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风险的商品经济下，市场利益的不确定性和对经营安全的需求，常使人们祈求神灵的保佑和仰仗神灵惩治不良市场行为。而对崇拜神灵的选择，既是人们核心价值观的反映，又是区域文化优越感的表现。人都是自己的神，神是幻化了的人。因此，对不同神灵的选择是人们生命质量和文化品位的精神走光，可以从中窥探人们最隐秘的心灵世界。
　　一 陕商周公
　　在陕晋经贸史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在山陕商人所修的会馆中，如果是两省商人共筑的山陕会馆，所供奉的神庥就一定是关公。这不仅因为关公是“武财神”，是商人们共同的“行业神”，而且还因为关公又是山陕两省共同的乡土神。关公是山西蒲州人(今运城市)，陕西是关公的改姓之地。但是在陕西商人独立建造的陕西会馆，所敬的主位神庥则是周公和财神赵公明。
　　这是因为，周公是华夏礼制文明制度的创始人。周公旦协助周武王建立的周朝和制定的周礼，开了华夏文明礼制的先河，创立了华夏民族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并对以后各代的思想和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孔子和关公都是周公思想的直接继承人和具象表现。孔子一生游学奔走的使命就是为了“克己复礼”，这个“礼”，就是周公之礼。而关公则是按照儒家伦理思想塑造出来的民族传统精神的象征或表象符号。周公对华夏民族核心价值观形成的贡献主要有：一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周易·文言》中提出“与天地合其德”，认为“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是相通相类和谐统一的。因此，中国在周代第一次出现了“天子”称谓，而武王被天下诸侯推举为天下共主，称用王为“天子”，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和中华文明的精髓。二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惟命于不常”的理论。周公告诫周朝历代统治者，要有励精图治精神和忧患意识，否则将被推翻或代替。三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在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人的主题”，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人本主义思想。四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周公提出刑罚要以德为指导，要“慎罚”，是第一个提出“以德治国”理念的人。五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提出了“父爱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思想。孔子、孟子又将其发展成“五常”，开创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先河。六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和”的理论。周公认为，“和万民”是君王受命和治理国家的首要条件。对全国各民族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引领了中国3000多年“和谐”文化的发展。七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制定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法、礼仪、祭祀、教育、婚姻、家庭等一系列制度在内的礼乐制度。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国礼乐文明的兴起。一系列划时代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成为华夏文明制度创立的第一人。周公不仅在思想礼仪上规制了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而且身体力行华夏文明。周公的优良品德主要表现在：一是忠。对文王、武王忠贞不贰、兢兢业业，万死不辞；对幼年成王全力扶持，以臣事之，忠心耿耿，死而后已。二是孝。周公羑里救父为孝，兴兵伐纣为父报仇为孝，建立、巩固和发展了周王朝政权更是大孝。三是信。周公不仅对消灭昏庸的商纣王朝、建立周王朝抱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信心，而且一生坚守对父兄的郑重承诺，对殷商王朝遗老的郑重承诺，对周朝贵族的郑重承诺，而最大的是坚守了对成王的郑重承诺。在周成王成年以后，周公不恋权位，及时还政，可以说是讲信用的典范。四是仁。周公对周王朝世代宗亲给予封地为仁，对殷商王朝罪臣遗民和平民奴隶不滥杀无辜为仁，对平民百姓分给土地、固定婚姻家庭为仁。五是义。周公对殷商王朝皇亲国戚不斩尽杀绝为义，对殷商顽民不灭绝处理为义，对殷商遗民和各部族给予妥善安置为义。六是勤。周公一生呕心沥血，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七是礼。周公制礼，礼贤下士，事必躬行，握发吐哺。这些创新思想和优良品质对中华民族尤其是陕西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陕商崇敬周公，一方面周公作为华夏民族的“民族神”，有着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崇敬周公就意味着继承了中年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周公作为陕西商人的“乡土神”，又取得了文化上的“霸主”地位，张扬了陕西是中华民族“根”的历史地位和优秀乡土文化。所以，各地陕西会馆的山门上无不写着“羲皇故里，财神家乡”的硕大字样。
