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纠结，是传统商人的基本问题之一。“见利忘义”也好，“为义舍利”也罢，都从深层次反映了商人们的价值追求和对生命质量的自我认定。明清时期，陕晋徽三帮从事商业经营，都以追求利润为鹄的，但由于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却表现出不同的认知水平，反映了他们经营理念和价值追求的差别。
　　一 陕商讲仁
　　陕西为古雍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几千年传统礼教的羽化，使陕西商人做生意讲求仁中取利，先义后利；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多为陕西商人所不齿。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公平交易，仁中取利
　　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墙的“悬鱼”上就刻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字样；社旗山陕会馆石牌坊中坊两石雕均刻有“仗义”、“秉忠”的铭言；而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铁旗杆上则铸有“公义”、“参天”的铁字，象征山陕商人仗义取财的忠义品质。①事实上“忠义取财”、“以德谋利”是贯穿于陕西商人经营活动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陕西商人注重自身名节，“活人”即存身立命的标准。陕西富平著名商人刘邦祯，字本诚，在湖北荆州做生意，豁达谦让，人皆敬慕，且仗义舍利，归时取资，每贷钱总让银五两，不为多取，众人皆惑而不解，他常笑而不答。又常常贷粟散财，多不取利，焚券舍负，亦屡千计，受到世人称颂，被誉为“邑中第一家”。②三原商人高友槐，起先为县令，苦于宗禄不济，难以养家糊口，有感曰“丈夫堕地七尺，奈何以衣食廑县官忧”，于是弃官为商。富而好行其德，将本钱贷放给戚党无告者，使其经商于吴越燕赵之间并宽其期限，量力取利，不能还本付息者，不仅不催迫，反而厚待其归，对那些身死客乡的戚家里党，他都扶柩以归。他的德行操守深深感动了人们，“争尽力贾”③，结果反而家大起，身至巨万。耀县乔世宁之父，经商“常积粟食万石，岁薄取其息以赈饥人”，被称为“万石君”④，留下很好的名声，儿子乔世宁才能成为陕西著名乡绅。
　　(二)忠义经商，善结人脉
　　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生意和顺的基础。陕西大荔商人李振业，家贫，父贩负为生，童时随父灌园贩粟，常与一友贩枣于四川，分息时总是少取其息，有鲍叔牙之风。⑤陕西韩城商人苏含章从小在凉州做生意，有朝邑赵某爱其忠厚，苏与之订盟交，赵每还家便邀含章俱往，连家事都听取含章的意见，一世情同手足。⑥泾阳商人张魁与同乡李扶荆共同经商于兰州，两人相友善，结生死之交。扶荆卒，遗两子无所归，托孤于张魁，魁抚之如己子，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们，帮其成家立业，成为陕西商界佳话。⑦长安商人张克量，经营有方，兰州人曹佐爱其忠义，求为伙计，两人经商数年，获得成功。⑧户县商人南炳武在康定与人合伙开“德泰和”茶庄，见同村一少年，自小失孤，无以为生，便将其收为义子，延师教学，后送入“德泰和”学徒，还为其娶妻成家，在陕西商界传为佳话。⑨这种忠义求财、不问回报的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高陵商人程希仁，早年从父在城固做生意，放贷于川湖间。有一年家乡闹灾，里中有桑姓二人，逃难城固，几不能生，希仁见状，宅心仁厚，给衣食不问报。及岁稔，公又给路费使归还帮其复业起家。后希仁死，两兄弟奔丧，悲泣殊常人，问其故，才告知前情，人多泪下。⑩陕商王君在兰州做生意，经营30余年，家有薄资，一日独游黄河之滨，见一少年欲投河寻死，急止而询之，原来这一少年将收得的债金百余金不幸丢失，无法复账，投河欲死。王君听罢，沉思良久，遂执子之手引至酒肆，写一欠债百金的欠条，交给了这个少年，并对他说，我家在某处，明日持券来，我帮你还债。第二天少年至，王君携其归家，对家人说：“此乃故人之子，我当年欠其父之债，当速还之。”儿子们奉父命以百金授之，少年受金拜谢而去。待王君殁后数年，少年复至，泣拜祠堂并倍还其金，才说出了前情。(11)三原商人第五君“就贾于四川富县，为典商……有土人雷万顺者夙称忠厚，日捡煤灰渣为聊生，君经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略无负久获利百八十余金。忽无耗，又七年倏来三千四百金献君，泾问所由，曰别来赴井执盐业，此百八十余所获利也，君得其半耳”。(12)
　　(三)忠厚其主，不取身外之财
