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城东北的延河之滨,有一座与凤凰山、宝塔山遥遥相望、雄伟峻峭、景色绮丽的佛教名山,人称清凉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直接领导创办的中央出版发行部、新华社总社、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新华书店、中央印刷厂等重要宣传出版发行机构都设在这里。清凉山成为中国革命新闻出版发行事业的发祥地和摇篮。
精心指导出版工作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出版工作,尤其关心报纸杂志的创办和革命理论书籍的出版。他在党的会议上和有关文件中指出出版工作的任务是“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把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送人民中去!”他要求:“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在群众二字上下工夫,作文章”。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延安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刊。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共产党人》、《中国工人》、《解放日报》等报刊撰写了发刊词;为《中国文艺》、《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文艺突击》等报刊题写了刊名;为报纸杂志撰写稿件,推荐文章,为党报党刊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对出版工作要求很严,尤其重视宣传效果。李天如、和培元撰写了《陕甘宁边区实录》书稿,毛泽东特地写信给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信中写道:“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毛泽东还为此书题写了书名,题了词。此书出版后,对宣传陕甘宁边区起到一定作用。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42年9月,毛泽东给代理宣传部长凯丰写信,指出中央须设立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毛泽东写道:“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意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1943年5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关于1943年翻译工作的决定》,组织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限期完成编译任务。延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多卷本的《列宁选集》、五卷本的《斯大林选集》等先后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书籍。
在出版工作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党报党刊的党性。他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传。”“掌握新闻政策和社论方针。”为此他撰写了《解放日报》发刊词,召开约稿会,组织改版工作,审阅社论与重要稿件,使《解放日报》越办越好。
在出版工作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大众性读物的编辑出版。1939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把刚从重庆来到延安不久的知名大众化作家周文叫到办公室,仔细地询问左翼大众化文化工作情况,谈论陕甘宁边区如何开展大众化文化工作问题。毛泽东询问周文:“你愿意不愿意搞这项工作?”周文愉快地回答:“同意。”毛泽东当即拿起电话,通知中组部、中宣部、财政部和边区中央局派人,在他的办公室研究大众化文化的组织机构和经费问题。毛泽东一再强调指出:大众化文化问题,就是全心全意为群众的问题。群众的文化提高了,大众化文化的工作任务也就完成了。
1940年3月12日,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成立。经过13天日夜奋战,拿出了第一张报纸清样。毛泽东看到清样,十分高兴,认真审阅,并批示:“还是在群众二字上下工夫,作文章。”又在《边区大众报》下划了个杠,写上“还是叫《边区群众报》好!”当即,毛泽东题写了报名三幅,送周文带回选用。
1940年8月,大众读物社还创办了《大众习作》。毛泽东11月30日给周文写信,称赞道:“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毛泽东的信,更增强了办好刊物的信心和决心。
在6年中,毛泽东表扬《边区群众报》4次,曾用《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的事例,批评那些脱离群众,对搞大众化文化思想不通的人。毛泽东在日理万机、运筹帷幄之时,除了精心指导出版工作之外,还抽出时间,主持编辑出版了《红军长征记》、《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斗争》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政治理论丛书、党的文献和干部教材。其编辑质量、速度和出版后的社会效果都名列前茅,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佳话。
关心中央印刷厂的创建和发展
1937年初,中央决定筹建铅印印刷厂,派人到上海、西安采购印刷器材和招聘印刷工人,并选定清凉山万佛洞为厂址。
筹建期间,毛泽东经常从对岸的凤凰山,过延河,来到清凉山,看望工人,了解建厂情况。报纸出版后,他每期必看。毛泽东高度评价说:“印刷厂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在一次讲话中,他比喻说:“一份报纸比几十颗、甚至几百颗炮弹的作用还大!”他为工厂题词:“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再接再励,百折不挠。”毛泽东的关怀成为工人们搞好生产的动力,工人们克服印刷设备器材不足、技术工人较少等困难,自制油墨、裁纸架,利用边区生产的马兰纸,在简陋的厂房,印刷出急需的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及文艺、大众书籍320多种和报刊20多份。正如谢觉哉撰诗赞颂道:“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最安全。”
