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3．中国行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展望
近百年来史学界对中国行会史的研究，虽然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趋势，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进一步促进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发展，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以下试从若干方面谈谈笔者的一些不成熟看法。
(1)理论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初步考察了中国学者有关行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后，给人的总体感觉是迄今为止部分学者虽然在理论运用方面作出了一些尝试，却显得不够充分，特别是与近些年来史学界在商会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相比较，行会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显然有所不及。①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行会史研究，主要是限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框架范围内进行，几乎可以说没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具体运用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西欧行会的理论。西欧的行会虽具有某些典型性的代表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对于中国行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何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西欧行会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于中国行会史的具体研究，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因为理解和运用的不同，才会出现有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为依据，提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行会的说法，有的学者则只是简单地以经典作家论述西欧行会的理论套用于中国行会史的研究，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造成不少的困惑。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要看到世界各国的行会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模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只是西欧行会，其相关的理论可以作为研究其他国家行会的一种指导，却不能将其对西欧行会各方面的论述全部都当做一成不变的主要依据。否则，对于与西欧行会存在着众多不同的中国行会，就很难给予合乎历史实际的描述与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与欧美甚至其他亚洲国家的明显差异人所共知。因此，在研究行会和其他任何中国问题时，除了借鉴西方的理论之外，还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恰恰是行会史研究中比较缺乏的一个重要环节。
近年来，参与研究行会史的学者队伍与以前相比较出现了一些变化。早期主要是古代史学者对明清时期行会的研究，后来则有一部分近代史学者开始对明清与近代行会进行探讨，这部分学者大多是从早先的商会史、同业公会史研究进而扩展到行会史研究，由此使行会史研究在理论运用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商会史和同业公会史研究的带动下，一部分学者在商会与行会的比较研究中开始运用“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框架，亦即现代化理论，这称得上是行会史研究在理论上的一大进展。有关的具体研究成果在上节的“行会与商会的区别及联系”中已作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运用“传统与现代”这一理论框架研究行会史仍然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一种倾向是过于强调行会所具有的传统落后因素，忽略了行会内部自身在近代的发展演变，亦即行会内部现代因素的出现；另一种倾向是夸大行会的发展变化，过于强调行会已具有的现代因素，而忽略其受传统落后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如何准确和全面地考察行会在近代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存在的传统与现代因素，进而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两种因素对行会在各方面的作用与影响，还需要以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除了现代化理论的运用，在行会史研究中还可以参考借鉴其他相关理论。在这方面，商会史研究的进展特别值得借鉴。如在商会史研究中除采用“传统与现代”即现代化理论之外，还有学者运用“社会与国家”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透过商会用新视野考察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商会与政府的新型互动关系。②尽管有学者指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运用于商会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甚至还有个别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但不可否认，这一理论的运用对于改变以往就事论事的商会研究格局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仍值得借鉴。商会虽然是近代出现的新型商人社团，行会则是较早产生的传统工商组织，但二者都属于工商业者组成的民间团体，因而行会史研究同样可以借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新的探讨。不仅如此，各业行会又大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商会与政府的互动离不开各业行会的支撑。如果借鉴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将考察国家与社会新型互动关系的对象进一步下移至行会，不仅可以为行会史研究提供新视野，或许还可对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得到某些新认识。事实上，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90年代以后在社会史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中也有较多地实际运用，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与好评。其原因是，“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③。
近20年来社会史研究中运用的某些理论分析框架，在行会史研究中同样也值得参考借鉴。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借鉴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研究理论和其他新兴社会科学理论，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所以，社会史研究中各种理论框架的运用在中国历史学中也显得十分突出。如区域社会史理论框架的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在许多社会史研究成果中都不难看到。从学科的分类来说，行会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种，应该也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但迄今为止除个别学者对会馆的研究采取了一些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外，其他在社会史研究中已较多运用的各种理论分析框架，却在行会史研究中较少运用，这显然是行会史研究的一个缺陷。④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笔者虽一再强调理论创新对行会史研究深入拓展的重要意义，但并不因此而否认或是忽视具体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仅有理论的创新，没有扎实的实证研究，这种理论创新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中国历史学许多分支学科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所谓理论创新说起来往往十分深奥，如果只是单纯探讨这些理论问题会越来越糊涂。实际上，新的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完善我们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地开展实证研究。
