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投降卖国，对陕甘宁边区疯狂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人口锐减。此时，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和机关仍很庞大，群众的负担越来越重，不利于陕甘宁边区的生存和发展，并且直接影响到抗日战争能否坚持，抗日根据地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精兵简政，则成为我党摆脱困难，克服“头重脚轻”，增强活力，保卫和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1941年11月6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隆重召开，群贤毕至，济济一堂，大家争献抗日救国大计，共商边区建设方针。
    会议开幕这天，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诚恳地指出：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毛泽东的话使与会人士深为感动。大家积极开动脑筋，争献大计。米脂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针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军政机构庞杂，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老百姓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同几位参议员向边区政府参议会提出了考虑良久的精兵简政的主张。
    精兵简政提案交大会进行讨论，反响不同。大多数参议员认为，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军重兵围攻陕甘宁边区，我们实行精兵简政，不就等于自我削弱、束手待擒吗?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甚至个别人怀疑这个提案的动机有问题。然而，毛泽东独具慧眼，非常重视李鼎铭等人的提案。他亲自拜访李鼎铭先生，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中共中央对“精兵简政”提案要进行研究，并把它作为共产党的一项政策，在边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推广实行。
    寒风料峭的冬夜，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气透过薄薄的窗纸袭击着微弱的灯光。毛泽东反复研究李鼎铭先生等人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标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在提案的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在一次大会讨论时，毛泽东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毛泽东站在讲台上，左手插腰，挥动着右手对大家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简政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的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在谈到党内目前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时，毛泽东环视会场四周，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的演讲得到了会议代表的热烈鼓掌。
    “精兵简政”议案终于在参议会上获得通过。为了使精兵简政的方针得到广泛的宣传，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题为《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他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此后，不仅陕甘宁地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而且党中央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高永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