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款 票号
　　溯票号之起源，在满清乾隆、嘉庆年间，有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领本县达浦村李姓之资本，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颜料中有铜绿一种，出自四川境内，雷氏遂往重庆贩铜录至天津，颇能获利，营业日盛，而日升昌之名，遂宣传于津、蜀间。雷氏时为日升昌经理，遂创行汇兑法，凡各商往来银钱，皆可为之接收代汇，其法出一支付之票，持至所汇地之分号或联号，如数兑收现银，故曰票号。汇兑款项时，按各地银色之高低，路途之远近，银根之松紧，于所汇数目之外，另加汇费，名曰汇水。只须一信之通，巨款立时照付，较诸镖局保送，费省而事稳，各商便之，莫不趋之若鹜，而日升昌之营业遂日广，利益遂日增矣。日升昌设立票号后，有同县人毛凤翙者，为蔚泰厚布庄执事，见日升昌汇兑利厚，亦在蔚泰厚仿行其法，不数年间，亦获厚利。自是争相仿效，凡长江各埠之营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营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至咸丰初年，遂有筹集巨资，专营其业者，如平遥县有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协同庆、协同信、百川通、蔚丰厚、蔚长厚、宝丰隆，祁县有元丰久、巨兴隆、巨兴和、存义公、三晋源、大德通、大德恒、合盛元、大盛川、太谷县有世义信、志成信、协成乾、锦生润等。是等票号，分为祁、太、平三帮，其总号在平遥县者曰平帮，在太谷县者，曰太帮，在祁县者日祁帮，设总号于本县，设分号于各省，分号之多，以日升昌、蔚泰厚、存义公、天成亨、大德恒、大德通、志成信、协成乾等为最，专营票业，共有三十余家。其时黄河以南，直至闽、广，皆为干戈扰攘之地，道途梗阻，转运为艰，各省巨商显宦，多将资财委托票号汇兑，而国家饷需协款丁银等，亦赖票号以资挹注，而营业遂熬蒸日上。至光绪初年，即国家之丁赋，亦有归票号代汇者，于是票号资财更足，然查各家除各省官绅私蓄之款存放于票庄或转汇外，资本之数甚微，如平帮之日升昌、百川通营业甚广，其资本不过十余万两，而存款多至数百万，其他各家，亦均如是。其时官款之存入者，有税项运饷协款丁漕，均不计利，私人之款，则官吏宦囊，绅富私蓄，莫不捆载而来，寄存号内，每年取息仅二三厘，尚有不取利者。票号全以他人之款，存放其他商家，年取一分之利，而汇兑时则仅凭一纸之书付款，毫不稽迟，所取汇水，尤属不赀。自光绪中叶，直至庚子而后，每家票号，无不年获利市数倍。票号内容之组织，至为简单，并无一定规章，全凭人之信用，以取信于官绅。当初办时，既如上述，均附设于货号之内，及后营业发达，乃立专号，其组织或为合资，或为独资，均属无限责任，将资本交付于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务，全权办理，股东均不过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实施监察于事后，此种营业，实为东方特异之点。管事在票庄内有无上之权威，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进行，各伙友听命于管事，但权利颇有平等之意义，管事与伙友均定三年回家一次，红利亦平均支配，故管事得人，则营业无不发达，否则财东有莫大之危险，如票号营业之失败，经济上损失之责任，全由财东负担，而管事者不负赔债之责。及光绪末叶，大清、交通两行成立，所有官款，皆由该两行存汇，而票号始受影响，然以信用久著，私人之存放汇兑，仍属不少，营业尚可支持，及辛亥武汉革命，全国响应，全省票号，毫无准备，放出之款，一时无法收回，存款皆纷纷来提，周转不灵，其掌柜多携款潜逃，或伪造账目。一家倒闭，牵及各家，是以民国初年，晋商票号，纷纷倒闭，至今仅有数家而已。
　　第二款 钱庄
　　清代钱庄，绍兴一派，最占势力，当时阻止票号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者，此派之力也。前清末叶，义善源、源丰润等钱庄，翘然独出，代理道县库，分绍兴人之势力，而别为镇江派。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在南中独树一帜。其营业区域，在长江南北，且利用交通之便，浸而蔓延各地，其大本营在上海、汉口两处，而南京、镇江、芜湖、九江等处，亦在其势力范围之内。钱庄之营业，约可分为数种：(一)代理道库县库，国库省库，既为票号所盘踞，此派不得已乃以道库县库归诸掌握；(二)贴现，此种贴现，虽不能尽括现今贴现之种种办法，然如汉口之比期，东省之卯期，上海之拆票等，当时已具雏形；(三)往来存款，其制度与现今银行往来存款相同。