(2)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研究方法的改进，往往会对某个研究领域甚至是学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要想使行会史研究在已有基础上获得更进一步深入发展，也必须从这方面进行认真总结，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从以往行会史研究的发展情况看，与缺乏理论创新比较相似的是，在有意识地改进研究方法上也做得不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主要只是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一般性地就行会的某些具体问题开展研究，给人一种比较单一和沉闷的感觉。8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开始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使行会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明显的进展。目前所见的比较研究，一是与国外行会，主要是西欧行会进行比较，二是与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比较。在比较研究方面虽已取得值得重视的成果，但也仍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例如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除了与西欧行会的比较之外，还应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会进行比较，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地认识中国行会的特点。上文已经提及，西欧的行会虽具有代表性，但它毕竟只是世界上各种行会范型中的一种，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应该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仅仅限于与西欧行会作比较是远远不够的。彭泽益已经指出：欧洲中世纪拜占庭行会与西欧行会一样也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组织，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它至少有两点不同于西欧行会，一是为国库的利益服务，二是内部成员不同。⑤很显然，中外行会的比较需要扩展至西欧以外的更多国家。目前，中国行会与亚洲国家如日本行会的比较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这也是亟待弥补的明显缺陷。
即使是与西欧行会进行比较，也应注意西欧各国之间不同的差异，而不能不加区分地将西欧各国行会都视为没有任何差异、在各方面完全相同的组织。因为西欧各国在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及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方面，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同样也存在一些差异。所以，西欧国家的行会也是同中有异，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地予以研究和区别。如果将中国行会笼统地与西欧行会进行比较，而不注意西欧各国之间行会的差异，有时也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基于上述，在进行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时，最为稳妥和有效的方法是将中国的行会与某个具体国家的行会进行比较，如中国和英国、中国和日本行会的比较，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述笼统进行比较带来的缺陷。但是，这样的比较研究成果，在行会史研究中尚付之阙如。
以往中外行会史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比较的对象即外国行会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其具体表现，是对外国行会的第一手资料占有很不充分，这从一些研究成果征引外国行会资料的注释中绝大部分属转引的第二手资料即显而易见。许多涉及中外行会比较的论著，只是直接利用国内外一些研究外国行会成果中的观点和结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对外国行会进行深入研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其准确度和可信度不能不令人怀疑。事实表明，比较研究是一项非常有实效同时又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其前提是必须找准比较的对象，而且要知己知彼，如果对比较的对象既未占有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也未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很难作出真正扎实可靠的比较研究成果。所以，中外行会史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艰苦的努力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进行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时，要防止先人为主和为己所用的研究方法。在论述中国行会不同方面的问题时，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套用欧洲行会的模式，或简单认定是中国行会的特点，其结果必然导致标准不一，人言人殊。范金民论述清代江南会馆公所时即曾指出：江南的行会千姿百态，“不能不作具体分析，一见公所甚至会馆公所即认定为欧洲式的行会，更不能凭概念、凭直觉，以中世纪欧洲行会的模式来准齐江南的公所。我们不能在用欧洲行会的特点框套江南的公所不符合时就说这是中国行会的特色，而在论述中国行会的作用时却又以欧洲行会来生搬硬套”⑥。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都很不平衡的大国，不同地区的行会常常也具有某些不同的特点。例如有些地区的会馆更多地体现出同乡组织的特点，并非完全由商人组成；有些地区的会馆则兼有同乡组织和行会二重性质，商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如果仅仅是对某个地区的会馆进行考察，而不进行综合分析，就难免以偏赅全。因此，除了中外行会的比较，还可进行不同地区行会的比较研究。
分层次的研究方法，在过去的行会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里所说的研究层次，主要是指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的层次。具体说来，宏观研究是从整体上对中国行会的综合论述，中观研究是对某个城市或区域行会的考察，微观研究则是对某个行会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就一般情况而言，比较充分的微观研究应是中观研究的基础，中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如果微观研究和中观研究部不充分，宏观研究势必缺乏应有的基础与条件，所得出的结论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欠缺。
从行会史研究的现有成果看，却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某种相反的发展趋势。考察地区性行会的中观研究和从整体上对行会进行综合论述的宏观研究成果为数不少，其中又以宏观研究的成果居多，而深入剖析某一行会的微观研究则难得一见。近年来才开始有个别学者采取微观研究的方法对某一行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与分析，如王翔通过搜集大量的有关资料，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但类似这样的微观研究，直到目前可以说仍然是少之又少，这显然是行会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缺陷，也是在今后的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说明清时期的行会由于资料大都极不完整，很难对某个行会单独进行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那么到了近代，在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留存下来的部分行会的各种资料已使这种个案研究成为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充分意识到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并勇于下苦功去搜集有关的档案、报刊、方志、碑刻等各种资料，沉下心来进行扎实的微观研究。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不够充分，是行会史研究的方法论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尤其是相关的定量统计，在已有的行会史研究成果中十分缺乏。目前所见比较普遍的情况，大多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有些论著虽有一些统计，但主要是限于对一些地区会馆、公所数量的统计，这一统计尽管也有其意义，然而却对阐明行会的各方面具体情况并无多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应该分作若干方面，对行会进行具体的定量分析，特别是可以做量化分析的资料，不宜用一般的定性分析取代。如果缺乏比较充分的定量分析，仅仅通过定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具有说服力。