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商人们一般是12岁离家学生意，60岁还乡，只身在外漂泊48年。一个在熟人社会生活了很久的人，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他乡，生存和生活的不安全感使他们永远无法割断与家乡的脐带联系，对父母与家人的牵念成为商人们永久的乡愁，从中可以窥探商人们在追求利润表层掩盖下人性的流露。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商人们的乡愁却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心理诉求和文化积淀。陕晋徽三帮商人就是研究这一问题具体的“活化石”。
　　一 陕商情长
　　明人冯梦龙编撰的《喻世名言》中有一篇《杨八老越国奇遇》，借陕商杨八老之口道出了陕西商人的家庭生活之苦，其诗《天下最苦为行商》中说道：“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妇惊。灯花思报引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诗中真实描写了陕西商人少小出家，音信不通，生死未卜，梦魂颠倒，恍若隔世，悲喜交加的家庭生活场景。①
　　陕西商人一般是十二三岁离家出门学生意，学徒六年方准归家探亲，叫作“学满六年回家转，跪倒堂前拜祖先”。因此，陕西商人们少小出家，奔走天涯，四海求财，亡命商海，母忧儿愁，一路辛酸。《泾阳县志·艺文志》描写陕商奔走于道的稀惶景象是：“女忆草凄之王孙，男听鸡声于茅店。”②有一首流传于渭北的近代民谣道出了商人们对父母的怀念：“青山年年有，明月照九州，少年人儿江湖上游。游来游去不回头。好忧愁，好忧愁。愁的是父母在，不远游。唉，光阴迅速流。”③
　　无论商人们走向何方，父母永远是他们最牵挂的人，是他们的灵魂归宿和精神依赖。有一首诗描写商人对双亲的思念：“一日离家一日深，好似狐狸入山林。虽然此处风景好，还有思家一片心。”因此，陕西商人以孝为先，始终将孝敬父母作为安身立命的责任。《二十四孝图》是陕西商人会馆、厅堂、墓室悬挂的首选内容。有许多陕西商人就是为了赡养父母才走上亡命商海的经商道路。三原商人赵宏作“家贫，愿为贾养母，继而有赢资，走江淮间”。泾阳商人李鸿虞“弱令丧父，有母尸饔，劬劳万状，赖以成立，翁事母恪尽孝道，逐成良贾”。④潼关商人刘泰安，“弃举子业，肆力经营，以奉高堂甘旨，屡得欢心”。⑤户县商人闰永连服贾江南，又怕母亲年事高，戚远别，无以承欢，乃没肆离家较近的眉县槐芽镇，艰苦自力，铢积寸累，经商发家，归以奉母。⑥
　　陕西商人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泣血难报，情深似海，谱写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泾阳商人郭士璋，早年与父亲在扬州做盐商，清初，清军南下围攻扬州，屠其城，士璋背着父亲藏匿于僧舍，每日冒锋刃沿街乞讨，为父求饼饵，才供父不得死。⑦泾阳商人王宾，少年随父占籍扬州，“少负奇才，性倜傥”，及长举于乡，康熙二十二年(1683)会试京师，忽闻父死，惊绝，目直视泪不得下，不食不寝五日而死。⑧
　　商海艰险，风波难料，许多陕西商人外出经商，生死不测，音信久绝，家中妻儿牵挂，演绎了许多千里寻父的人生苦剧。陕西商人王恭远出商贩，莫知所之，儿子王良长大后不见父面，遂遍历江淮，千里寻父。待到寻见父亲时，王恭已年逾八十，沿街讨饭为生，不能归。父子街头抱哭，行人为之酸鼻。⑨陕西华阴商人张云，父亲因家贫赴宁夏中卫以制帽为生，父出门远贾时，张云尚在襁褓中，落拓未归，竟染病死，在中卫经商的陕西乡党聚金买棺将其父葬于城北的荒地中。张云长大后，千里迢迢赴中卫寻父，在乡亲的指引下，于乱岗中找到父亲的坟墓，墓中父亲所戴的毡条皮帽犹存。张云忍悲，携骸归乡，将父亲安放在故土，然后再赴中卫，做皮商继承父亲的遗志。⑩三原商人周承姬，年轻时以薄资到湖北老河口做生意，不久便染病死于外。其妻周王氏命儿奔丧其处，有老人指引其父墓地，子恐有误，老人当即拿出承姬所遗旧装并写给儿遗书，方知老人为承姬当时所寓之旅店之主。(11)
　　陕西商人外出经商，一般不许带家眷，明代是十年探亲一次，叫“囤期”，清代后改为六年，但因回乡路远费繁，一般商人很难按期而归，牛郎织女，两地相思，夫妻牵挂是他们说也说不完的话题。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是商人家庭生活的隽永主题。
　　首先，新婚别。杜甫曾写过一首《新婚别》：“妾身不分明，何以拜姑嫜。”那是要送新郎去从军。而陕西也有不少“新婚别”，那却是新郎要去经商。
