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在子长县南部，介于余家坪和玉家湾之间，西与安定镇毗邻，东接杨家园子，里外三道城墙，是一座住着500多户人家的名镇。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抵达吴起镇。是年11月，党中央迁驻瓦窑堡。12月17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长会议上决定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东征讨阎(锡山)。于是，瓦窑堡的主力红军也参加了东征的行列，仅留下由韦国清同志率领的红校步兵营的4个连队。我由于在直罗镇战斗中负伤，伤愈参加红校第二期学习，结业后任步兵营三连的指导员。
    红校，是党中央长征到瓦窑堡后，创办的一所培养训练军事骨干的学校。它是长征时干部团的底子，学员大都是来自各基层单位的先进分子，有丰富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
    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高双城部的炮兵营趁瓦窑堡没有红军主力部队，袭击我中央机关。那天，我们正吃完午饭时，营部通讯员突然跑来报告说：“营长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各连负责同志立即到营部开会。”我赶紧和康永和连长赶到营部。其实，与其说赶到营部，不如说是赶到营长的身边。因为干部去参加东征了，机构十分精干，营部除有几个教员、卫生员、通讯员等公务人员外，就是营长兼政委的韦国清同志。韦营长见大家都已到齐，就站在红校的草坪上严肃地说：同志们，接党中央命令，高双城旅2个团的兵力要来进攻瓦窑堡，中央命令我营立即出发，赶到杨家园子阻击敌人，确保党中央机关安全撤离瓦窑堡。韦国清同志扼要地向大家交待了战斗任务后，各连负责同志就马上回连队集合部队。紧急集合的号子一响，全营4个连队的500指战员，迅速集合在红校的操场上。虽然我们的装备很简单，既没有轻重机枪，也没有短枪，就是每人一支步枪，只有5至10发子弹，2至3枚手榴弹，因为没有子弹袋，只有将其装在衣服口袋里。但是队伍很整齐，个个精神抖擞、情绪高昂，在韦国清同志的率领下，队伍出发了。不到1小时的急行军，部队到达了杨家园子。它是距瓦窑堡10华里，住着3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是清涧出入瓦窑堡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我营于下午1点左右，赶到杨家园子东面的山丘上，山坡上满地都是两寸粗细的小白杨树。部队一到阵地，韦国清同志立即命令我们修筑简易工事。大家即刻动手，锹挖、镐掘、手挖都用上了。刚刚动手不久，不知是谁发出了急促的报告：“东边发现敌人!”我抬头望去，果然，正前方约四五百米的山坡上，大约有2000多敌人，犹如一条长蛇在向瓦窑堡方向蠕动。
    战斗打响后，韦国清同志命令一、二、四连为第一梯队，正面抗击敌人；我们三连由营部掌握，为第二梯队。敌人凭借人多、武器好的优势，步步逼近我方阵地。为了节省弹药，延长时间，营长命令一、二、四连采用交替的战术，轮流抗击敌人。同时，又指示第二梯队迂回到敌人翼侧袭击。我们三连迅速插到敌人一侧，集中火力打击敌人，战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韦国清同志估计此时党中央可能撤出瓦窑堡，就指挥第一梯队边打边撤，又命令我们第二梯队拖住敌人。我们在掩护第一梯队撤离阵地的同时，也边打边撤出战斗。就这样，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腿部，我便失去了知觉。
    当我躺在担架上苏醒过来时，已是黄昏。韦国清等同志来看望我们伤员，并安慰我们：虽然这次战斗伤亡比较大，但是，我们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证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安全撤离了瓦窑堡。
    瓦窑堡保卫战，全营失去了160多名战友，其中有两名连长、一名指导员和四名排长英勇牺牲，还有二连指导员龙细苟和我等三名连干部负伤。但是，这次战斗，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使中央机关顺利撤出瓦窑堡，安全转移到保安。
    曾川，1914年生，江西吉水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团，次年转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1军团12军供给部会计员，1师供给部科员，瓦窑堡红军学校指导员，中央教导师政治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庆阳县抗战后援会主任、县委宣传部长，中央医院教导员，中央秘书处行政科长，新四军5师13旅39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独1旅3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17军51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省军区干部部部长，福州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福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享受正军职待遇。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原载《西北革命根据地》第581——58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