　　大荔商人赵第魁，曾因家贫在四川为人做伙计，见东家有冤狱，第魁激于义，帮其打官司，申雪冤狱，主感其恩，欲将店赐之，第魁旋即辞归，并对主人说：“我帮你打官司是出于道义，路见不平罢了，如果取你家财，我成何人?”(13)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肝胆。礼泉商人梁玉树，家贫，年十九就下四川做生意，在一熊氏开的店铺中当伙计。由于颐性勤俭，能耐劳苦，善经纪，帮主人赚了不少钱。熊氏感其甚，欲帮其买官入仕，玉树对主人说，“我初弃儒而学贾你处，仅为养家罢了，如今你帮我买官，‘毋乃自戾’，非我初意”，谢而归乡。(14)清人著作《新齐谐》中记载一个故事，长安县商人孙某在苏州阊门绍兴人张元公开的布行中为伙计，性诚谨而勤，凡他经手的生意莫不发三倍之利，故张元公以宾客相待，三五年中为张元公致家资十万。有一年，孙某病重，张至前问身后事，孙曰：“我家在陕西长安县钟楼之旁，有两个儿子在家。”张亲送棺至长安，到家后孙掀盖而起，原来孙某装死以避主恩，可谓用心良苦，也表现了陕西商人仗义疏财的精神。(15)
　　(四)甘为良贾，欲而不贪
　　陕西商人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很深，深知市场上“良贾五之，贪贾三之”的道理，做生意不贪图眼前暴利，而是长线远鹤，志在久远。山陕商人大院中一般都有照壁，有一照壁镌有一首《省分箴》，表达了山陕商人道法自然，不贪强取，止足尚可的经营心态。不妨赘录于下：
　　久晦昼明，乾动坤静。物秉乎性，人贱乎命。贵贱贤愚，寿夭衰盛。谅夫自然，冥数潜走。葱生数寸，松高百尺。水润火炎，轮曲辕直。或金或锡，或玉或石。茶若芥甘，乌黔鹭白，体不可移。揠苗则猝，续袅乃悲。巢者罔穴，诈者宁驰。竹柏寒茂，桐柳秋衰。健羡勿用，止足尚可。处安顺时，右禄长昌。(16)
　　这首《省分箴》大致表达了山陕商人欲而不贪经营思想的哲学基础，讲求处安顺时，止足尚可，不必索取太多，反而能禄寿长存。所以亳州山陕会馆大门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
　　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
　　汉口山陕会馆财神殿的对联是：
　　慕管鲍高风云秦关渡汾河共浮江汉而来千里平安利市更添三分利
　　值春秋佳日奏郢曲效楚舞兼采蘋蘩以献一堂礼乐尽诚联报十分恩
　　这些文字都充分表达了山陕商人做事中庸、不贪暴利的东方商人对世界、市场、人生的哲学思考，比西方商人追求财富的无限增殖浅层次表象深刻得多。长安杜陵商人张通，曾为陕西商人的通行领袖，“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然“公情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17)西安商人冯伦，“素爱蓄产而家或不丰，于是以所有易马贷之，即能裕用不乏，已而复自笑曰：‘财取足用而已，役之于此，不亦苦乎，亦弃业不为’”。(18)
　　二 晋商讲义
　　晋商在商业经营中，讲究“义利并重、以义制利”。晋商强调“义利并重”，是他们“义利相通”价值观的直接反映。这种“义利相通”导向从事商业活动的义利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义利并列，而是肯定“义”是第一位，把求利的商业活动建立在珍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崇高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著名晋商王文显所提倡的“利缘义取，名以清修”。这种“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在商业行为上就表现为“以义制利”，强调商业行为要合乎道义的原则，讲究“财自道生”，形成晋商行为规范层面的以义制利理念。这主要表现在：
　　(一)诚信为先，利缘义取
　　晋商在义利冲突中继承了古代廉商、良贾的优秀传统，形成了以诚信取利的经营行为理念。他们普遍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并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把经商活动看作“陶朱事业”，并以“管鲍之风”为榜样。
　　首先，他们强调在商号内部以诚相待。在东家和掌柜之间，财东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聘请、雇佣所需人员，掌柜(经理)一旦被聘用，财东便委以全权，对掌柜日常经营活动概不过问，让其放手经营，而掌柜一旦“择主而事”便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店内从经理到伙计关系的维系也靠的是一种诚信机制，伙计从任用、考核到管理总是把诚信放在第一位。