　　陕西商人郑绍华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经月余绍曰，‘我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女曰‘鸳鸯匹配，未闻经月离也’，绍不忍矣。经月余绍复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益是常分，虽深诚见挽，若不出行，亦也有不乐’。女见绍言切，方许之，乃橐货就路。”(11)《陕西通志·艺文志》载，泾阳泾村“里有晏贞女者，幼许字里人某某，客巴里坤久不归。女家贫，戚族将有夺而嫁之，女不可，矢志守节，泾村(牛振声)知女之无以自赡也，终恐不免于夺，爰置田若干亩为女衣食资，乃详述颠末书数十纸，托里人贾之巴星坤者，遍贴通衢间，某见之感泣而归”。(13)长安商人郭先生，有女儿韶兰嫁给长安商人任宗。婚后任宗到湖南，经商，数年不归，音信全无。韶兰思念夫婿，寝食不安。有一天她见家中堂上有一对燕子，戏子梁间，韶兰长叹一声，对燕子自言自语地说：“我听说燕子来自东海，往来中要飞过湘中。我丈夫离家数年不归，生死存亡不得而知，想写信给自己的丈夫，却连地址也不知道。”说完泪如雨下。燕子闻声，似有所悟，上下盘旋于韶兰周围。韶兰对它们说：“你们能为我传书吗，如果能传，就请你们飞到我怀。”燕子听罢，飞停于韶兰的膝上。韶兰当即吟诗一首：“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予薄情夫。”然后写在一张小纸上，系于燕子腿上，燕子飞鸣而去。当时任宗在荆州做生意。一天，一只燕子飞旋于他的头上，任宗非常惊讶，抬头看着这只燕子，燕子遂落在他的肩膀上。他见燕子的腿上系有一封书信，解而读之，原来是妻子借燕传书，以表思念之情，召唤他归家团圆。任宗读后，伤心落泪，想到自己经商千里之外，数年未归，将新婚的妻子扔在家中，独守空房，不禁暗自责怪自己。遂料理生意，即刻返回家中与妻子团圆。从此韶兰日日望着天空，祈祷这只有情有义的燕子也能够似自己的丈夫一样从天而降，回到自己的身旁，与她终身相伴。(14)
　　其次，结良缘。陕西商人旅外经商，一别经年，家有贤妻，对于稳定心态、锐意经营有重要保证作用。因此，渴望找一个贤淑的妻子是每一位陕商的良好愿望。陕西渭南阳郭镇富户姜恒泰的发家就与他父亲娶到一位好妻子有关系。据传姜望绪中年丧妻，到西安去相亲，住了十几天没有媒人上门，回家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黄牛，引了四个牛犊，第二天一早便有媒人上门，姑娘是西安城墙东南角人，姓黄，她后来给姜望绪生了四个儿子。因此姜家的堂号叫“四经堂”，老大叫“六积堂”，老二叫“寿安堂”，老三叫“德法堂”，老四叫“五福堂”。(15)渭南板桥常家就是因为娶到一位贤淑的妻子而保持了家业的兴盛。常家五代孙叫祥和子，早年凭家大财多而不务正业，整日赌钱玩牌和玩“狗撵兔”。还养有名马“独角兽”，此马因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腊月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就不算圆满。常家当家人常生春独具慧眼，为孙子专门迎娶了信义镇富户焦家的姑娘平鸽。平鸽知书达理，嫁过来后，知道祥和子良心未泯，每每在闺房好言相劝，使祥和子恶习渐改，走上正道，成为常家中兴明主，为常家后期的兴旺立下了汗马功劳。(16)渭南孝义镇赵家就是因为与同村严家喜结良缘而家业兴旺。赵家的银子多。赵家主要在四川办盐井，一次出标银时，先头的担子已进了赵家大门，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力，干脆埋在自家地里。严家的功名大，后人里出过大官，道光朝抵抗派领袖湖北巡抚严树森就是他家的后人。赵严两家联姻，相得益彰。赵家有严家的官威做后盾，银子更多。严家有赵家的财力做基础，官做得更大。当时渭南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17)
　　韩城王庄党家也是因为与贾家联姻而共同走上致富的道路。党家最初在甘肃敦煌居住，元朝至元二年(1265)逃难到陕西韩城，从其祖党恕轩开始迁徙到党家村定居，以农为生。党恕轩有四子，有三子留在党家村，四子一支又迁回甘肃武威。到十三代党景平手中，党家开始走上以商致富的道路。党景平在河南南阳瓦店摆摊经商，由于经营有方，赚钱发财。为党家的富厚打下了基础。传到振疆、定疆、街疆、守疆这一代，党家商贸事业开始上了一个台阶，在瓦店开设“恒兴栋”、“恒兴成”、“恒兴柱”、“恒兴永”四商号，还在韩城县城设立“永成”、“恒丰”、“恒升”三个当铺和“福盛成”、“福德明”两个估衣铺，家业大饶。贾家其祖贾伯通，原籍山西洪洞县人，明初迁徙韩城贾村，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贾家五代贾连娶党家女为妻，因有“郎舅之亲”，贾家遂于明嘉靖四年(1525)移居党家村。两姓联姻，成为党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党家商贸事业开始发展到极盛时期。(18)