　　在明清时期建立的山陕会馆里，有配殿一般都供奉着财神赵公明。赵公明是中华正财神，陕西周至集贤镇赵大村人，春秋时先是为周王负责管围猎事项的官员，因尽职尽责而被封为大夫，其村才改为赵大村。秦汉后道教兴起，赵公明作为黑虎玄坛元帅被封为道教四大护法神之一，配享人间烟火。到明清，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因素的产生，人们对货币财富追求开始最大化，他又被封为中华正财神，作为社会正义的化身统领着中国的财神家族。赵公明作为中华正财神，作为中华最正宗财神的代表，在于他所体现的市场正义原则和诚信经商的市场行为。赵公明作为经商奇才，践行信义为本的经商理念，以聪颖勤劳而聚财有方；以经营得当而理财有道；以仗义疏财而用财有义。这种讲究诚信、扶贫助困、和谐处事的行为，正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典范，后来人们才将他逐步神化，奉为理财之神，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因此才成为以赚钱为职业的商人们的“行业神”。陕西商人崇敬赵财神，一方面是对商人们发财致富共同心愿的祈祷；另一方面赵公明作为陕西商人的“乡土神”，又是对陕西优秀区域文化的宣传和铺陈。陕西是中华财神文化的发祥地。而在中国财神文化体系中，无论是武财神关公，还是文财神比干，抑或偏财神刘蟾，他们都是方面神，都带有对发财致富某一方面企及和制约的色彩。例如，关公作为武财神，武艺高强，代表着对不正当市场行为的强制性抑制和惩罚；比干作为文财神，被商纣王挖去了心肝，无私心就代表了市场公平的要求；刘蟾作为偏财神，屈居江南，成为勤劳致富的代表。唯有赵公明作为正财神，才是中华财神文化最正宗的代表，他以社会正义统领着社会公平、忠义和互助，他以诚信无欺代表着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力量。崇敬正财神赵公明，就为商业行业树立了一面社会正义的旗帜，为整治不正当市场行为，保证商业贸易的正常秩序提供了伦理道德的楷模，凝聚了华夏民族追求发财致富的统一精神力量。这与陕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祥之地的历史地位是极为吻合的。②
　　陕西商人崇敬周公和赵公明，最主要的精神成果就是使他们形成了“家国一体”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主体价值理念。周公的“天人合一”，在伦理上就必然表现为“家国同构”。民为邦本，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国表现为“天子”，君权神授，民就必须“敬天”，接受和维护天子的统治；而天子的任务就是“保民”，用道德和教化的力量体现“以人为本”，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家和国是一致的，没有国就没有家，反之，没有家也就没有国。而同一血缘的家庭，构成家族；无数个不同血缘的家族形成民族，这就形成了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里，家是基础，族是纽带，国是代表。只有维护国的存在，家和族才有保障，这些传统精神的化育，就使陕西商人形成了浓厚的“家国一体”意识，他们在商业经营中能够突破“在商言商”的职业或行业的局限，自觉地将商业行为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形成“在商言政”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成为明清产生的十大商帮中最有政治意识的商帮。所以，在明末清初，满族贵族入主中原的时候，他们能以汉族正统的民族利益为重，慷慨悲歌地举起反清复明的义旗，放弃最能获利的淮扬盐场，书写了为义舍利，弃淮入川的历史壮举，与晋商在这一重要关头投向清军怀抱恰恰形成强烈的对比。相反，清朝末年，当西方列强入侵，朝廷面临极大危机，以慈禧为代表的国家政府受到巨大威胁，西迁西安时，陕西商人又能摒弃汉族正统的民族观念，以国家利益为重，纷纷闻风响应，慷慨解囊，捐资捐物，资助政府渡过难关，维护了民族大义。这是中国商帮史上最值得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
　　而对正财神赵公明的崇拜，又使陕西商人形成道法自然，依道求财的主体经营理念。还在明代中叶，陕西商人樊现就提出了“天道”的经商规律概念，后来陕西商人康銮又进一步在中国商业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贾道”的概念，并将诚实不欺、转快利多等列入“贾道”的基本内容，使陕西商帮成为明清十大商帮中最有经营理论的商帮，并在商业实践中践行这些商业经营规律，表现出很高的职业自觉。
　　二 晋商关公
　　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国家意识，因此关羽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神”。不仅如此，关公是山西蒲州人，关公的祖陵就在山西运城，所以，“官爱官，民爱民，关老爷爱的是蒲州人”。关羽又是山西人的“乡土神”，是山西人优秀品格和区域文化的代表。关羽还是“武财神”和中国会计的创始人。关公身陷曹营之时，将曹操赠给他的金银财物一一登记在册，为“收入账”，后挂印归汉时，将还给曹操的财物一一书写明白，为“支出账”，这样关羽又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收支记账法”。作为财神和会计创始人，又成为商业的“行业神”。关公集“民族神”、“乡土神”与“行业神”于一身，所以山西人多崇敬关公。诚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所言“赊镇……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帝君亦蒲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③各地的山陕会馆一般都称为“关帝庙”或“春秋祠”或“三义庙”。