如同有学者所曾指出：论述近代上海行会的现代性演变时，单纯以企业家正在变成这些过渡中的商人团体的领袖人物为依据是不够的，因为上海当时具体有多少行会正在发生此种转变?所占比例如何?在上海的行会组织中，又有多少领袖是处于转化中的“企业家”?所占比例又如何?这些都需要作具体的量化分析，否则其论点不足以服人。⑦由此可知，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今后行会史研究需要加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之外，在以往的行会史研究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采用“举例子”论证某一结论的研究方法。如有的论者通过举出某些例子说明会馆不属于行会组织，也有论者举出另一些例子论证会馆是行会组织，从而各自用不同的例子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史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通常都会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对此笔者也并非全然反对，问题是要小心避免这种方法极易导致的片面性。已有学者明确指出：“这种方法颇为流行，却是不科学的，因为举例子往往会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⑧列宁也曾说明，“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⑨。因此，采用“举例子”的方法时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必须随时注意任何一个例子都有其时空的限制，不宜轻易地将其放大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3)研究主题和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
行会是工商业者组成的经济组织，因而以往的行会史研究大多侧重于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主题，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但作为社会团体，行会也包含和体现着多方面的社会内容，所以仅仅侧重于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主题又是远远不够的，这或许正是行会史研究在中国历经较长时间却未能取得较大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
例如在论及中国行会的功能时，绝大多数论著都会提到行会开展崇拜神灵的活动，并认为这是行会最为常见的活动内容。但是，多数论著对行会的这一主要活动，又只是给予一般性介绍，而且往往简单地将这一活动视为行会的封建迷信活动，是行会传统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具体表现，有的学者还将是否开展神灵崇拜活动作为区别商会为新式商人社团，行会是旧式传统组织的标准之一，但很少有人对中国行会这种行业崇拜活动真正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拓展研究的主题，结合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同时又从文化学、宗教学的角度对行会的这一活动进行分析。中国工商业者的宗教信仰与其经济活动紧密相联，本来就是相关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从明清到近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工商业者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对其从事的工商活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然而这一重要问题却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李乔的《中国行业神崇拜》一书，虽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所涉及，但该书主要侧重于介绍，在分析论证方面还缺乏学术深度，也没有紧密结合行会进行论述。⑩郭立诚的《行神研究》(11)和任骋编的《七十二行祖师爷》(12)，与上述李乔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笔者认为，对行会崇拜神灵活动及其变化的具体剖析，正好可以为探讨工商业者的宗教信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典型事例，在这方面应该进行深入探讨。
又如中国的行会虽主要是一种经济组织，侧重于发挥经济方面的功能，但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具有社团的独特功能，在这方面同样也可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各个行会普遍开展的慈善活动，不应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介绍和叙述，而应从社会史的新视野加以考察。及至近代，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也开始向近代新型慈善公益事业转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影响。行会的慈善活动是一成不变，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某些新的转变?行会开展的各种慈善活动，对于工商业者在各方面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于维系行会的发展，乃至对基层社会的运转，又有哪些作用?都可以分别进行深入研究。除了慈善活动，对行会在地方基层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应给予重视并作实证研究。目前，已有个别学者在这方面开始进行探讨，如张忠民探讨了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13)，王日根分析了会馆在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影响(14)，但从整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十分不足，需要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层次的考察和分析。
有些由同籍商人组成的会馆和公所，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还具有与同乡会相似的功能，这在许多相关的论著中都曾提及，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还撰有《上海的同乡团体和同业团体》一文，但长期以来中同学者却很少有人深入进行类似的比较研究。因此，同籍商人组成的会馆、公所与同乡会尽管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组织，相互之间在组织结构、功能作用等各方面又有哪些差别?进入近代以后，会馆、公所与同乡会的发展变化有何不同?影响又有哪些差异?都可以采取个案考察与综合论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撰写的论文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尚未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15)
在其他许多方面，同样也可以进一步拓展行会史研究的内容和深度。例如行会史的研究虽然已经历经百余年，但有关行会内部的许多具体运作情况，我们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清楚。包括行会内部组织结构的状况与变化究竟是怎样的?行会的领导人与职员如何产生和怎样履行其职责?行会对各种违反行规的成员具体如何处置?其依据主要是成文的行规，还是不成文的习惯法?行会与官府的互动究竟涉及哪些方面的事项?具体采取哪些方式?是被动还是主动?商会诞生后行会如何扮演其基层组织的角色?职能如何分工?等等。这些问题，在有关行会的论著中往往都只是简略涉及，至今仍很少见有扎实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最近，才看到有个别学者开始注意考察行会内部的运作机制。如任放从制度架构切入，对清代湖南手工业行会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行会条规“是制度架构与经济合同的混合物”(16)。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仍显得十分薄弱，因而拓展行会史研究的内容和深度，需要进行更多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
由于许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比较缺乏，导致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也没有坚实的基础，相关的成果截至目前实际上并不多。关于全面研究中国行会史的专著，早期有根岸佶等日本学者撰写的数本著作，晚期则有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Rowe)的力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7)。特别是罗威廉的专著对汉口商业行会有许多比较精辟的论述，在西方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同学者则除了全汉升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过一本《中国行会制度史》之外，其后再很少有研究行会的专著问世。邱澎生的《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一书，主要是探讨会馆、公所的组织发展与权力运作，虽然作者指明该书在术语上避免采用“行会”这个字眼，但实际上该书仍然是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学者撰写的一部论述地区性行会的专著。(18)