　　泾阳安吴堡吴家就是因为迎娶了孟店富户周梅村的独生女儿周颖，才得以保持秦商领袖的地位。吴家是安吴堡的大姓，吴家从清代起做布匹、茶叶生意发财，特别是吴家兼任通奉大夫吴蔚之子吴介侯迎娶了三原孟店有名富商周梅村之女为妻。周梅村为三原著名布商，其父周梅林为清代工部主事和大盐商。这桩亲事使吴家力量进一步雄厚，吴介侯早夭，周氏守寡多年，长期主持吴家之政。周氏为富户之女，很有经商才能，在她主政期间，吴家在泾阳的主要字号“兴隆重”发展到鼎盛时期。(19)
　　再次，长相思。陕西商人作为涉外商人，风尘奔走，三年中有两年不在家。操持家务、孝敬公婆、抚养儿女的任务便落在妻子身上。妻子白日里忙于家务，到夜晚独守空房，思念天边的夫君。有一首年轻媳妇思念外出经商丈夫民谣云：“悔不该嫁给买卖郎，丢下俺夜夜守空房。要嫁还是庄稼汉，一年四季常作伴。”更有一首陕西民谣《丢奴独坐》将商人妻子思念丈夫的心态描写得很传神：“哎!丢奴独坐空房中，唉!忽听窗外有人声，呵!莫非丈夫回家来，哼!才是风动竹帘声。”(20)
　　最后，贤内助。陕西商人奔走天涯，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客乡度过。有人算过一笔账，以陕西商人12岁出家业贾，60岁还乡，在外漂泊的时间是48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家中的妻子为他们支撑起大半边天，对此许多陕西商人感慨不已，不少陕西商人的墓志铭中刻有孺人的行状，大多是对妻子的感激之词。如高陵富商《刘承渠及妻宁氏合葬墓志铭》中说：“承渠公商游广陵，三岁中率二岁在外，孺人理家，勤而能俭，待奴隶严而有恩，渠公自幸内助有人，益得肆力贾业，家赀赀隆隆起也，孺人之力居多焉。”(21)事实确是如此。许多陕西商人均是在家中贤妻的资助下才得以承受住商海的风浪，最终致富发财。陕西泾阳商人孙镇辍学为商，连年亏损，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全凭妻子纺纱织布，卖布换钱，苦苦支撑，终于使孙镇时来运转，生意和顺。(22)陕西扶风商人樊现，早年丧母，后来又被继母赶出家门，仅有破屋半间。樊现在妻子的支持下，勤俭持家。妻子鼓励樊现离开家园，出外闯荡经商，奔走于江南塞北，终成巨富，家中积有银上万两，成为陕西有名的富翁。(23)三原商人刘海若，先世为温饱之家，后家道中落，遂与妻子共同经营家务，夫妻协力，家业较前益裕，为一镇之冠。(24)
　　二 晋商思乡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25)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10年、6年或3年一次，每次3—4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60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这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平遥武要二妻武氏，结婚刚一年多，武要二就出外经商“二十余年始归”。(26)太谷“郭氏，范全智妻，年十七归全智，未一月全智外出，十余年无音闻”。曲沃“上官氏，大李庄郭天章妻，育一男一女皆幼，天章服贾外出，四十余年乏音耗”。平遥阎维基妻土氏，5岁定亲，而后阎维基外出经商，等他回乡婚娶时土氏已20多岁了，生一儿而夫又外出，孩了刚刚10岁就传来阎维基客死他乡的消息，结婚“已满十年，聚守未盈五载”。仅以祁县几位商家的田野调查也显示：乔家堡土存直，1935年16岁时到包头当铺做伙计，1937年回家娶妻，1945年才再次得到探亲机会。县城白秀林，父亲在汉口做茶叶生意，走时她只有9岁，26岁她已出嫁多年后，父亲才第一次回家探亲。南庄村土桂华15岁就嫁给了买卖人，丈夫出外做生意七八年没有音信，村里人都说死在外头了，结果一天夜间突然回来了。(27)
　　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远离家乡、亲人，长久的思念淤积在胸中，难于化解，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穆雯瑛所编《晋商史料研究》中，有这样的真实事例。翟村羊娃12岁进京入“长顺公”油盐店当学徒，过了14年才回家成婚。新婚宴尔，如胶似漆，但假期转瞬即逝，不得不抛下新妇赴京上工。按规定两年半后可以返乡探亲，但羊娃想多攒点钱而一再推迟归期。他的妻子日盼夜盼，闷气郁结，一病不起，竟含恨去世。七年后，羊娃风尘仆仆地返乡后，见到的却是长满荒草的妻子孤独的坟包。(28)因此，在晋商商妇中常听到这样的顺口溜：“有女嫁给走京汉，十年夫妻两年半。白日间伺候公和婆，黑夜改嫁于四堵墙。”