毛泽东十分关心印刷工人,他先后三次登上清凉山,为报社和印刷厂职工上课。他多次抽出时间参加印刷工人的娱乐晚会。1938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提着马灯,过河参加文艺联欢晚会,和工人们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欣赏文艺节目。
1945年8月27日上午,毛主席去东关机场迎接美国代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特地顺道看望印刷工人。毛泽东说:“你们是新闻出版单位,要搞好党的宣传工作,及时把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传送到人民中去,去发动广大群众。”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印刷厂不仅完成了报刊图书印刷任务,而且为解放区培养了一大批印刷工作骨干。
培养一丝不苟的校对作风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毛泽东十分关心报刊图书的印刷质量,在校对方面要求尤其严格。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校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清样时,提笔给军委编译处处长郭化若写信:“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学习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古人说校对为‘校仇’,就是说,要把错别字当作仇人看待。”
一次,中央印刷厂印出的报纸,由于校对不慎,把“蒋”字印成了“将”字。毛泽东发现后,立即嘱咐工厂把这份报纸收回重印。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印的是党报,影响面广,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出现差错。”
毛泽东对书稿校对特别认真细致,有时一篇稿件要校对几遍;有时清样多打几份,送给中央领导提意见。他对排版工人说:“校对工作是很辛苦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当清样修改得多时,他在清样上写下“麻烦你们,谢谢工人同志!”短短几个字,立即使工人感到温暖,因此,工人们改版时更加认真,排版质量不断提高。
有时,因增加删节文字较多,通版时工作量比较大。毛泽东花费时间算细账,把应该通改的页数、行数计算清楚。多了一、二行,就在某段文字内去掉少量虚词,尽量减少工人改版的次数。
毛泽东工作繁忙,写稿时速度快,字迹比较难认,给排字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有时原稿用铅笔写成,排版时要用玻璃纸包着。排版工人大都年轻,文化程度也不高,担心完不成任务,怕排毛泽东的文稿。博古知道工人们的忧虑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虚心接受工人们的意见,说“对不起大家。以后每天早上抽点时间写两篇大字,把字写得工整,你们排字工作就顺利了,就快了……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我很满意,谢谢你们。”工人们听后都非常感动。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延安出版部门严细的校对作风形成,保证了图书报纸刊物的出版质量。
亲自解决发行中的问题
新华书店延安北门外门市部开业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好啊!这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应邀挥笔题写了“新华书店”4个大字,派秘书送去表示祝贺。书店把毛泽东的题字制成店标,挂在门口,吸引了更多读者。
毛泽东听说发行渠道不畅通,交通运输受阻时,把王林找到办公室,听取汇报后说:“请你设计几个方案,画好运输路线图,立即送来。”在毛泽东直接安排下,在晋西北兴县设立了新华书店分店,从那里把报刊图书送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在西安设立转运站,把出版物转运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然后分发到新四军各支队。
1940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封锁边区,发行工作更困难。毛泽东对王林说:“这个问题我来说话,我来解决。”12月25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从此,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印刷厂,设立新华书店或大众书店,推动了出版发行工作。
1941年,为解决图书运输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地成立运输司令部,把运送报刊和运送军用品列为同等重要地位。建立普遍的发行网,扩大党、政、军、民、学、敌占区和友党友军中的发行工作。”到1942年报纸发行量从7000份增加到1万份。同时街道上的贴报也从3份增加到40多份。新华书店增设邮购门市部;各地学校成立了文化合作社,扩大了发行网。同时开展“书报下乡”活动。利用赶集、庙会,搭棚摆摊,销售政治、文艺、大众读物,扩大了报刊、图书发行量。
1943年,延安举办生产展览会和骡马大会。毛泽东在参观生产展览会时,特地赶到新华书店的展览帐篷,兴致勃勃地观看《十二把镰刀》、《小二黑结婚》、《二流子转变》等图书。毛泽东问售书员李文:“这些书籍销售怎样?”李文说:“主席,这些书销售很快,特别是新出版的《新农历》和通俗读物,群众很欢迎。”毛泽东说:“搞发行工作很辛苦,是项艰苦而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努力做好发行工作。”
1948年12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应邀题写了“新华书店”店名。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全国新华书店都用的是毛泽东这次题写的店名。
(宋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