这里还想附带谈谈行会史研究中拓展研究主题和内容值得重视的另一个问题。翻检国外学者研究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成果，再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照，使人时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许多感叹。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受是国外学者的一些成果，包括20世纪上半期的研究成果，已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对有关行会的许多问题的探讨也比较全面，而其中有些问题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却一直较少涉及。另一个感受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许多论文甚至只字不提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样既不符合学术规范，也容易形成无创新性的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成果。例如日本学者清水盛光的长篇论文《传统中国行会的势力》，是一篇研究中国行会的力作。该文不仅论述的问题比较全面，而且在探讨中国行会的起源、中外行会的比较、行会与政府的关系、行会内部的上下关系等许多问题上不乏独到见解。该文1936年发表于《满铁调查月报》之后，又于1985年在台北《食货月刊》刊出了中译文，但是笔者查检的众多中国大陆学者撰写的行会史研究论文中，却没有一篇引用过清水盛光的这篇论文。即使是像前面提到的罗威廉所写在西方中国史学界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也很少看到中国学者在研究行会史的论著中加以介绍和引用。如果说过去因为闭关锁国，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受到限制，难以看到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尚属情有可原，那么在当今改革开放、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已十分密切，而且现代资讯手段已十分发达的状况下，仍然继续如此则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检讨。
(4)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尚待加强
近百年来，史学界一部分学者为搜集和编纂行会资料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其中包括早期外国学者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搜集资料，然后加以整理出版。这些资料的出版，特别是数本碑刻资料问世之后，为更多学者研究行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前提即是史料的搜集，可以说，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行会史研究成果，都与当时相关史料的发掘编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与大型成套商会档案的出版相比较，行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同业组织档案资料的整理编纂与出版仍显得比较滞后。
行会资料的整理编纂与出版滞后，也是制约行会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上所说，要想弄清行会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其演变，考察行会具体如何行使其职能，全面了解行会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深入探究行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如果仅靠目前已出版的资料将很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不花费更大的人力和财力，挖掘和编纂新的资料，研究者断难在行会史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笔者所知，其实全国许多地区的档案馆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同业组织的档案，有些档案馆的馆藏案卷甚至多得惊人，完全不亚于商会档案。但由于未编纂出版，研究者利用很不方便，而且成本较高，难以负担。例如上海市档案馆即保存了大量同业组织和同乡组织的档案，该馆虽为便于研究者利用，已分期分批将这些档案制成了缩微胶卷，毫无保留地提供给研究者查阅，但因未出版成书，外地研究者查阅仍不太方便。如果能将这些档案编纂出版，无疑将是行会和同业公会研究者的福音，甚至能够像商会档案出版后促使商会史研究成为热点一样，也推动行会史和同业公会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① 有关商会史研究中理论框架的运用，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载《历史研究》，2001(5)，158～161页。
② 参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96(1)。
③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6)，170页。
④ 关于近20年来社会史研究中理论分析框架的运用及其相关成果的介绍，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6)。
⑤ 参见彭泽益：《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见氏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导论”，3～4页。
⑥ 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载《清史研究》，1999(2)，52～53页。
⑦ 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载《历史研究》，2001(5)，162页。
⑧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总序”，24页。
⑨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见《列宁选集》，3版第2卷，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⑩ 戴文葆在该书的序言中就行业神崇拜与行会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但认为行会敬神是借神祗发挥“精神上宪兵的作用”，遇有同业纠纷、伙友争议、违章事件、本业习惯等等问题，利用神充当仲裁角色；由于行会本身带有封建垄断性质，神祗的迷信也是雇主业主施展花招的掩护，在商品交换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行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钳制和压迫帮工的工具，行会崇拜的神祗也成为愚弄帮工的帮凶。参见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序二”，6～7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这些结论显然也不是从整体上对行会敬神活动进行的分析，只是就其中的某一方面给予的说明，仍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
(11) 郭立诚：《行神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7。
(12) 任骋编：《七十二行祖师爷》，台北，木铎出版社，1987。
(13) 参见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载《史林》，1999(2)。
(14) 参见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15) 高洪兴的《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一文(见《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即论述了上海会馆、公所与同乡会的关系，很有参考价值，但文中的有些结论还需要更多材料的论证。宋钻友的《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上海广肇公所初探》(见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认为进入民国以后，广肇公所即呈现出加强与同乡移民群体联系的迹象，其职能的重心已转移到为全体同乡服务。
(16) 任放：《论清代湖南手工业行会的运作机制》，载《求索》，2001(5)，122～124页。
(17) William T.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有关该书具体内容的介绍可参见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另见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香港)，1995(5)。罗威廉关于汉口研究的两部著作的中译本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4年、2008年出版。
