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周易》与秦惠王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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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考古与古典文献皆表明,远在两周春秋时期,先民们已在今日陕西、甘肃与四川省之间的秦蜀古道上翻山越岭、南来北往、坚毅而行。然而,秦蜀古道真正走向历史与文明,应该还是在战国时代——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的伐蜀之战。
蜀作为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春秋大国,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的最早记载是:“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厉共公二年”,为公元前475年。韩兆琦先生对“蜀人来赂”的评注写道:“蜀:古国名,国都即今四川成都市。赂:赠送财物。这是蜀与内地国家发生联系的最早的记载。”实际上,《尚书·牧誓》已经出现了蜀与周共同作战的内容。《尚书》出现的年代,学界认为下限是在战国时期。“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作为秦蜀“发生联系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没错。春秋时代,蜀国强大,与秦国有抗衡之举。在春秋年间蜀王杜宇氏时期(约为公元前670年前后),蜀国的北部疆界是“以褒斜为前门”。开明氏初期,也是蜀国最强盛的时期,有过“卢帝攻秦至雍”的事件。卢帝为开明氏二世,其势力已达到秦国都城附近。
秦厉公二年(前475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了战国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厉公二年,蜀人来赂(进献贡物);二十六年(前451年)城南郑。”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攻楚汉中,置汉中郡。这说明在战国前期,褒斜道曾是秦、蜀间友好往来之路,也是秦蜀、秦楚为争夺汉中而用作军事攻伐之路。秦惠文王称“王”前后(前325年称“王”,更元九年灭巴、蜀),今日汉中之地为秦蜀两国所分有,秦、蜀两王打猎曾会于谷中。在此之前,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年),秦夺取楚国之南郑——今日陕南西部的汉中地区一带。这是史载秦国涉足秦岭之南的最早记录。此时,陕南东部(安康市以东)地区属楚国境。秦攻南郑所选择的秦岭古道不会在关中东部,最可能的路线是秦蜀古道。其一,相比于东边的褒斜道,秦蜀道(陈仓道)北陡南缓更为明显。在沿今日宝鸡清姜河抵达大散关之后,即沿陕西、甘肃两省边境的嘉陵江直取汉中西边的略阳县,可东望南郑。其二,楚国的重心在南郑县以东,从秦蜀道(陈仓道)出兵有较大的战略隐蔽性与突击性。其三,秦人起家于甘肃成纪,陕甘边境地理之熟悉,无出其右者。据孙启祥研究,先秦的金牛道就在今日四川省青川县东北的白水关。楚国当时非常强大,《史记·秦本纪》记载“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然而,楚国之战略重心在河洛一带,是“逐鹿中原”的格局眼光。这就为秦国从故道伐蜀,既保留了较大的地理空间,也提供了战略空间。当时的秦国,在中原战区是有胜有败,甚至是胜少败多。而在秦岭陕南战场,“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叛秦”。南郑叛秦的主谋应该不是楚国,而是蜀国,“秦厉公二年,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攻南郑”,“十三年,伐蜀,取南郑”。与东北方被“吴起占领秦之洛阴、合阳”及其他五城相比,秦国在西南方的军事态度要更为强硬、积极,秦惠公十三年,南郑刚刚丢失,同一年又“伐蜀,取南郑”。秦国在陈仓故道通往的西南巴蜀战场,显示了最为积极强硬的国家姿态。
春秋时代,秦岭以南,非楚即蜀,秦国未有染指,甚至于蜀国“卢帝攻秦至雍”,即宝鸡渭河流域。到了战国时代,秦国是“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最后统一全中国。秦朝统一中国,完全有别于夏商周三代的一国取代另一国,它面对的是春秋乱邦和战国群雄。国家外交政策、政治步骤与战略选择极其关键。或者东北用兵,逐鹿中原,或者西南征战,攻取巴蜀,这是对秦国战略智慧最为关键的考验。《战国策》有《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即秦国战略智慧的著名争论和关键记录。全文内容如下: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宝鼎,安图籍,挟天子以今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副,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此重大战略选择事件,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也有记载。历史事实表明,秦惠王的战略眼光异常高明,完全正确。秦厉公二年(前475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战国群雄,逐鹿中原,混战一起;秦国却着力西南一隅,选择了秦蜀古道,攻取巴蜀成功。我们不知道秦惠王作出战略决定的具体过程,但他阅读《周易》可以完全肯定。《周易·坤卦》占卜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秦惠王对此彻悟,心明眼亮。秦蜀通道乃周人故道,也是华夏一统之道。问题解决了:西南巴蜀,即秦国的战略抉择。公元前451年,秦厉公又夺取楚国之南郑,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伐蜀,都是秦蜀古道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伐蜀的成功,不仅使秦国在西南方无后顾之忧,且获得了巴蜀丰富的经济资源,成为一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基础都更为强大与平衡的秦国——这就是由于秦蜀古道,而奠基形成的!不久,秦循此谷道进兵灭蜀,兼灭苴巴。秦惠文王之后,经秦武王至秦昭襄王。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用范雎为相。这一期间,秦国把巴蜀作为经营云南、贵州,进攻楚国以及与东方各国争霸的基地,因而对联系首都咸阳和汉中、成都间的秦蜀通道,修凿不遗余力。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巴蜀,到范雎相秦昭襄王的末年(前250年),不过66年。范雎相秦不过十余年,《战国策·秦策三》记述就用“今君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没有秦蜀古道,其他的秦岭古道可能只是普通的高山间道,而不会是辉煌的秦岭古道。没有秦蜀古道,可能不会有长安京畿文明,历史完全可能重写。秦蜀古道在华夏历史文明,真正成了立国之道,战略之道和奇迹之道。