　　关羽原姓冯，是山西蒲州解池冯村人。早年在村中为一吕姓人打长工。吕姓财主叫吕熊，行为浪荡，调戏民女韩姑娘。关羽听罢，怒火中烧，提着宝剑闯进吕家，杀了吕熊和他一家，解救了韩姑娘和其他良家妇女，连夜逃往陕西。路过潼关时遭到守关军官盘问，情急之中他用潼关红泥涂脸，手指关门上镶嵌的“潼关”的“关”字说自己姓“关”，这就是关公红脸和关姓的由来。三国时期加入农民起义军，因其作战神勇被封为“汉寿亭侯”，也仅仅是一个“亭长”即“乡镇级”待遇。但他死后800年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宋代，因其所传说的忠义仁勇精神，得到统治阶级的褒扬，声名鹊起，封号不断升级，被宋徽宗连升三级：先封“忠惠公”，再封“崇宁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得到王侯的封号。元代文宗，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代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开始称帝。清更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并规定关庙规格享受帝王待遇，正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与皇宫同色，还下令“各直省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时展谒典礼”，使“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未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成为统治阶级推崇的国家正神。对关公的祭拜成为封建国家意识的象征。所以《汉口山陕会馆志》中把山陕商人祭拜关公，宣扬仁、义、礼、智、信统治阶级意识的功能表述得很明白：“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④
　　关公精神的内涵就是忠义仁勇。首先是忠诚精神。关公对刘备忠心耿耿，护皇嫂千里走单骑，落曹营不为曹操的离官厚禄所动；为刘备镇守荆州十八载，坚如磐石。这种忠烈气节，在商场利益熏天、铜臭卓地的条件下，是一种亮丽人格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力量，当然受到商人的推崇。正如社旗山陕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所表达，“浩气已吞吴并魏，庥光常荫晋与秦”。其次是信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义结金兰，为刘备的事业慷慨赴死，血染沙场，在所不辞。这种信义至上的精神，在欺诈遍地的商业领域更是极为难得的精神力量，当然受到商人的崇敬。正如《汉口山陕会馆志》所言，“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者也!”⑤再次是仁智精神。关公宅心仁厚，讲究人间情义，火烧连营，华阳古道一次次放走曹操，体现了知恩图报、不食前言的仁义精神，这在人心不古、唯利是图的商业领域，更是商人们期盼的商业节操，当然受到商人们的虔诚祀奉。正如《汉口山陕会馆志》所言：“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地近而人亲，客近而国亲……旧有山陕会馆也，所以联两省之乡情，动四方之瞻礼，典重圣神之祀。”⑥最后是勇武精神，关公武艺高强，杀颜良诛文丑取代州收于禁斩庞德，勇冠三军，这在山重水复、土匪遍地的商贸活动中更是一种催人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激励商人克服商业经营中的各种困难，当然受到商人的爱戴和崇敬。总之“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就是关羽的伟岸形象。加之，关公一生辗转四方，晚年镇守荆州，死后又身首异处，也给人们以飘零之感。这些都容易引起流落他乡的流寓、辗转四方的商贾的怀念和崇拜，成为他们的精神保护神，受到山西商人的顶礼膜拜。山西商人崇敬关公，也在于关公是“民族神”，是国家正神，崇祭关公也提升了山西区域文化的优越性和扩大了山西文化的影响力。
　　山两商人崇敬关公的忠义仁勇精神，形成两个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为致富不远千里的家庭意识和为求财以义制利的诚信精神。
　　关公的忠义精神使晋商养成致富不远千里的家庭意识。山西北依长城，接壤内蒙古，天寒地冻，生物鲜少，田寡人众，地辟民贫，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使山西人不得不把家庭的脱贫致富放在首位，达到为家庭致富可以舍生忘死的程度。加之山西自古以来偏居一隅，边关地区，也使山西人无法形成纵览天下的“国都意识”。而且，当山西商人利用“开中制”走上经商道路时，贫乏的家庭资金存量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供应，只好动员姻亲以外的经济力量，是晋商形成以嫡亲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他们称之为“砖头瓦杂，堆成一搭”。因此，山西人有极强的家庭意识，使家庭成员实现温饱和生活富裕是山西人最直接的人生目标。山西晋城民俗就是：“男子必须在外营生，不许在家守媳妇，男子在家住长了被耻笑为‘吃祖宗，看老婆’。”⑦并把家道兴衰看成是男人的直接责任，晋城商家的《家训》就是：“家道兴衰须守道之而勿违也，资产充足产业阔大须克俭之而勿贪也。”大同阳高富商叶贾创始人叶昝玉临终对儿孙遗言说：“不从政，有权不如有钱，我们一定要经商赚钱，比做啥都来得快!”⑧在这种为家庭致富理念推动下，晋商秉承了关公的忠勇精神，利用“开中制”的政策机遇，勇敢地踏上了经商发家的致富之路。他们的足迹遍布万里长城、朔北大漠，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境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同时，商场如战场，商业经营中险象环生。