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纵队北渡黄河以后，国民党军队更加疯狂，大步推进，并村移民，组织保甲，恢复旧政权，烧杀掠夺，威逼群众，枪杀干部、家属，使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极为艰苦的阶段。

　　2月4日，豫鄂陕区党委关于主力北渡黄河休整，组建中共陕南工委，领导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决策作出后，即由夏世厚派侦察班用书信通知巩德芳。巩说：“请转告汪政委，就说这事我知道了，请党委放心，我一定把工作搞好。”

　　2月下旬，由于陕南工委书记、陕南指挥部政委刘庚，工委委员、指挥部参谋长赖春风已随主力北渡黄河，指挥部副司令员薛兴军奉命率领第九支队西进牵敌，陕南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和陕南工委副书记、指挥部副政委王力即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商县寺坪天桥山(今属丹凤县)开会，对主力北渡后根据地的坚持与部队活动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原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后调第二军分区任副政委的秋宏也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坚持根据地斗争，是区党委交给工委和指挥部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主力部队北渡后，根据地内形势恶化，这是毫不奇怪的。工委的任务就是怎样把这个摊子撑起来，要看到坚持根据地斗争是有着有利条件的，包括有党的领导；有近千人的武装力量，主力部队也随时可以打回来；山大沟深，回旋余地大；人地两熟，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有一批统战朋友的帮助。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同时决定，巩德芳和王力分别负责丹江以北和丹江以南地区，组织指挥游击队和干部编组、转移，保存实力，坚持斗争。这时，巩德芳的病情加重了。

　　3月23日，陕南游击队领袖巩德芳因长期战斗，积劳成疾，病逝在隐蔽的山洞中。

　　天桥山会议之后，王力在丹江以南地区收拢组织准备第二批北渡黄河的干部，同时做好坚持根据地斗争干部的思想工作。在很短时间内集中起团以上干部30余人，派商山支队副支队长张奎率部护送到丹江以北，按计划随第二野战纵队北渡黄河。

　　第二野战纵队北渡黄河之后，留在根据地的军事组织有第十五支队、第九支队、郧山支队、洛北支队、商南支队、山阳支队等1000余人。党的组织机构有中共商山蓝工委、中共卢灵洛中心县委和县政府、中共南宽坪工委及郧均县政府以及第四分区的洛北支队和卢灵洛中心县委、县政府等机关工作人员。这些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在中共陕南工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坚持游击战争。遇到国民党的正规军不打，遇到保安团队则坚决消灭。在敌情日益严重，部队严重减员的情况下，则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王力带着警卫员活动于天桥东西的大峪沟、流岭韭菜沟及岭南一带，设法与各地游击武装联系，指挥坚持斗争。

　　汪锋、文建武和陈先瑞率主力北渡黄河之后，仍然十分关心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军民，特别是胡宗南进犯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之后晋城整顿之前，汪锋和豫鄂陕边区党委决定派人回根据地，寻找王力和巩德芳，传达形势与任务，安排根据地工作，区党委选定商洛原陕南游击队干部田申荣担当此任。

　　交代任务时，田申荣开始有畏难情绪，经汪锋亲自出面，谈话后，田愉快服从组织决定，回到陕南。时隔多年后，田申荣曾这样激情地回忆说：“豫鄂陕军区成立后，我在二分区独立大队任大队长。主力北渡后，我随军到了晋城。农历闰二月的一天，即4月中旬，我们还在晋城练兵，军区警卫营政委杨克把我叫去，说军区决定派我回商洛，找巩德芳、王力同志，传达边区党委的指示。组织派我一个人去执行这样艰巨的任务，思想上一点儿精神准备都没有，感到很突然，想不通，晚上怎么也不能入睡。天亮后，我又去军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汪锋同志询问了我们营的思想和训练状况，接着就问：‘让你回陕南去，听说你思想不通?’我点了点头。汪锋同志说：‘你生在商洛，长在商洛，又在那里战斗过好长时间，你就不想那块地方了?不想巩德芳同志、王力同志和那里的乡亲们吗?’我沉默了。我的心灵是多么矛盾啊!我不愿离开部队，不愿离开我的战友，想和他们一块儿开赴大反攻的前线；但又多么想我的老战友、老首长巩德芳、王力、蔡兴运同志!多么想掩护过我，支援过我们的商洛山区的父老乡亲啊!想到这些，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说：‘政委，不说了，我回去，布置任务吧!’汪锋同志哈哈大笑说：‘我知道你是会同意的。共产党员嘛，只要思想通了，是会服从组织决定的，至于具体任务，吃过饭再谈吧。’”①

　　“饭后，汪锋给我讲了全国形势，讲了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里提出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号召，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大反攻阶段。汪锋同志说：‘而巩德芳、王力等同志在商洛领导的近千人的斗争，不知情况如何，所以才决定派你回去。任务是：想法找到巩德芳、王力等同志，传达全国形势，根据情况和他们商定：如许可，就坚持在商洛活动，迎接大反攻；如站不住脚就想法转移到晋城来休整学习。’汪锋同志又说：‘你回去还得带一个人，带谁由你回营里决定。’”②