　　晋商外出经商，数年不归，对家中的商妇来说，就意味着要苦苦等待几年甚至几十年，叫“守活寡”。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有一位山西商人叫李甲，婚后不久便外出经商，留下新婚的妻子与父母相依为命。李甲一走便是多年，音信皆无。时间一长，有关于李甲死亡的传闻传回了家里，父母闻讯悲痛欲绝，不久便双双故去。李甲的妻子孤苦无依，只有投靠舅舅生活，后来随经商的舅舅来到天津。再说李甲，在外闯荡多年，吃尽千辛万苦，在天津谋得一席之地。站稳脚跟后和家中联系，一封封家书却石沉大海。后来，从同乡那里听说了家里的情况，以为妻子也已经死亡。于是，在大家的张罗下，开始考虑续娶，优先选择山西女人。无巧不成书，李甲妻子的舅舅当时也正在为外甥女改嫁着急，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被撮合到了一起。新婚之夜，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眼熟，细问之下才知道是旧人，李甲与妻子抱头痛哭，当时，距离他们分别已经八年。(29)
　　在山西，由于出口外经商的人很多，他们跋涉千里到中俄边境贸易。回乡路途遥远，他们中流传着“三不回”的习惯，即“没钱的回不起家；有点儿钱的，只够路费不能回家；有钱有产业的，舍不得回家”。如此的“三不回”，埋葬的却是无数商妇的青春年华。永济土习女，自幼童养于南社村杨联芳之子君养为妻。君养经商在外十余年，杳无家信，杨联芳怀疑其子已死，可怜此女，劝其改嫁，“女执不肯，清终待目得养翁姑……年六十余，被乡人称为土闺女”。介体县毛氏，“童养于毛显斌为妻，十九岁未成婚，显斌远贸不归，旋在外另娶。姑怜之，拟妥为择配，氏闻而自投水缸死”。(30)
　　还有很多山西商人外出客死他乡，他们的妻子只能苦守一生。如明代永洛人韩玻妻薛氏，玻商于淮南病殁，薛闻讣，痛不欲生。弟媳劝慰说：嫂勿念无后嗣，我生男，即为伯后。薛泣谢，最后孤寡度过一生。清代襄汾县王永珍妻刘氏，永珍贸易江南，客死宿州，刘氏时年二十有三，闻讣哀恸几绝，继念室中无他亲故，子义顺才1岁，遂日机杼为生。子稍长，教读书，刘氏守节二十七载以病终。临汾陈万春妻，年十四嫁万春，十七时万春贸易于外，不知去向。刘氏事翁姑，备极辛苦。临汾樊恪妻张氏，夫殁于商，张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梓来归，朝夕啼哭。孤子3岁而殁，继侄为子，亦殁。苦节终生如一日。梁昙妻李氏，年十八，夫殁于贾，生子甫二月，妇矢志守节。昙尝植愧于庭，夫殁，妇纺织不离其处。或问其故：此树吾夫所植，见树如见吾夫矣。后抚孤成立，寿85岁，其夫所植槐大数围，乡人呼为节孝槐。介休县侯懋功妻贾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载，客死在云中。梓既归，氏即饮酒未绝，姑力救之。临汾县孙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贸易，病故，时氏年23岁，子仪2岁，家贫无依，氏坚志守节，针指度日，抚孤成立，31年而终。稷山县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贸易西隆，音讯杳然，存亡未卜，氏矢志诗之，虽冻馁交侵而终生不易其守，殁时年76岁。翼城崔氏，张宝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于途，氏闻讣一痛几绝，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觅地自缢。翼城张氏，史左信妻，婚后40日左信即入秦行贾，未几殁于凉州，氏誓不改适，苦节40年。翼城马氏，牛应龙妻，应龙商殁于秦，氏誓不再适。闻喜薛氏，张学优妻，夫贸易河南，遂殁于外，子佩秀甫4岁，氏扰之。翼城王氏，王鸣歧妻，夫服贾山东，因染时症亡，时氏年十九，比夫柩归里，氏哀痛不已，出殡前，自缢于灵前。夏县樊云焕妻王氏，夫贸易五年不返，客死于外，氏年22岁，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节29年卒。这些文字让人读之莫不酸鼻。(31)
　　三 徽商祠堂
　　徽州是高移民输入区。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望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为了在客地生存，以血缘宗族的纽带作为凝聚力，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表象。所以，在徽州有千年不变之村庄，有千年不变之祠堂，有千年不变之家谱。徽州又是高移民输出区，当地有俗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另有俗谚云：“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是说徽州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他们往往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之说。