晋商经商经常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命威胁。尤其是清朝嘉庆以后，社会不靖，盗贼四起，商人经商随时面临着被杀被伤被抢的危险，许多商人出门经商都没有回来，客死他乡。山西清徐县的一个风俗就是，家人外出经商，一旦得悉亡故，则家人在关帝庙遥祭接魂，叫“望空”，之后捏一稻面人，写一牌位，做一个小木盒，装殓埋入坟墓，这里不知埋藏了多少晋商为发家致富而身死的悲伤。⑨山西杀虎口是晋商赴包头的必经之地，但却盗贼狷獗。有民谣为证：“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去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巨大的风险和不安全感，使山西商人需要一把斩贼除魔、护佑平安的精神利剑。而英武神勇的关公就成了晋商消除灾难，保佑其大福大贵的保护神。从朔北大漠的归化城到南洋都建有关帝庙，关公一路为他的后辈乡党逢凶化吉，守护他们财源广进，成就了晋商的不朽之名。
　　而关公的“信义”精神又羽化了晋商“以义制利，以信求财”的诚信精神。关公义气深重，忠贞不贰，他独行千里报恩，义释华容酬义，可谓“忠义彪炳”，成为晋商心目中忠义诚信的化身。在关公精神感召下，晋商将其演绎为“信义为上，义从利来”的经营理念，各商号规定“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的经营原则。要求商人恪守“减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弟曰：“大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⑩清代晋商乔致庸提出：“首重信，次训义，第三才是利。”著名晋商介休人范毓宾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某者亏贷83万银两，既死，范氏则代其按期加额赔补。(11)“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深远影响。
　　三 徽商朱公
　　朱熹，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文公。其父朱松，宋重和元年(1118)进士，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朱熹外公祝确，不仅是新安名士族，而且是经商世家，由商而富，世以货力顺善闻于乡州，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其母祝氏，18岁嫁到朱家，由于朱熹之父朱松中年早逝，祝氏将朱熹兄妹一手抚养成人，其仁厚端淑、善良贤惠、谨勤守礼、辛劳抚教，对少年朱熹影响很大，朱熹敬佩其母“逮事舅姑，考谨笃至，有人所难能者”。
　　朱熹思想集儒学之大成，将孔孟儒学理论化、哲学化、精致化。其义利观，既承继了孔孟学说，“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正其道不谋其义，明其道不计其功”。但也并不反对言利得利，他主张义利相通，强调“以仁义为先”，“不以功利为急”，“不可妄取”，应以仁义“制万事”。朱熹自身为官清廉，办书院讲学授徒，离任后曾印书卖书，办起了自己的书坊，他办书坊不以赚钱为急务，主要是徽民寄命于商。朱熹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始终念念不忘“新安”、“紫阳”，对父母之邦，徽州故乡魂萦梦绕，“未尝一日而忘归也”，其著作总要署上“新安”、“紫阳”籍贯。(12)由于朱熹是继孔孟之后我国封建时代最博学的大学者之一，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使朱熹成为徽州人的楷模和礼敬乡贤，徽商和徽州人都奉朱文公为神明。理学之所以在徽州特别兴盛，是因为朱熹系徽州婺源人，故后学莫不以前贤为荣，诚所谓“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13)这种朱熹思想和徽州的内在双向认同的文化氛围，使徽商从思想到实践都“以一郡先师朱子为归”。所以，在徽州本土和徽商经商居留之地，都建有朱子祠、朱子庙，在徽商会馆、公所供奉朱夫子本主，按时祭祀。明浙江的尊文书院、明汉口的新安会馆、明杭州的紫阳书院、清景德镇的新安会馆、明吴江盛泽的徽宁会馆，以及山东临清、江苏扬州、淮安、江西九江、饶州、浙江湖州等地的徽商会馆、公所，无不崇朱熹为神灵，朱熹不仅是徽商的“乡土神”，而且也是徽商的精神依归。
　　朱熹对徽商的精神化育，主要成果是形成了徽商强烈的家族意识和贾而好儒的经营理念。
　　由于徽商祖辈是外族入迁徽州，为了生存和防御土著侵扰，徽州人往往聚族而居，抱团发展，宗族宗法关系成为连接徽州人的血缘亲情纽带，使徽州人形成了“千年不变之村庄，千年不变之祠堂，百年不变之家谱”的传统，这一传统又由于朱熹的推崇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如果徽州人挑担子逃难时，前边挑的是娃娃，后面一定挑的是家谱。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家族意识”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也是徽商凝聚发展的重要条件。
　　徽商是有强烈家族意识的商帮。“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只要碰见了同族人或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异常，这种固有的“宗族意识”和“乡谊情节”，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有一吴姓徽商家族，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族里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14)这种家族观念，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成为徽商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因此，在明清的中国十大商帮中，徽商是凝聚力最强的商帮，人称“打不垮、拖不烂的徽骆驼”。