(18) 参见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2页。该书之所以避免采用“行会”一词，据作者解释其原因，一是在学术著作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欧洲Guild为比附对象的影响之下，传统中国工商业团体的全貌已被严重扭曲，“行会”几已成为“中国Guild”的同义语，在尚未出现坚强论证之前，不宜用“行会”这个术语；二是在20世纪中国政府明令工商业团体采用“商会”或“同业公会”等正式称谓之前，传统工商业团体几乎没有一个正式而统一的称谓，为免挂此漏彼，不如使用“工商业团体”来称呼。参见该书，2～3页。
(1)理论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初步考察了中国学者有关行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后，给人的总体感觉是迄今为止部分学者虽然在理论运用方面作出了一些尝试，却显得不够充分，特别是与近些年来史学界在商会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探讨相比较，行会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显然有所不及。①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行会史研究，主要是限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框架范围内进行，几乎可以说没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体系，在研究过程中具体运用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西欧行会的理论。西欧的行会虽具有某些典型性的代表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对于中国行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何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西欧行会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于中国行会史的具体研究，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因为理解和运用的不同，才会出现有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为依据，提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行会的说法，有的学者则只是简单地以经典作家论述西欧行会的理论套用于中国行会史的研究，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造成不少的困惑。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要看到世界各国的行会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模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只是西欧行会，其相关的理论可以作为研究其他国家行会的一种指导，却不能将其对西欧行会各方面的论述全部都当做一成不变的主要依据。否则，对于与西欧行会存在着众多不同的中国行会，就很难给予合乎历史实际的描述与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与欧美甚至其他亚洲国家的明显差异人所共知。因此，在研究行会和其他任何中国问题时，除了借鉴西方的理论之外，还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恰恰是行会史研究中比较缺乏的一个重要环节。
近年来，参与研究行会史的学者队伍与以前相比较出现了一些变化。早期主要是古代史学者对明清时期行会的研究，后来则有一部分近代史学者开始对明清与近代行会进行探讨，这部分学者大多是从早先的商会史、同业公会史研究进而扩展到行会史研究，由此使行会史研究在理论运用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商会史和同业公会史研究的带动下，一部分学者在商会与行会的比较研究中开始运用“传统与现代”的理论框架，亦即现代化理论，这称得上是行会史研究在理论上的一大进展。有关的具体研究成果在上节的“行会与商会的区别及联系”中已作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运用“传统与现代”这一理论框架研究行会史仍然存在着某些片面性。一种倾向是过于强调行会所具有的传统落后因素，忽略了行会内部自身在近代的发展演变，亦即行会内部现代因素的出现；另一种倾向是夸大行会的发展变化，过于强调行会已具有的现代因素，而忽略其受传统落后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如何准确和全面地考察行会在近代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存在的传统与现代因素，进而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两种因素对行会在各方面的作用与影响，还需要以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除了现代化理论的运用，在行会史研究中还可以参考借鉴其他相关理论。在这方面，商会史研究的进展特别值得借鉴。如在商会史研究中除采用“传统与现代”即现代化理论之外，还有学者运用“社会与国家”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透过商会用新视野考察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商会与政府的新型互动关系。②尽管有学者指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运用于商会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甚至还有个别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但不可否认，这一理论的运用对于改变以往就事论事的商会研究格局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仍值得借鉴。商会虽然是近代出现的新型商人社团，行会则是较早产生的传统工商组织，但二者都属于工商业者组成的民间团体，因而行会史研究同样可以借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新的探讨。不仅如此，各业行会又大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商会与政府的互动离不开各业行会的支撑。如果借鉴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将考察国家与社会新型互动关系的对象进一步下移至行会，不仅可以为行会史研究提供新视野，或许还可对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得到某些新认识。事实上，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90年代以后在社会史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中也有较多地实际运用，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与好评。其原因是，“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③。
近20年来社会史研究中运用的某些理论分析框架，在行会史研究中同样也值得参考借鉴。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借鉴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研究理论和其他新兴社会科学理论，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所以，社会史研究中各种理论框架的运用在中国历史学中也显得十分突出。如区域社会史理论框架的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在许多社会史研究成果中都不难看到。从学科的分类来说，行会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种，应该也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但迄今为止除个别学者对会馆的研究采取了一些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外，其他在社会史研究中已较多运用的各种理论分析框架，却在行会史研究中较少运用，这显然是行会史研究的一个缺陷。④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笔者虽一再强调理论创新对行会史研究深入拓展的重要意义，但并不因此而否认或是忽视具体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仅有理论的创新，没有扎实的实证研究，这种理论创新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中国历史学许多分支学科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所谓理论创新说起来往往十分深奥，如果只是单纯探讨这些理论问题会越来越糊涂。实际上，新的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完善我们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地开展实证研究。