《新安竹枝词》更形象地描绘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正因为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也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也正是因为这样，徽商魂牵梦萦的也是家乡的祖茔祠堂，徽商最大的心愿就是“六年期满归故乡，祠堂门前拜祖先”。光宗耀祖是徽商永久的梦想，所以，修整祖茔、扩建祠堂是徽商一生的事业。明歙县岩镇人佘文义，“少艰窘，服贾，折节纤俭。好义如饥渴。构义屋数十楹，买田百二十亩，择族一人领其储，人日铺粟一升，矜寡废疾者倍之。丰年散其余，无年益贷补乏，岁终给衣絮。又度地二十五亩，作五音冢于岩溪之拳，听乡里之死者归葬焉。构石梁于文几山侧，济病涉者。郡太守请与宾饮，题其门曰：‘范蔡遗风’”。(32)明祁门商人胡天禄，“幼贫而孝，孺慕终身不忘。后禄操奇赢，家益丰。以族有思本祠祀先祖以下，遂构报本祠祀其亲。先是族人不戒于火，焚其居，禄概为新之。又捐金定址竖建宅第于城中，与其同祖者居焉。又输田三百亩为义田，请缙绅先生序之，订为条例。蒸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族之婚者、嫁者、丧者、葬者、婺妇无依者、穷民无告者一一赈给。大约皆师范希文法。曾孙征献缵绪遗志，亦输田三十亩，益有余而增未备，厥有祖风”。(33)歙县岩镇人郑宠元，“居扬州。先世业盐。宠元总司鹾事十余年。修洪桥、郑氏宗祠，又尝修族谱，举亲族中婚葬之不克举者，建亲乐堂于宅后，子姓以时奉祀”。(34)这样的记载，在《歙志》中俯拾即是。
　　徽商光宗耀祖的另外一个建树就是建造华丽堂皇的牌坊。浪迹天涯发迹的徽商，为了光宗耀祖，他们奏请皇上恩准，荣归故里，兴建牌坊，旌表功名、义寿、贞节，以求流芳百世。所以，徽州是中国牌坊群遗存最多的地方。而在徽州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歙县城西棠樾牌坊群。棠樾牌坊群坐落在歙县城西10多里的棠樾村头大道上，共有7座牌坊依次排列，明代3座，清代4座，勾勒出封建社会“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概貌。这7座牌坊是：(1)鲍灿孝行坊，建于明嘉靖初年。牌坊额题“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鲍灿读书通达，其母两脚病疽，鲍灿持续吮吸老母双脚血脓，终至痊愈。其孝行感动乡里，经请旨建造此坊。(2)慈孝里坊，为旌表宋末处士鲍余岩、鲍寿逊父子而建。据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鲍氏父子被乱军所获，并要二人杀一，请他们决定谁死谁生。孰料父子争死，以求他生，感天动地，连乱军也不忍下刀。后朝廷为旌表他们，赐建此坊。(3)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汪氏为棠樾人，25岁守寡，45岁去世，守节20个春秋。(4)乐善好施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棠樾鲍氏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鲍氏世家至鲍漱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他欲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便捐粮10万担，捐银3万两，修筑河堤800里，发放三省军饷，此举获得朝廷恩准。(5)鲍文渊继吴氏节孝坊，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旌表鲍文渊继妻吴氏。吴氏，嘉定人，22岁嫁入棠樾，时小姑生病，她昼夜护理；29岁时丈夫去世，她立节守志，尽心抚养前室之子，直至其成家立业。吴氏守寡31年，60岁辞世。(6)鲍逢昌孝子坊，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为旌表孝子鲍逢昌而建。逢昌之父明末离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信，顺治三年(1646)，逢昌才14岁，便沿路乞讨，千里寻父，终在雁门古寺与父相见，并将父请同家中。后其母重病，他又攀崖越洞，采药医治，更能割股疗母，因造此坊。(7)鲍象贤尚书坊，明天启二年(1622)建。鲍象贤嘉靖八年(1529)进士，初授御史，后任兵部右侍郎，牌记因旌表他镇守云南、山东有功而建。七座牌坊有序地排列，像一本保存完整的宗谱，由忠、孝、节、义四方面的内容组成，最中间的义字坊，是牌坊群中最重要的一座。