　　其次，在商号之间诚实守信，重视信誉。如晋商对待“相与”极其慎重，不乱交往，但一经来往，没有特殊情况，总是竭力维护关系，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断交，可谓“慎始慎终”。
　　最后，服务讲求和气生财，重质保量。宁肯赔钱也不做坑害顾客的勾当。在旅蒙商业中，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后，长期购用，一生不变。庚子之变以后，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商行大批息业，部分票号现银被抢、账簿丢失，损失十分惨重。此时外逃京官或居民人心惶惶，纷纷持汇票向各地的票号分庄提现，这对票号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但山西票号坚持诚信为本，存取自便，绝不食言，凡持票者一律兑取，分毫不短。甚至有人因出逃在急，丢失了票据，只要讲明情况，留一张字据，账房先生凭记忆，核准便可提走现银。经历了庚子之变，山西票号的信誉得到了考验，信用益彰，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二)敦而好义，团结互利
　　山西商人在经营实践中很早就认识到群体力量在商业活动扩大和商业财富积累中的重要性，晋商对待同行或竞争对手，既能保持平等竞争的关系，又能够敦而好义、相互帮助。对于那些因生意赔折、欠账过巨或因天灾人祸而破产、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的人，晋商不仅不追讨旧债，大家还要凑钱帮助他返回家乡。
　　榆次常家在外遇同乡，总是对“贫不能归者，给川资；贫不能娶者，助婚费”，“戚族、故旧，凡求助者无不助，或不待求而厚助之”。常维丰经商之后“生理日盛，富甲一乡，但常能分其余润以施人”。同行中有一人家遭横祸“愿以百金让千金之屋，公不受，资其百金”。(19)著名皇商范毓宾在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损83万银两，既死，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如额赔偿”。(20)榆次天亨玉商号在资金短缺、经营困难时，著名的大盛魁商号不但未拆其台，反而借银三四万两，帮助其渡过难关。后来大盛魁商号发生危机时，天亨永(天亨玉改名)商号不忘旧事，在经济上、业务上大力支持大盛魁，共渡难关。又如清光绪时，有一年在东北地区突然刮起一股挤兑风，言传乔、渠两家发行的钱帖子要贬值，人们纷纷持钱帖子到乔、渠两家的票号兑取现金，乔、渠两家财东一时难以应付。因为东北地区是太谷曹家的发迹之地，商业根基牢靠，所以当挤兑风袭来时，曹家的钱帖子仍然信誉甚好。此时，乔、渠二财东只好亲赴太谷曹家求援。按一般惯例，曹家完全可以坐视不管，毫不费力就可以把乔、渠两家从东北挤出去。而曹家财东却慨然应允了乔、渠两家的请求，公开宣布所有曹家各票号、银号均可代乔、渠两家的钱帖子兑付现金。这样，挤兑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乔、渠两家在曹家的帮助下终于渡过了难关。之后，在东北市场，乔、渠两家处处谦让曹家，三家互相联手，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们的做法为其在同业中赢得了宽厚仁义的名声，获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信赖，许多商号均以能与之建立业务关系为荣，而晋商也在无形中扩大了自己的商业影响，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与便捷，使其生意越做越大。(21)
　　(三)济世利民，急公好义
　　国泰民安是商业繁荣的社会前提，商人致富后只有施仁义于乡里，才能为社会贡献绵薄。静升王麟趾为了乡里蓄水防旱，捐地挖塘，筑堰垒坝，使附近的千亩良田得以灌溉，惠及百姓。他的后代也广行善事，修庙宇，办义学，建会馆，备受称赞。(22)又如临猗人阎天杰，经营盐业五年，赢利数万，旋辞商回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辍。(23)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襄陵商人乔承统闻听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此外，每当地方危难之时，晋商往往能慷慨解囊，扶危解困。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旱，有饿死一半的说法，整个晋商群体都参与了这场救灾，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乔家的掌门人乔致庸当时已年逾八旬，他亲自做出决定：在街上设锅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其仁义之心可钦可敬。