摇大摆的,今天一定要把他消灭掉。”
我们又翻了一个山头,靠近了敌人,连青天白日的帽徽都看得一消二楚了。前边的敌人约摸是一个连,一百二十多人,还有两挺轻机枪。向后边一看,我们怔住了。他们的服装很不一致,队伍中又说又笑,不像要打仗的样子。为了把情况弄得更准确,我们溜下了一个小坡,这里看得更清楚了。原来,戴青天白日帽子的兵,扛的都是没有枪栓的枪。他们灰溜溜的走着,后面跟的是红军战士。
我们两人断定,这是红军打了胜仗押着俘虏回来了,拔腿就跑下去。哈哈!果然是红军,就是昨天同我们一齐游行的红军大学的同志。
情况弄清楚了。南丕贤同志先回去报告,我仍和红军大学的同志一块走,听他们讲战斗故事。
指挥员刘明山同志对我说:“敌人的雄心真不小!他们打算今天天亮到达瓦窑堡城下,中午就要拿下全城。”他挥动了一下指挥旗又说:“我们昨天晚上十二点钟从瓦窑堡出发,一个钟头跑了25华里,给敌人摆下一个口袋阵。待敌人一个连装进口袋后,我们一排子手榴弹,把他消灭了个精光。敌人后续部队一个团,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丢下大行李,夹着尾巴就跑掉了。我们的同志都眼红啦!乘胜跟踪追了十多里路,追的敌人屁滚尿流,把轻装行李、鞋子、帽子都丢了。”他指着学员扛的一挺机枪和几门小炮说:“这也是他们丢下的。我们除消灭了那个连外,其余的枪炮人马都是捡来的。”这时,我看到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国民党军官,就用手中那颗黄柄手榴弹在他头上晃了一下说:“你们真大胆呀!还敢进攻我们堂堂的瓦窑堡!”那个狗官连连鞠躬说:“罪过极大!小人再也不敢啦!”
我又问一个士兵:“你们知道瓦窑堡没有红军吗?”他说:“我们怎能知道呢?只是听长官说,红军都在南边,瓦窑堡都是政府人员,没有一个带枪的人。”他又唉了一声说:“我们反正是不想和红军打仗,我们家里穷的吃草根,还给他们打啥仗嘛!我刚听见枪声就交枪啦!”
大约是老百姓吃过早饭的时候,南川卷起了几丈高的尘柱,向城里涌来。不一会,头前露出猛虎似的红军骑兵。这是从甘泉赶来的红军主力骑兵部队。
十点钟左右,中央军事委员会通知,在城外齐家湾大坪上开庆祝大会。
可容纳几万人的广场,人几乎挤满了。红军骑兵部队排列在主席台正面,他们虽然经过昼夜行军,可是没有一点疲劳的表现,一个个英武的站在马头侧边,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整队的指挥员一声口令,队形就活像快刀切豆腐那样整齐。
大会开始前,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军委检阅红军队伍。
周恩来同志骑着一匹铁青马,从红军大学那边开始检阅,经过骑兵队伍,然后检阅了我们赤卫军,他检阅完毕,下马登上主席台,对大家讲话。虽然主席合上没有麦克风,但周副主席宏亮的嗓音、清晰的语言,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他报告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的目前形势,以及党中央抗日救国的方针。
这次大会也是誓师大会。不久,党校学员和红军大学的学员都出了校,随同红军一起东渡黄河,开向前线。
刘占江(1917——1967),陕西清涧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入团,次年转党。历任省政府巡视员,师政治部干事,关中分区后方留守处政委、卫生部政委、团政委等职。建国后历任西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兰空后勤部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后晋大校。酷爱写作,刻苦学习,在《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报刊、丛书发表革命回忆录数十篇。1967年在京病逝。
原载《星火燎原》(4)第30——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收入本书时,编者作了必要的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