　　棠樾七座牌坊中有两座与贞节有关，这就是汪氏节孝坊和吴氏节孝坊。《民国歙志》记载，明清两代，仅棠樾一个鲍氏家族，就有贞节烈女59人。这些贞节牌坊又是徽州妇女苦难生活的“立此存照”。徽商离家外出经商，其妻子就必须在家操持家务，侍奉公婆，养育儿女，备受离愁之苦。由流传于古徽州大地上的深闺歌谣可以看出古徽州女人的血泪和辛酸：“悔呀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宁愿嫁给种田郎；日在地里忙耕作，夜伴郎哥上花床。”所以，徽商的荣耀基本上是用徽州寡妇的眼泪浇灌的。徽州有史可查的最后一座牌坊，正是一座贞节牌坊，砖头砌就，上面刻着一行文字“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这是由最高地方长官动用官方资金修建的唯一一座牌坊，也是整个徽州最寒酸的一座。修建时间距今恰好100年。(35)
　　①冯梦龙：《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章，第172页。
　　②《泾阳县志》卷4《艺文志》，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③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④《泾阳县志》卷4，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4页。
　　⑤《潼关县志》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3页。
　　⑥《户县志》卷2，民国2年刊本，第17页。
　　⑦《泾阳县志》卷4《孝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3页。
　　⑧同上。
　　⑨《渭南县志》卷4《孝子》，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第27页。
　　⑩《华阴县志》卷2《孝悌》，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14页。
　　(11)《三原县志》卷4《孝子》，光绪六年刻本，第27页。
　　(12)冯梦龙：《燕居笔记》卷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75页。
　　(13)刘于义：《陕西通志》卷124《艺文志》，陕西通志馆本。
　　(14)冯梦龙：《情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
　　(15)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9页。
　　(1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170页。
　　(17)同上书，第167—168页。
　　(18)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19)同上书，第188—189页。
　　(20)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2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关中丛书刻本，第3页。
　　(22)《泾阳县志》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3页。
　　(23)《扶风县志》卷4，乾隆六年刻本，第37页。
　　(24)《三原县志》卷4，光绪六年刻本，第34页。
　　(25)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页。
　　(26)《平遥县志》卷2，光绪八年刻本，第17页。
　　(27)以上事例见光绪《山西通志》卷184《列女录二三》，光绪十八年刻本。
　　(28)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29)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23，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页。
　　(30)《山西通志》卷184《列女录二三》，光绪十八年刻本。
　　(31)均见张正明《晋商与经营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13—217页。
　　(32)《徽州府志》，《质行》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第45页。
　　(33)逸民：《近代祁门茶商与新式教育》，载《祁门文史》第5辑，祁门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2002年版。
　　(34)同上。
　　(35)马起来：《棠樾牌坊群》，《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