(24)康熙年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地带，荒无人迹，粮草供应成了一个突出的大困难，且运粮官层层舞弊，运一石米竟需用120两银子，康熙帝为此十分犯愁。介休范毓宾闻讯提出自费办售军粮，只需官吏运价的1/3，且保证按时运到，为平定叛乱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清代末期，山西人民反对清政府出卖山西平定等地煤铁矿权，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祁县开明富商渠本翘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筹措巨款的重任，一举粉碎了英国福公司的阴谋，迫使其如期交出了在山西平定等地的煤铁采矿权，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三 徽商讲儒
　　徽商是备受儒家思想观念熏陶浸染的商帮，做生意讲究以儒带贾，用儒家伦理指导商业经营。在义利关系上强调“义利皆取，以义为重”。这主要表现在：
　　(一)以义为尚，服贾求生
　　徽商将治生纳入传统的价值体系，他们将经商看作是求生的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得个人和宗族的生存发展。所以徽州人将经商称为“做生意”，“谚语以贾为生意……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明末徽人金声说：服贾是为了“求食于四方”，而“非贩而求利也”。(25)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徽商经商所得用来赡养父母、扶助兄弟，以实现“孝弟慈”的目的。清代学者俞正燮的弟弟正馥为贾于江西，“拮据经营，上事老母，下植弟侄，举家若忘其贫”。(26)清代绩溪商人张策曾说：“吾有遗恨二，吾族贫且众，欲仿古立义田、置义塾为经久计。吾乡多溺女，欲广为倡捐，稗生女者得给费以变其俗。汝无忘父志。”(27)这种事例在徽商中是屡见不鲜的。
　　(二)以义取利，生财有道
　　徽商在经营中坚持“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的经营信条，恪守“以义取利”、“利缘义取”的贾道原则，注重商品质量，强调货真价实，结果往往是“不言利而利自饶”。明徽商李大篙“传教于受承者曰：‘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闻者洒服’(28)，徽州休宁张洲“操心不苟，俭约起家，挟资游禹航，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29)徽商还十分重视以“义”作为维系和团结乡贾的精神纽带。大商扶植小商，小商支持大商，谋求共同发展。徽商阮弼经商芜湖，诸宗族亲戚间右交游至者，辄推赤心而纳之交。业儒，佐之儒；材可贾，则导之贾；能独立，则授货而薄其息；能从游，则授精而冀其成。有过则规，有善则劝，有难则赴，有急则调，有违言则解纷，讼则为之平。婺源商人胡式如以办煤矿获利丰厚，却不忘乡谊，“桑梓之得其提掣者不少”。(30)徽商以义为利的商业原则是徽州商帮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徽商认为讲求商业道德，就能够提高商业信誉，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舒遵刚遵循古训：“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常以源流比喻义利关系：“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而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之大道也。”(31)清代徽州大盐商鲍直润则说：“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利可图，虽招之历来矣，缓急无所持，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也。”(32)清代婺源商人胡谦在苏州以木业起家，常对人说：“商人以求财为急务，尤当以散财为知机。”这是徽商留下的宝贵经验。
　　(三)节俭守财，热心公益