蜀作为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春秋大国,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的最早记载是:“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厉共公二年”,为公元前475年。韩兆琦先生对“蜀人来赂”的评注写道:“蜀:古国名,国都即今四川成都市。赂:赠送财物。这是蜀与内地国家发生联系的最早的记载。”实际上,《尚书·牧誓》已经出现了蜀与周共同作战的内容。《尚书》出现的年代,学界认为下限是在战国时期。“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作为秦蜀“发生联系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没错。春秋时代,蜀国强大,与秦国有抗衡之举。在春秋年间蜀王杜宇氏时期(约为公元前670年前后),蜀国的北部疆界是“以褒斜为前门”。开明氏初期,也是蜀国最强盛的时期,有过“卢帝攻秦至雍”的事件。卢帝为开明氏二世,其势力已达到秦国都城附近。
秦厉公二年(前475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了战国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厉公二年,蜀人来赂(进献贡物);二十六年(前451年)城南郑。”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攻楚汉中,置汉中郡。这说明在战国前期,褒斜道曾是秦、蜀间友好往来之路,也是秦蜀、秦楚为争夺汉中而用作军事攻伐之路。秦惠文王称“王”前后(前325年称“王”,更元九年灭巴、蜀),今日汉中之地为秦蜀两国所分有,秦、蜀两王打猎曾会于谷中。在此之前,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年),秦夺取楚国之南郑——今日陕南西部的汉中地区一带。这是史载秦国涉足秦岭之南的最早记录。此时,陕南东部(安康市以东)地区属楚国境。秦攻南郑所选择的秦岭古道不会在关中东部,最可能的路线是秦蜀古道。其一,相比于东边的褒斜道,秦蜀道(陈仓道)北陡南缓更为明显。在沿今日宝鸡清姜河抵达大散关之后,即沿陕西、甘肃两省边境的嘉陵江直取汉中西边的略阳县,可东望南郑。其二,楚国的重心在南郑县以东,从秦蜀道(陈仓道)出兵有较大的战略隐蔽性与突击性。其三,秦人起家于甘肃成纪,陕甘边境地理之熟悉,无出其右者。据孙启祥研究,先秦的金牛道就在今日四川省青川县东北的白水关。楚国当时非常强大,《史记·秦本纪》记载“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然而,楚国之战略重心在河洛一带,是“逐鹿中原”的格局眼光。这就为秦国从故道伐蜀,既保留了较大的地理空间,也提供了战略空间。当时的秦国,在中原战区是有胜有败,甚至是胜少败多。而在秦岭陕南战场,“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叛秦”。南郑叛秦的主谋应该不是楚国,而是蜀国,“秦厉公二年,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攻南郑”,“十三年,伐蜀,取南郑”。与东北方被“吴起占领秦之洛阴、合阳”及其他五城相比,秦国在西南方的军事态度要更为强硬、积极,秦惠公十三年,南郑刚刚丢失,同一年又“伐蜀,取南郑”。秦国在陈仓故道通往的西南巴蜀战场,显示了最为积极强硬的国家姿态。
春秋时代,秦岭以南,非楚即蜀,秦国未有染指,甚至于蜀国“卢帝攻秦至雍”,即宝鸡渭河流域。到了战国时代,秦国是“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最后统一全中国。秦朝统一中国,完全有别于夏商周三代的一国取代另一国,它面对的是春秋乱邦和战国群雄。国家外交政策、政治步骤与战略选择极其关键。或者东北用兵,逐鹿中原,或者西南征战,攻取巴蜀,这是对秦国战略智慧最为关键的考验。《战国策》有《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即秦国战略智慧的著名争论和关键记录。全文内容如下: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宝鼎,安图籍,挟天子以今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副,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此重大战略选择事件,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也有记载。历史事实表明,秦惠王的战略眼光异常高明,完全正确。秦厉公二年(前475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战国群雄,逐鹿中原,混战一起;秦国却着力西南一隅,选择了秦蜀古道,攻取巴蜀成功。我们不知道秦惠王作出战略决定的具体过程,但他阅读《周易》可以完全肯定。《周易·坤卦》占卜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秦惠王对此彻悟,心明眼亮。秦蜀通道乃周人故道,也是华夏一统之道。问题解决了:西南巴蜀,即秦国的战略抉择。公元前451年,秦厉公又夺取楚国之南郑,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伐蜀,都是秦蜀古道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伐蜀的成功,不仅使秦国在西南方无后顾之忧,且获得了巴蜀丰富的经济资源,成为一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基础都更为强大与平衡的秦国——这就是由于秦蜀古道,而奠基形成的!不久,秦循此谷道进兵灭蜀,兼灭苴巴。秦惠文王之后,经秦武王至秦昭襄王。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用范雎为相。这一期间,秦国把巴蜀作为经营云南、贵州,进攻楚国以及与东方各国争霸的基地,因而对联系首都咸阳和汉中、成都间的秦蜀通道,修凿不遗余力。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巴蜀,到范雎相秦昭襄王的末年(前250年),不过66年。范雎相秦不过十余年,《战国策·秦策三》记述就用“今君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没有秦蜀古道,其他的秦岭古道可能只是普通的高山间道,而不会是辉煌的秦岭古道。没有秦蜀古道,可能不会有长安京畿文明,历史完全可能重写。秦蜀古道在华夏历史文明,真正成了立国之道,战略之道和奇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