(2)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研究方法的改进，往往会对某个研究领域甚至是学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要想使行会史研究在已有基础上获得更进一步深入发展，也必须从这方面进行认真总结，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从以往行会史研究的发展情况看，与缺乏理论创新比较相似的是，在有意识地改进研究方法上也做得不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主要只是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一般性地就行会的某些具体问题开展研究，给人一种比较单一和沉闷的感觉。8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开始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使行会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明显的进展。目前所见的比较研究，一是与国外行会，主要是西欧行会进行比较，二是与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比较。在比较研究方面虽已取得值得重视的成果，但也仍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例如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除了与西欧行会的比较之外，还应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会进行比较，这样才能更为准确地认识中国行会的特点。上文已经提及，西欧的行会虽具有代表性，但它毕竟只是世界上各种行会范型中的一种，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应该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仅仅限于与西欧行会作比较是远远不够的。彭泽益已经指出：欧洲中世纪拜占庭行会与西欧行会一样也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组织，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它至少有两点不同于西欧行会，一是为国库的利益服务，二是内部成员不同。⑤很显然，中外行会的比较需要扩展至西欧以外的更多国家。目前，中国行会与亚洲国家如日本行会的比较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这也是亟待弥补的明显缺陷。
即使是与西欧行会进行比较，也应注意西欧各国之间不同的差异，而不能不加区分地将西欧各国行会都视为没有任何差异、在各方面完全相同的组织。因为西欧各国在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及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方面，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同样也存在一些差异。所以，西欧国家的行会也是同中有异，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地予以研究和区别。如果将中国行会笼统地与西欧行会进行比较，而不注意西欧各国之间行会的差异，有时也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基于上述，在进行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时，最为稳妥和有效的方法是将中国的行会与某个具体国家的行会进行比较，如中国和英国、中国和日本行会的比较，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述笼统进行比较带来的缺陷。但是，这样的比较研究成果，在行会史研究中尚付之阙如。
以往中外行会史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比较的对象即外国行会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其具体表现，是对外国行会的第一手资料占有很不充分，这从一些研究成果征引外国行会资料的注释中绝大部分属转引的第二手资料即显而易见。许多涉及中外行会比较的论著，只是直接利用国内外一些研究外国行会成果中的观点和结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对外国行会进行深入研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其准确度和可信度不能不令人怀疑。事实表明，比较研究是一项非常有实效同时又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其前提是必须找准比较的对象，而且要知己知彼，如果对比较的对象既未占有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也未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很难作出真正扎实可靠的比较研究成果。所以，中外行会史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艰苦的努力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进行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时，要防止先人为主和为己所用的研究方法。在论述中国行会不同方面的问题时，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套用欧洲行会的模式，或简单认定是中国行会的特点，其结果必然导致标准不一，人言人殊。范金民论述清代江南会馆公所时即曾指出：江南的行会千姿百态，“不能不作具体分析，一见公所甚至会馆公所即认定为欧洲式的行会，更不能凭概念、凭直觉，以中世纪欧洲行会的模式来准齐江南的公所。我们不能在用欧洲行会的特点框套江南的公所不符合时就说这是中国行会的特色，而在论述中国行会的作用时却又以欧洲行会来生搬硬套”⑥。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都很不平衡的大国，不同地区的行会常常也具有某些不同的特点。例如有些地区的会馆更多地体现出同乡组织的特点，并非完全由商人组成；有些地区的会馆则兼有同乡组织和行会二重性质，商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如果仅仅是对某个地区的会馆进行考察，而不进行综合分析，就难免以偏赅全。因此，除了中外行会的比较，还可进行不同地区行会的比较研究。
分层次的研究方法，在过去的行会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里所说的研究层次，主要是指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的层次。具体说来，宏观研究是从整体上对中国行会的综合论述，中观研究是对某个城市或区域行会的考察，微观研究则是对某个行会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就一般情况而言，比较充分的微观研究应是中观研究的基础，中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如果微观研究和中观研究部不充分，宏观研究势必缺乏应有的基础与条件，所得出的结论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欠缺。
从行会史研究的现有成果看，却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某种相反的发展趋势。考察地区性行会的中观研究和从整体上对行会进行综合论述的宏观研究成果为数不少，其中又以宏观研究的成果居多，而深入剖析某一行会的微观研究则难得一见。近年来才开始有个别学者采取微观研究的方法对某一行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与分析，如王翔通过搜集大量的有关资料，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但类似这样的微观研究，直到目前可以说仍然是少之又少，这显然是行会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缺陷，也是在今后的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说明清时期的行会由于资料大都极不完整，很难对某个行会单独进行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那么到了近代，在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留存下来的部分行会的各种资料已使这种个案研究成为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充分意识到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并勇于下苦功去搜集有关的档案、报刊、方志、碑刻等各种资料，沉下心来进行扎实的微观研究。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不够充分，是行会史研究的方法论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尤其是相关的定量统计，在已有的行会史研究成果中十分缺乏。目前所见比较普遍的情况，大多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有些论著虽有一些统计，但主要是限于对一些地区会馆、公所数量的统计，这一统计尽管也有其意义，然而却对阐明行会的各方面具体情况并无多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应该分作若干方面，对行会进行具体的定量分析，特别是可以做量化分析的资料，不宜用一般的定性分析取代。如果缺乏比较充分的定量分析，仅仅通过定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具有说服力。如同有学者所曾指出：论述近代上海行会的现代性演变时，单纯以企业家正在变成这些过渡中的商人团体的领袖人物为依据是不够的，因为上海当时具体有多少行会正在发生此种转变?所占比例如何?在上海的行会组织中，又有多少领袖是处于转化中的“企业家”?所占比例又如何?这些都需要作具体的量化分析，否则其论点不足以服人。⑦由此可知，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今后行会史研究需要加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之外，在以往的行会史研究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采用“举例子”论证某一结论的研究方法。如有的论者通过举出某些例子说明会馆不属于行会组织，也有论者举出另一些例子论证会馆是行会组织，从而各自用不同的例子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史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通常都会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对此笔者也并非全然反对，问题是要小心避免这种方法极易导致的片面性。已有学者明确指出：“这种方法颇为流行，却是不科学的，因为举例子往往会离开具体的历史过程。”⑧列宁也曾说明，“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⑨。因此，采用“举例子”的方法时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必须随时注意任何一个例子都有其时空的限制，不宜轻易地将其放大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3)研究主题和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