　　上海之钱庄，历史悠久，滥觞于二百余年前，(按上海邑庙附近内园钱业总公所重修记有云：“盖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惟当时钱业仅营兑换一项，资本甚小，大概设摊于南市一隅，洪、阳之乱，南市商业，因战事关系，托庇于租界之下，因此北市之商业，大为繁荣。自同治元年起，钱庄之重心，由南市而移至北市。光绪初年，上海商业日渐发展，钱庄之营业，亦日益膨胀，据光绪二年之调查，当时上海之汇划钱庄有一百〇五家，其中设立在南市者四十二家，设立在北市者六十三家。南市四十二家，为大亨、大豫、大丰、元大亨、正丰、巨源、合源、同康、同元诚、至公、安康、安泰、延孚、阜南、升茂、和盛、洪泰、恒德、盈生、晋源、晋豫、泰康、乾记、顺元、敦和、集生、源元、源记、源泰恒、慎泰、慎生、瑞康、椿源、裕大、福源、聚泰、德升、德康、震大、震亨、震昌、震源。北市六十三家，为大有豫、久康、允康、元和、仁元、五康、巨丰、申昌、同元诚，安滋、延大、延生、延昌、阜康、阜丰、贞生、咸康、咸泰、茂泰、泰丰、振茂、厚德、晋吉、晋德、纯泰、乾一、乾和、乾康、乾德、乾丰、乾通、惇泰、惠吉、惠安、惠康、萃和、康泰、崇德、彙源、慎康、慎号、慎余、慎益、源源、源昌、源泰、源源祥、新吉、鼎源、鼎丰、福泰、肇泰、寿康、德昶、绪元、震祥、豫成、颐德、德泰、树德、宝泰、宝兴。
　　光绪八年，旧历十二月初，发生之倒账风潮，打破钱业黄金时代。当时有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款项五十六万两，突然倒闭，钱庄被累者，共四十家。为时各庄局面不大，赶将放款收回，以资支持，而其时适逢年底，据十二月三十日之调查，为银根紧急所累而倒闭之商号，凡二十家，总数凡一百五六十万两左右，钱庄停业清理者竟占半数。次年(光绪九年)开市，南市之大小钱庄，仅有二十三家，北市仅有三十五家。厥后风潮最烈者，为贴现风潮，与橡皮风潮。贴票风潮，发生于光绪二十三年间，先是有协和庄者，专营贴票事业，其法以高利吸收存款，例如以九十余元存入者，不届一月，即以存票往收，可得百元之数。钱庄之所以愿出重利吸收存款者，盖当时有贩运鸦片以博厚利之徒，悉向钱庄借款，钱庄现款不敷应求，乃有此贴现之方法。小有资产者，为利所诱，群向钱庄贴票，而贴票钱庄，亦如雨后春笋，愈开愈多，于是互相竞争，所贴之利，觉有百分之二十者，后有狡黠者，专设此类钱庄，吸收现款，以供挥霍，卒因届期现款无着，信用大失，全数倒闭，而专营贴票之正当钱庄，影响所及，亦相率倾覆，汇划庄因之大受挤轧，存户纷纷提存，事变仓促，以致周转不灵，倒闭搁浅者，踵相接也。宣统二年，复有橡皮风潮之发生，其时有西人某，在沪创设橡皮股票公司，大登广告，夸言橡皮事业之希望，商人咸被蒙蔽，竟相购买，不料该西人佯言回国，一去不返，杳如黄鹤，发电询问，毫无音息，于是始知受欺，股票价值，一落千丈，视同废纸，商人纷纷破产，钱庄乃大受影响，因此倒闭者，有数十家之多。
　　第三款 银行
　　我国之有银行，以英商麦加利银行，咸丰七年在沪创设之分行最早，厥后英之汇丰、有利，法之东方、汇理，日之正金，德之德华，于同、光年间先后在华设行营业。至吾国自设之银行，当以上海之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当光绪中叶后，国人渐感外人经济之压迫，知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强，非改革金融机关，不足以振兴实业，于是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设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之初，曾向当时度支部，商借库银一百万两，议定五年匀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厥后即纯系商股，至行内一切制度，均仿照外商银行办理，是为吾国私立银行之鼻祖。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十年，光绪三十二年，户部始有户部银行之设立。户部银行者，即清季之大清银行，今日之中国银行也。初成立时，户部原拟借为推行币制之枢纽，当时奏准之《试办银行章程》三十二条，隐然树我国中央银行之先声。至三十四年，奏定以户部银行改设大清银行，颁布《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更渐具吾国中央银行之雏形，是为吾国国家银行之肇端。自光绪二十二年，迄宣统三年，计历年十有六，在此期间内，银行之成立者，计十有七家，而至今已改组或停业者达十家，存在者仅七家耳。兹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