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驻西坪之后，部队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原来属于杨虎城将军的老底子，虽然起义改编已两三个年头，经过几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战中这支部队还是相当有战斗力的，但毕竟旧成分较多，加之自南渡黄河以来，连续行军作战，环境艰苦，又有大量俘虏兵补入，部队指战员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怕苦怕累，有的疲惫怠惰，有的因过去染上一些恶习坏风，有的对胜利前途缺乏信心，有的只为“当兵吃粮”，违犯纪律现象时有发生。经过新式整军，部队面貌焕然一新，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新式整军的效果也在随后的战斗中体现了出来。

　　为了扩大和巩固中原解放区，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的指示，进一步包围和孤立国民党占领的点和线，缩小其占领区、控制区，刘伯承、邓小平制定了宛西战役行动计划，向各参战部队下达了《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5月2日至5月17日，战役共进行了15天，歼敌2.1万人，将老河口、西峡口、南阳以西广大地区十余城镇全部解放。南阳古称为“宛”，宛西战役打击的敌人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而是盘踞宛西一带多年的现行反动武装头子、土霸王、土皇上。当时的国民党报纸哀叹道：“宛西一战，别廷芳、薛炳灵经营十余年的团队垮台，中原西侧已成不可收拾之局。”宛西战役，规模不大，但具有战略意义。是役，使豫西、陕南、桐柏三个军区连成一片，为中原解放军造就了一个比较巩固的大后方。

　　汪锋奉命率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参加了宛西战役，在十二旅攻打淅川县城的同时，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协同十二旅攻击西峡口之敌。5月3日，汪锋、陈先瑞指挥十七师进抵三里桥、老灌河一线。经过抵近侦察，摸清了敌情：长期盘踞在西峡口镇的敌人为别廷芳部。为固守西峡口城，敌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外四周埋设了地雷。经过诉苦三查，焕发出高昂战斗积极性的十七师指战员，气贯长虹，勇不可当。发射仅有的三发榴弹炮炮弹，准确击中目标，打开寨门，敌见状乘雨连夜突围南逃，追击中十七师俘敌700余人。打下西峡口，十七师补充新兵1100余人，大部分为当地的翻身农民，壮大了部队。遗憾的是西峡口战斗结束后，十七师副政委秋宏指挥部队清扫战场，触雷牺牲。5月19日，汪锋、陈先瑞指挥十七师和二分区部队收复商南县城，县民主政府移驻城内。5月21日攻克龙驹寨，汪锋事先亲自安排豫陕鄂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杰在龙驹寨发布了《安定社会秩序布告》。

　　自从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抢渡黄河，挺进豫西，反攻陕南以来，粉碎了敌人多次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到1948年5月，民主政权已发展到14个县，跨越豫陕鄂三省边界，面积达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根据地内工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都有所发展。豫陕鄂根据地的建立，从战略上切断了国民党和中原战场与西北战场的联系。战斗在陕南的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不但与西北野战军南北呼应，而且直接威胁着胡宗南老巢西安，震动了整个汉水流域，有效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

　　宛西战役进行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各大解放区的领导，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5月9日发出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确定人选的决定：(一)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三)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依次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四)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暂时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五)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和华北大学。(六)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七)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八)中央已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①这样，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和陕南等7个军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七个纵队及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中原解放区的斗争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展开一个新局面。

　　早在这年春，汪锋率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部进驻鲁山，陈赓就向汪锋透露，刘、邓两位首长准备把豫陕鄂根据地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边区。

　　当汪锋率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部移驻西坪之时，陈赓就曾告诉他：“西坪好是好，但不能解决全国战略问题，你们应西往汉江畔建立发展根据地。去那里有两个作用：一是那里少有敌军，是个空子，在那里可防四川方面的敌人东顾，将来还可以出击；二是那里人口较多，物质条件也比较好，可以较好地解决大部队的供应问题。”宛西战役后，汉江两畔的鄂西北郧西、郧阳和商洛的山阳、商南一大片区域已经解放，汪锋即根据陈赓的指示，率军部经荆紫关、南化塘，西移郧阳(今郧县)县城。

　　6月1日，中原局正式决定将豫陕鄂解放区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边区，由中原解放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共同组建陕南军区，同时成立中共陕南区党委，陕南行政公署。汪锋任陕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后为时逸之)。刘金轩任陕南军区司令员，汪锋兼任政治委员，陈先瑞任副司令员，李耀任副政治委员，下辖十二旅和十七师。十二旅旅长薛克忠，政治委员谭友夫。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梁励生。6月7日，中共陕南区党委、陕南行政公署、陕南军区在鄂西北郧县成立，陕南区所辖的第二、第四分区东到豫陕边界，西边包括陕南安康、汉中，南伸鄂西北的均县、两郧，北抵秦岭，接近西安，是豫陕鄂三省结合部。之所以称“陕南”，按照汪锋在《解放陕南》一文中的解释是，因为“其主要区域是陕西南部，同时，豫西和鄂西北过去历史上闹革命又与陕南多有联系，这是战争的需要”。②