　　“我回到营里，和刘兆英同志商议，决定同营通讯排长、我的侄子田勇胜一起回商洛。第二天，我叔侄俩到军区政治部办了手续，又到供给部领了几百元钱，就回到住地，进行认真的准备。”

　　“我叔侄俩带上政治部的介绍信，化名为国民党商县商棣镇镇公所联保主任谢虎山，并带着一枚伪造的谢虎山印章和路条。天黑前，我俩赶到王屋镇渡口，找到了送我们过河的同志。”③

　　田申荣叔侄俩第一天晚上偷渡到达河心，敌人发现开枪封锁，偷渡未成，第二天晚上借着天阴夜黑风大，偷渡成功，上岸后向东急进，行走一天，赶天黑到达洛阳车站。车站敌人戒备森严，检查过往人员证件，乱抓无辜行人。叔侄俩正好赶上开往西安的一趟慢车，上了火车。车厢内人多而杂，还有的被绳子绑着，他俩怕遇上麻烦，趁天黑夜晚，爬上车厢顶，一天一夜，到达潼关车站，下车后赶到太腰，住进一熟人客店。店掌柜是田勇胜的朋友，一看是田申荣叔侄俩，关好店门，安顿休息。不料，半夜敌人来查店，店主人应付过去。第二天一早，叔侄二人化装成贩卖棉花的，挑上棉花，一路向西翻越秦岭，回到商洛。

　　田申荣动情地回忆说：“一天跑了200多里山路，天黑后赶到了洛南县景村南的油房街，进入原来经常活动的老区。我俩一踩着这块土地，就像孩子一头栽进母亲的怀抱里，心中感到了无比温暖，默默地说：‘乡亲们、战友们，我田申荣又闯回来了。’”④

　　田申荣叔侄俩像南飞的鸿雁，急切盼望找到巩德芳、王力，找到部队和游击队的战友。叔侄二人分了工，分头去寻找，田勇胜挑上棉花担子，去留仙坪、庾家河一带，边卖棉花边打听游击队；田申荣走山梁小道，白天钻在山林里，晚上到沟道里寻找，转了两天毫无收获。第三天天黑，透过朦胧的夜色，沿着山岭，通过青松翠柏林间的小路，直奔商县会峪青棉沟，来找第二分区老地下交通员刘生财。借着明亮的月光，隐约看到青棉沟村一片劫后的惨景，村口是断垣残壁，户户是封门泥窗还有被毁坏的碾子、磨子。深夜，田申荣悄悄敲开刘生财家门，刘生财一看是田申荣，忙让田坐在热炕上，生火做饭，一会儿，端来热乎乎的鸡蛋挂面。

　　二人边吃边说，刘生财给田申荣谈着大部队撤离后这一带的惨况：主力北渡后，敌人大量调兵反复“清剿”，粮中浇粪，水中投毒，毁坏碾磨，强制并村，大搞深山无人区，宣称要彻底消灭陕南共军；地方主力和游击队被围追堵截，战斗频繁，给养困难，不断减员，现在已分散隐蔽活动，部分人员在困难中离开部队，个别意志薄弱者已投敌叛变，巩德芳同志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日夜转战，积劳成疾，终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残忍的敌人还掘坟扔尸，割头示众，王力同志也隐蔽活动，不知去向。

　　噩耗入耳，万分悲痛，热泪泉涌，田申荣怎么也吃不下去了。刘生财安慰他说：“老田，不要急，什么艰难危险我们都闯过来了，眼前的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听说蔡兴运还在东山一带活动，能想办法找到他，或许还有法。”田申荣听了感到有了希望，就和刘生财商议，让刘生财先到杏树砭寻找田勇胜，然后再去东山找蔡兴运。

　　两天后，刘生财在约定地点找到田勇胜，没有找到蔡兴运，第二次刘生财以收鸡蛋为名，到蔡兴运的家乡对峪沟找到了蔡兴运的妻子，他对她说：“田天林(田申荣的乳名)从山西回来了，住在青棉沟，让老蔡来一下。”过了两三天，没见人来，刘生财第三次去蔡兴运家，给老蔡妻子说，真的是田麻子回来了，有要紧事，叫老蔡无论如何来一下。

　　在刘生财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古历三月初一(即公历4月21日)，蔡兴运来到会峪青棉沟，他双手提着两把短枪，保持着高度警觉，察看情况后，找到了刘生财和田申荣。

　　分别数月的战友，在最困难的时候相逢，悲喜交加，无限感慨，互相诉说分别后的艰苦斗争与目前的困难处境，商议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斗争办法。田申荣谈了目前的全国形势和汪锋政委派他回来的任务，蔡兴运听了后，斩钉截铁地说：“情况再艰苦，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同样的干。”三人决定，由刘生财出面联系已经隐蔽的游击队战士，把他们集中起来，搞些公开的活动，以扩大影响。要千方百计地找到王力，尽快传达汪锋的指示。

