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孙中山先生在规划中华民国未来的图景时，把“引江济河”、“引洪济旱”这样的文字写进了那篇著名的“建国方略”。这恐怕就是中国南水北调远景最早见诸文字的领袖思维。然而当时的中国现实却只能使蓝图搁置于蓝图。

　　1931年，长江洪水淹没武汉。痛心疾首的爱国人士立即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引部分长江水导入渭河的治水方案，他们重申孙中山先生引江济河的治国方略，并且在方案中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水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怎能放几十亿立方米的洪水泛滥成灾，害人后，白白流入大海呢？”这个方案既痛心于长江导致的南涝，又顾及到了以渭河为标志的北旱，赤子之情与科学理性并存。可是，杜鹃啼血一般的呼吁也依然归于尘封。最终，悄无声息了。追根溯源，渭河和汉江这两条旱涝两极分化的河流，竟然出于同一座山脉。这座山脉既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气候分界线，同时又是大江大河的分水岭。它就是横亘在中国版图坐标中心的秦岭。在秦岭的南麓和北麓分别流淌着上百条大小河流。其中，北麓河流最终被渭河一网收尽送给了黄河，而南麓的河流又被汉江总揽一身交给了长江。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3年2月，毛泽东来到长江，他问身边的水利专家林一山，“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呢？”。林一山回答说“汉江有可能。因为汉江与黄河、渭河隔着秦岭平行向东流，越往东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规模就越小。”毛泽东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勘察，一有资料就即刻给我写信。”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水北调这一人类历史上又一幅宏大的水利工程蓝图形成了它的基本框架。历经半个世纪的勘测、规划和论证，在比较50多种规划方案的基础上，南水北调和三峡水库两大工程在上世纪90年代初，相继被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第五次会议列入国家发展十年规划，随之步入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纵贯中国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分东、中、西三线兴修现代运河。这一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震动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