　　陕南军区此时所辖主力部队为第十二旅和第十七师，同时还辖两郧军分区和商洛军分区及其所属的独立团。两郧军分区司令员符先辉、政治委员江震、副政治委员张明。商洛军分区由坚持在商洛地区武装斗争的孙光任司令员，王力任政委。全军区部队三万余人。

　　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则调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军参谋长王汝昭调任豫西军区参谋长，五十五师一六三团团部附两个营归陕南二分区建制，编为陕南军区独立第四团，原陕南独立团为第五团。一六四团划归豫西三分区建制，一六五团编为豫西军区警卫营。

　　陕南区党委和陕南军区刚组建起来，6月13日，陕南军区接到中原军区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襄(阳)樊(城)作战的部署及命令，电令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应事先不露，在主力奔袭老河口之同时，到达老河口之汉水两岸，堵敌退路，而后开辟均县、白河以南地区，完全控制汉水两岸。而且来电点名要刚上任的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随队亲自指挥。

　　襄樊地区，是居汉水中游与白河交汇的地方，北可通陕西关中、河南洛阳，南接湖北沙市、宜昌，西扼川陕大道，东连武汉三镇，成为鄂豫川陕四省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关云长曾在这里水淹七军。千百年来，古老的襄樊地区，经历了多少征战厮杀，留下了多少战争遗迹，而今蒋介石在这里设立“汉水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渡长江和汉水入川鄂，派军统大特务康泽任襄樊绥靖区司令，兼绥靖公署主任，据守襄樊。

　　接到命令，汪锋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会议，决定坚决执行刘邓指示，由刘金轩司令员率第十二旅第三十四、三十五团和旅山炮大队、警卫连，以及郧白独立团、郧均独立团参战。陕南军区工作由汪锋主持，军事斗争由陈先瑞负责，7月2日，刘金轩即率参战部队奔赴前线。

　　参战部队出发后，陕南区党委、陕南行政公署和陕南军区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开展根据地建设，以小部队清剿匪特，大部分以区、县划分范围，分散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武装，组织民兵和游击队，全面建设根据地。为此，7月10日，汪锋在主持召开的中共陕南区党委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作了《关于陕南工作方针、政策和思想作风》的报告。不妨将这个报告内容节选部分，以明史实：

　　为了解放中原广大人民，巩固扩大解放区，积极向西向南发展(即入川走廊，过江跳板)，并配合陕甘宁(边区)向大关中进攻，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陕南军区，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战略任务，应当继续以往奋斗精神，完成这一任务。又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主力西向，在目前尚有困难，加之敌人也要夺商洛地带，所以陕南的斗争是较长期的艰苦的。因此，决定陕南在目前基本性质为游击地。但该游击根据地相对是有后方的有依托的，还不是绝对的游击区。但也有可能很快地变为正规根据地。因为今天的条件已不同于过去。而主力在某种情况下亦可西进，打开局面。这种大块游击活动地的估计，也可能有些右，但从困难设想是有好处的。

　　根据目前情况可分为三类地区：(一)正规根据地；(二)游击根据地；(三)游击区。此三种地区具有相互依托相互发展，直到建成整块正规根据地，其特点才改变，故应有计划地变蒋管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虽也可能形势发展很快(主力向西)，但我们的工作部署，应从本身的力量出发才对。

　　这三种地区的特点：(一)正规根据地如四分区大部，二分区靠豫西的一部，有群众工作与组织，已建立各级政权，在一定时间内相当稳定，土顽基本上肃清，并建立与发展了地方武装。(二)游击根据地，如陕南二分区之留仙坪、沙河沟、峦庄、宽坪、寺坪等。四分区的镇安、山阳等地区，多数群众与我一条心，与国民党政府是敌对的。敌人进山，所有群众上山，到处打枪，实行清室空野，使敌人无法吃饭和住宿。在困难条件下，能和我们一块坚持斗争。在这些地区，敌顽进攻时，群众都在山上搭小茅庵子住。这种地区，我们比土顽武装占优势，土顽不敢轻易到这些区域活动。(三)游击区，我们能经常派武装深入蒋区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四抗(抗丁、抗粮、抗捐、抗伕)斗争，打击反动土顽武装，袭击辎重，破坏交通，建立两面政权(基本上是国民党一面政权)，与我们接头，通风报信，筹粮，进行贸易，不杀我区群众等。

　　我们总的方针应是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团结面愈宽愈好，打击面愈窄愈好)，组织与发展更广泛的反蒋、胡统一战线。

　　为达到此目的，应细心地研究、慎重地考虑处理各种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的具体策略，否则就会犯错误。反蒋、胡统一战线的条件是成熟的。在蒋、胡黑暗统治的西北，广大阶层中连中小地主与地方资产阶级，都对他不满。统治阶级内部有尖锐矛盾。如西安事变以后，许多地方实力被蒋、胡惨杀。尤其在我军事上不断地胜利和正确的政策影响下，更易扩大敌人内部矛盾，促其向我靠拢。因此，反蒋、胡统一战线有充分根据。