行会是工商业者组成的经济组织，因而以往的行会史研究大多侧重于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主题，这是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但作为社会团体，行会也包含和体现着多方面的社会内容，所以仅仅侧重于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主题又是远远不够的，这或许正是行会史研究在中国历经较长时间却未能取得较大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
例如在论及中国行会的功能时，绝大多数论著都会提到行会开展崇拜神灵的活动，并认为这是行会最为常见的活动内容。但是，多数论著对行会的这一主要活动，又只是给予一般性介绍，而且往往简单地将这一活动视为行会的封建迷信活动，是行会传统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具体表现，有的学者还将是否开展神灵崇拜活动作为区别商会为新式商人社团，行会是旧式传统组织的标准之一，但很少有人对中国行会这种行业崇拜活动真正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拓展研究的主题，结合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同时又从文化学、宗教学的角度对行会的这一活动进行分析。中国工商业者的宗教信仰与其经济活动紧密相联，本来就是相关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薄弱环节。从明清到近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工商业者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对其从事的工商活动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然而这一重要问题却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见。李乔的《中国行业神崇拜》一书，虽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所涉及，但该书主要侧重于介绍，在分析论证方面还缺乏学术深度，也没有紧密结合行会进行论述。⑩郭立诚的《行神研究》(11)和任骋编的《七十二行祖师爷》(12)，与上述李乔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笔者认为，对行会崇拜神灵活动及其变化的具体剖析，正好可以为探讨工商业者的宗教信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典型事例，在这方面应该进行深入探讨。
又如中国的行会虽主要是一种经济组织，侧重于发挥经济方面的功能，但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具有社团的独特功能，在这方面同样也可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各个行会普遍开展的慈善活动，不应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介绍和叙述，而应从社会史的新视野加以考察。及至近代，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也开始向近代新型慈善公益事业转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影响。行会的慈善活动是一成不变，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某些新的转变?行会开展的各种慈善活动，对于工商业者在各方面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于维系行会的发展，乃至对基层社会的运转，又有哪些作用?都可以分别进行深入研究。除了慈善活动，对行会在地方基层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应给予重视并作实证研究。目前，已有个别学者在这方面开始进行探讨，如张忠民探讨了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13)，王日根分析了会馆在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过程中的影响(14)，但从整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十分不足，需要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层次的考察和分析。
有些由同籍商人组成的会馆和公所，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还具有与同乡会相似的功能，这在许多相关的论著中都曾提及，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还撰有《上海的同乡团体和同业团体》一文，但长期以来中同学者却很少有人深入进行类似的比较研究。因此，同籍商人组成的会馆、公所与同乡会尽管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毕竟不是完全相同的组织，相互之间在组织结构、功能作用等各方面又有哪些差别?进入近代以后，会馆、公所与同乡会的发展变化有何不同?影响又有哪些差异?都可以采取个案考察与综合论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撰写的论文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尚未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15)
在其他许多方面，同样也可以进一步拓展行会史研究的内容和深度。例如行会史的研究虽然已经历经百余年，但有关行会内部的许多具体运作情况，我们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清楚。包括行会内部组织结构的状况与变化究竟是怎样的?行会的领导人与职员如何产生和怎样履行其职责?行会对各种违反行规的成员具体如何处置?其依据主要是成文的行规，还是不成文的习惯法?行会与官府的互动究竟涉及哪些方面的事项?具体采取哪些方式?是被动还是主动?商会诞生后行会如何扮演其基层组织的角色?职能如何分工?等等。这些问题，在有关行会的论著中往往都只是简略涉及，至今仍很少见有扎实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最近，才看到有个别学者开始注意考察行会内部的运作机制。如任放从制度架构切入，对清代湖南手工业行会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行会条规“是制度架构与经济合同的混合物”(16)。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仍显得十分薄弱，因而拓展行会史研究的内容和深度，需要进行更多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
由于许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比较缺乏，导致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也没有坚实的基础，相关的成果截至目前实际上并不多。关于全面研究中国行会史的专著，早期有根岸佶等日本学者撰写的数本著作，晚期则有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Rowe)的力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7)。特别是罗威廉的专著对汉口商业行会有许多比较精辟的论述，在西方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同学者则除了全汉升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过一本《中国行会制度史》之外，其后再很少有研究行会的专著问世。邱澎生的《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一书，主要是探讨会馆、公所的组织发展与权力运作，虽然作者指明该书在术语上避免采用“行会”这个字眼，但实际上该书仍然是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学者撰写的一部论述地区性行会的专著。(18)