　　徽商崇尚儒家的义利观，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规范消费行为。勤俭节约在徽商之间蔚然成风。款县一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已。城市日唯仅数猪，乡村尤俭。羊唯大祭用之，鸡非祀先款客，罕用食者，鹅鸭则无烹之者矣!”(33)后代受他们的影响，“赴京试，则桓褐至肝，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赞。闻之则皆千万金家也”。(34)许多徽商俭朴持家，徽商鲍士臣说：“倪来之物，奢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唯其当而已矣。”他因此“终其身衣服饮食之奉无所加其旧”。(35)绩溪张必芳经商“不数年，增资累万，勤俭不改其初”。(36)徽商对家乡公益事业却能慷慨解囊，将获取的利润以各种形式流向乡里，如贩灾济贫、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捐资助饷、兴建书院祠堂、设置祠田、义田等。这些做法，造福地方，惠及乡里。清代婺源商人程宇“读书知大义，停行孝友，乐善不倦。……尝协众改建文庙，又偕伯兄新建崇圣祠。其他修梁砒道、贩恤诸行，均不尸名、不矜功”。(37)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的精神要求。
　　①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②李因笃：《受棋堂集》卷4，关中丛书刻本，第17页。
　　③来俨然：《自喻堂集》卷2，关中丛书刻本，第6—7页。
　　④马理：《鸡田文集续补遗》，《千金方序》，关中丛书刻本，第27页。
　　⑤《朝邑县志》卷2，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⑥《韩城县志》卷4《孝友》，乾隆四十九年刻本，第47页。
　　⑦《兰州府志》卷2，民国31年刊本，第24页。
　　⑧同上书，第27页。
　　⑨《户县志》卷2《人物》，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3页。
　　⑩《南郑县志》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7页。
　　(11)《狄道州志》卷2，乾隆二十三年刻本，第23页。
　　(12)《三原县志》卷2，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3)《朝邑县志》卷2，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4)《礼泉县志》卷2，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5)袁枚：《子不语》卷1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16)王光明：《晋中大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6页。
　　(17)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18)同上。
　　(19)王光明：《晋中大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7页。
　　(20)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21)宁一：《中国商道》，地震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22)王光明：《晋中大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7页。
　　(23)《猗氏县志》卷上，光绪六年刻本，第7页。
　　(24)梁小民：《小民话晋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25)金声：《金太史集》卷40，台北环球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
　　(26)《黟县三志》卷6，同治九年刻本，第57页。
　　(27)绩溪《西关张氏族谱》卷2，民国4年木刻本，第11页。
　　(28)婺源《三田李氏族综谱》，清抄本。
　　(29)曹叔明：《新安休宁名族志》，明嘉靖年间刻本。
　　(30)《重修婺源县志》卷6，民国14年刊本，第57页。
　　(31)《黟县三志》卷6，同治九年刻本，第65页。
　　(32)鲍存良：《新馆鲍氏着存堂宗谱》，清光绪元年刻本。
　　(33)许承尧：《歙事闲谭》，《徽州风俗礼制考》，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11页。
　　(34)顾炎武：《肇城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江南十一”。
　　(35)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36)绩溪《西关张氏族谱》卷2，民国4年木刻本，第7页。
　　(37)《重修婺源县志》卷6，民国14年刊本，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