　　朱熹主张义利相通的思想，又羽化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经营特点。在各地经商的徽州人认为：“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为?既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宜家亦足以垂裕后昆。”(15)读书做官和为贾创业同样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贾而好儒”就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商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谋生来说，他们是商贾，但又不放弃对文化知识的喜爱，“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所以他们重儒而不轻贾，右儒亦右贾，贾儒结合。对此，明代汪道昆有评述云：“新都(徽州)三贾一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乃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彀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16)在这里，汪道昆深刻揭示了贾与儒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由于徽商将经商与传承文化相结合，他们经商总是与业儒相联系，经历了先儒后贾，或亦儒亦贾，或先贾而后儒的不同过程。先儒后贾者如城东邑庠生董大田，“少习举业，博览群书，善诗、古文词。冈父老，弃就商”。(17)长径人程泰仁，“幼业儒，以孝著闻乡里。嗣因家食维艰，弃砚就商，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众举经理徽州会馆，六县商旅均服其才。咸丰间，业茶上海”。(18)亦儒亦贾者如汾水人吕宗洛，“弱冠，随父贾于姑苏。持筹余暇，涉猎群书”。县城人程承诏，“好学不倦，日理茶务，夜读书，尤淹贯群史”。中云人王云翔，“性颖慧，功苦力学。两试棘闱未售，遂随父经商。闲时于中西政要诸书，手加丹黄，人有疑问，凿凿指示”。先贾后儒者如西源人俞廷杰，“早失怙，弃砚就商。……晚家吉安，建寄观楼，与同志诗文唱和。太史郑出守吉州，题曰望重儒林”。理坑人余启烈，“幼失恃，家窘。中年服贾，渐裕。晚尤重读书，构斋为肄业所，置田备膏火资”。(19)无论是先儒后贾，还是先贾后儒，他们总是将儒和贾联系、结合在一起。既有良好教育，喜研学问，又有文雅才学的书卷气。所以说，徽商从根本说是典型的中国儒商。
　　综上所述，可见，陕商崇敬周公、晋商祭祠关公、徽商崇拜朱公，都从不同侧面形成了他们的区域群体意识。晋商是知有家庭而不知有家族，当年姜文以山西为背景拍摄的一部电影《一个鬼子与一个村庄》，就是从文化上反思这种区域文化意识。徽商是知有家族而不知有家国，明人王士性在《广志译》所概括的“徽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为己身也”，(20)应当是准确的认知。而陕西商人则是知有家国而不知有家庭，所以每每国难当头，他们常能挺身而出，挽救危局，伸张民族大义。这是陕西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发祥之地和十三朝古都的“国都意识”在陕西商人身上的积淀和能动反映。
　　①转引自汪承兴《华夏第三届姬姓文化暨周公思想文化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2011年10月5日。
　　②李刚：《弘扬优秀民俗文化》，《中国财政报》2010年10月21日。
　　③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④《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年景庆义堂刻本，第32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大同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⑨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朔州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⑩李梦阳：《空同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11)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12)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3)吴翟辑：《茗州县氏家典》，黄山书社2006年版，“序”。
　　(14)汪庆元：《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15)林左辉：《徽商的智慧》，海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16)汪道昆：《太涵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17)《婺源徽商的商业道德及成因分析》，2008年8月31日，安徽文化网(www.ahaga.net)。
　　(18)同上。
　　(19)同上。
　　(20)王士性：《广志译》卷5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