　　不几天，刘生财找到在家隐蔽的何金玉、彭厚启、曹全太、雷喜成、巩双在等游击队员，他们都聚拢来了，在蔡兴运的领导下，开始了反“清乡”斗争。很快，“蔡兴运、田天林回来了”，“游击队回来了”的消息在人民群众中传开了，在商县沙河子“东霸天”王祥生家隐蔽的王力也听到了消息，派警卫员吕彦财带着他的亲笔信找到蔡兴运、田申荣。6月22日晚，王力带着警卫人员韩双林、陈凤鸣、吕彦才和王祥生派的三个人来到会峪青棉沟，田申荣终于见到了汪锋派他回商洛要见的中共陕南工委副书记、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副政委王力。田申荣向王力详细转达了汪锋的指示和全国即将转入大反攻的形势。蔡兴运汇报了自田申荣回来后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病体虚弱的王力听后非常高兴，他硬是挺起身子，反复地琢磨询问：“我们是去太岳解放区呢，还是重新组织力量在商洛继续坚持下去呢?”蔡兴运、田申荣不约而同地说：“在商洛坚持。”王力一听蔡、田二人这么坚定的回答，十分满意地说：“你们说得对，在商洛坚持，坚持到主力反攻回来。”又问蔡兴运：“多少支枪?”蔡兴运回答：“还有十支步枪，一挺机枪。”王力便当场决定：“有枪就能战斗，我们要重新组织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秦岭山区，林木参天，葱茏茂密，滔滔的丹江波翻浪滚，汹涌向前。陕南游击队就像这参天的大树根深叶茂，永不干枯；也像这滔滔丹江，滚滚向前，永不停歇。他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

　　6月23日，过完端阳节，节后的一天，天朗气清，阳光灿烂，三三两两的游击队员，分头前来聚集到青棉沟石*(左石右童)小沟孙根劳家中，王力拖着病弱的身子向队员们传达了田申荣带回的汪锋重要指示，详尽地分析全国形势，判断了敌情我情，动员大家用生命来保卫老区，迎接主力反攻。最后宣布：“商洛游击队重新成立，蔡兴运任队长，田申荣任副队长。”并明确分工。蔡兴运主要负责军事指挥，田申荣主要负责地下斗争工作和统战工作。会后，王力还派人去王祥生处借枪，王派了八个人带枪参加了游击队。从此，一支二三十人的游击队，又在丹江两岸、蟒岭南北的广大区域开始活跃起来。

　　陕南游击队重新成立后，王力和游击队员一起住山林、钻石洞。石*(左石右童)村孙根芳知道后，主动在附近阳坡深处树林里给王力搭了个茅草庵棚，又在庵棚里垒了个土炕。这个草棚成为王力领导军民开展对敌斗争的指挥部。王力以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副政委名义，联络各分散武装和隐蔽的县区干部。经过一段斗争，王力决定蔡兴运带领游击队跳出敌人圈子，到丹江以南活动，同时寻找谭道鹏、张奎部，田申荣随指挥部留丹江北，协助王力，指挥游击斗争，为迎接大反攻做准备。

　　汪锋派田申荣返回商洛寻找王力和巩德芳的同时，还让田申荣寻找另一个人，他叫周光策，这是李先念从晋绥来电的指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周光策没有北渡黄河，李先念一直惦记着这位从中原突围出来的有才干的军事领导干部的安危。

　　田申荣找到王力，但始终未能找见周光策。在粉碎敌人第一次“清剿”之后，作为第三地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的周光策率部向郧西地区活动，以求打开局面，同鄂西北连成一片，并取得了一个个胜利。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清剿”，第三分区主力四十五团，编为野战总队第五支队，随军区主力东移，周光策留在第三分区领导军民坚持就地斗争。

　　汪锋、文建武率军区主力东进后，周光策因受阻未能北渡黄河，和工委副书记王力领导游击队武装和人民群众，在春寒料峭的秦岭南麓，对敌展开艰苦的游击斗争。一天，周光策在丹江以南一座寺庙的古木翠柏之下，向山阳支队队员们传达汪锋、文建武的指示：坚持七八个月，必有大军南下，动员鼓励队员们坚持斗争下去。此后，斗争异常残酷，山阳支队识破敌人诡计，决不投降，夜袭银花，同国民党山阳县县长赵叔彦组织的“清剿”保安武装多次发生激战，最后，因叛徒告密，作战失利，二分队有五位队员宁死不屈，飞身跳下数十丈深的螺旋崖，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商山壮歌。可是，周光策却患上疟疾，行动困难，病情好转，与游击队失散，孤身一人，四处隐藏。1947年7月，不得不秘密回到湖北黄安县原籍。不料，被当地一董姓反动保长告密，周光策回到家中第四天，被敌逮捕入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9月2日，英勇就义于家乡黄安县县城南教场岗。

　　①《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72页。

　　②《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72—273页。

　　③《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72—273页。

　　④《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