　　因此，在思想上必须弄清下面两个问题：(一)反蒋、胡统一战线有没有抗日时期统一战线广泛呢?毛主席曾指出：由于蒋介石卖国独裁的内战政策，(他们)在全国人民面前已达空前的孤立，故今天反蒋、胡统一战线，比抗日时期实质上更为扩大。(二)组织广泛地反蒋、胡统一战线与发动基本群众有无冲突呢?统一战线不是今天才提出的。目前中国革命，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反蒋、胡统一战线乃至巩固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争取知识分子与开明士绅等政策，如执行得不好，均是由于领会中央政策精神和政策执行中有了偏差。这不是政策的转变，而是政策的搬正，须知统战本身就是为解放群众。但如相信上层而超过了相信群众，就不是统一战线，而是投降主义。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上层并不放松发动群众；发动群众也不可忽视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特别是边沿区游击区)，首先要分清敌我界限，分清敌友。妨碍发动群众，就犯右。反之，只是发动基本群众，打击和排斥可以争取反蒋、胡统一战线的上层就会犯“左”，不要强调一面，否则就犯错误。③

　　汪锋在陕南区党委党员干部大会发表讲话之后五六天，接到襄樊战役前线的胜利捷报。刘金轩率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三十四团，战斗中打伤了康泽，并和六纵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团一起活捉了化装逃跑的康泽及其随从副官。捷报传来，汪锋和边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一起欢呼雀跃。

　　襄樊战役结束，刘金轩率十二旅归来，利用作战间隙，在河南淅川县又一次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半个月之后的8月初，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决定在河南方城联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陕南区党委和军区决定由刘金轩率领第十二旅政委谭友夫、第三十四团政委张子珍、第三十五团政委张士聪、郧白独立团政委吕明浩、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政委徐又彬等40余人前往方城出席会议。经过在敌占区的急行军，8月6日下午，赶到方城。会议听取了陈毅司令员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两年来自卫作战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听取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分别关于襄樊战役的总结和完成当前及第三年作战任务，抓好部队教育的讲话，8月底赶回陕南军区。

　　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前委对陕南区党委、陕南军区和陕南根据地的建设十分关心，先后从华北局、中原局派来200多位党政干部，充实加强陕南工作。其中有公署专员杨锐、时逸之，副专员林茵如、副书记李力安，宣传部长张超和郧西县县委书记赵修等。同时还派来了“川干队”。川干队对外称长江支队，队长江震(即于江震)、副队长梁华、政治处主任杨超、副主任陈野萍(即田家英)，参谋长郑占彪。

　　川干队实际上是在1947年8月间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挥师南下，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后，为了扩大战果，加快战争胜利步伐，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决定组成湘鄂赣、苏浙皖和四川三个干部工作队，称为“三个小拳头”，也就是挑选一部分精干的干部，经过短期培训，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大军作战。1947年9月初，江震、杨超奉命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佳县神泉堡接受任务。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江、杨二人，并作了指示，随后江震、梁华、杨超在叶剑英、杨尚昆、罗迈等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志具体指导下，在山西临镇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训练“川干队”，川干队员大多数来自从蒋管区撤退回解放区的原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来自这几个方面的干部，多为四川籍。除此之外，川干队人员还有来自中共中央机关、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晋绥地区的川籍老红军和老干部，共约400人。1948年2月，梁华等50名干部因身体有病或不适宜在恶劣环境下工作，便留在中央后委机关，其余干部身背行囊，带着干粮，顶风冒雨，千里行军，于5月初到达豫西鲁山。邓小平传达中央决定：川干队暂不入川，留鄂陕边工作，大部分派往中共陕南区党委，由区党委书记汪锋负责接收管理。这是毛泽东早在1947年9月17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西北局并告彭德怀和陈赓、谢富治、韩钧电报中所指示的。

　　6月9日，川干队到达郧西城关北隅村，稍事休息总结，汪锋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代表陕南区党委，同川干队几位领导协商决定，川干队暂行解散，并对川干队人员进行了重新分配工作，一方面能够使一些20岁左右的年轻干部得到实践锻炼，另一方面便于一旦中央有命令便可以随时抽调归队。本着这样的原则，川干队队员中大部分干部，特别是团以上干部，不一定担任与原职务相等或相同的职务，一般只担任副职，不担任正职。

　　川干队中大致有省、地、县一级干部40余人，其余大多数为营连一级干部，江震、杨超、陈野萍、陈文、郑文、李南等干部安排在地委机关，其余分配到了十二旅和各军分区所属部队、县武装部，以及多个县委、县政府工作。原来还有一些干部如杨锐、时逸之等抽调回区党委和公署机关工作。这些干部在经受实践锻炼考验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为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新区政策，纠正前一时期“左”的错误，发挥了骨干作用，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建设，帮助地方培训了大批干部，加强了各级机关的理论宣传工作。

　　直到1949年8月底，川干队才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陆续集中，进行扩编，改名为“南下服务团”，于9月底乘船顺汉江东去南下，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汪锋、刘金轩前来送行。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09页。

　　②《解放商洛》，第181页。

　　③《解放商洛》，第49—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