这里还想附带谈谈行会史研究中拓展研究主题和内容值得重视的另一个问题。翻检国外学者研究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成果，再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照，使人时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许多感叹。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受是国外学者的一些成果，包括20世纪上半期的研究成果，已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对有关行会的许多问题的探讨也比较全面，而其中有些问题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却一直较少涉及。另一个感受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许多论文甚至只字不提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样既不符合学术规范，也容易形成无创新性的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成果。例如日本学者清水盛光的长篇论文《传统中国行会的势力》，是一篇研究中国行会的力作。该文不仅论述的问题比较全面，而且在探讨中国行会的起源、中外行会的比较、行会与政府的关系、行会内部的上下关系等许多问题上不乏独到见解。该文1936年发表于《满铁调查月报》之后，又于1985年在台北《食货月刊》刊出了中译文，但是笔者查检的众多中国大陆学者撰写的行会史研究论文中，却没有一篇引用过清水盛光的这篇论文。即使是像前面提到的罗威廉所写在西方中国史学界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也很少看到中国学者在研究行会史的论著中加以介绍和引用。如果说过去因为闭关锁国，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受到限制，难以看到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尚属情有可原，那么在当今改革开放、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已十分密切，而且现代资讯手段已十分发达的状况下，仍然继续如此则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检讨。
(4)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尚待加强
近百年来，史学界一部分学者为搜集和编纂行会资料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其中包括早期外国学者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搜集资料，然后加以整理出版。这些资料的出版，特别是数本碑刻资料问世之后，为更多学者研究行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前提即是史料的搜集，可以说，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行会史研究成果，都与当时相关史料的发掘编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与大型成套商会档案的出版相比较，行会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同业组织档案资料的整理编纂与出版仍显得比较滞后。
行会资料的整理编纂与出版滞后，也是制约行会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上所说，要想弄清行会内部的组织结构及其演变，考察行会具体如何行使其职能，全面了解行会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深入探究行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如果仅靠目前已出版的资料将很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不花费更大的人力和财力，挖掘和编纂新的资料，研究者断难在行会史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笔者所知，其实全国许多地区的档案馆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同业组织的档案，有些档案馆的馆藏案卷甚至多得惊人，完全不亚于商会档案。但由于未编纂出版，研究者利用很不方便，而且成本较高，难以负担。例如上海市档案馆即保存了大量同业组织和同乡组织的档案，该馆虽为便于研究者利用，已分期分批将这些档案制成了缩微胶卷，毫无保留地提供给研究者查阅，但因未出版成书，外地研究者查阅仍不太方便。如果能将这些档案编纂出版，无疑将是行会和同业公会研究者的福音，甚至能够像商会档案出版后促使商会史研究成为热点一样，也推动行会史和同业公会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① 有关商会史研究中理论框架的运用，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载《历史研究》，2001(5)，158～161页。
② 参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96(1)。
③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6)，170页。
④ 关于近20年来社会史研究中理论分析框架的运用及其相关成果的介绍，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6)。
⑤ 参见彭泽益：《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见氏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导论”，3～4页。
⑥ 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载《清史研究》，1999(2)，52～53页。
⑦ 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载《历史研究》，2001(5)，162页。
⑧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总序”，24页。
⑨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见《列宁选集》，3版第2卷，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⑩ 戴文葆在该书的序言中就行业神崇拜与行会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但认为行会敬神是借神祗发挥“精神上宪兵的作用”，遇有同业纠纷、伙友争议、违章事件、本业习惯等等问题，利用神充当仲裁角色；由于行会本身带有封建垄断性质，神祗的迷信也是雇主业主施展花招的掩护，在商品交换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行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钳制和压迫帮工的工具，行会崇拜的神祗也成为愚弄帮工的帮凶。参见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序二”，6～7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这些结论显然也不是从整体上对行会敬神活动进行的分析，只是就其中的某一方面给予的说明，仍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
(11) 郭立诚：《行神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7。
(12) 任骋编：《七十二行祖师爷》，台北，木铎出版社，1987。
(13) 参见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载《史林》，1999(2)。
(14) 参见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15) 高洪兴的《近代上海的同乡组织》一文(见《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即论述了上海会馆、公所与同乡会的关系，很有参考价值，但文中的有些结论还需要更多材料的论证。宋钻友的《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上海广肇公所初探》(见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认为进入民国以后，广肇公所即呈现出加强与同乡移民群体联系的迹象，其职能的重心已转移到为全体同乡服务。
(16) 任放：《论清代湖南手工业行会的运作机制》，载《求索》，2001(5)，122～124页。
(17) William T.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有关该书具体内容的介绍可参见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另见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香港)，1995(5)。罗威廉关于汉口研究的两部著作的中译本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4年、2008年出版。
(18) 参见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2页。该书之所以避免采用“行会”一词，据作者解释其原因，一是在学术著作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欧洲Guild为比附对象的影响之下，传统中国工商业团体的全貌已被严重扭曲，“行会”几已成为“中国Guild”的同义语，在尚未出现坚强论证之前，不宜用“行会”这个术语；二是在20世纪中国政府明令工商业团体采用“商会”或“同业公会”等正式称谓之前，传统工商业团体几乎没有一个正式而统一的称谓，为免挂此漏彼，不如使用“工商业团体”来称呼。参见该书，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