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一到西安，杨虎城曾有交代：不让汪锋随便外出。但是，在张依中的帮助和精心安排下，汪锋几次外出，去看望朋友，其中之一便是看望杜斌丞先生，这是在和王菊人第一次会谈之后。

　　杜先生时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家住西安大南门内的湘子庙街，这儿距离汪锋住处大约一公里的路程。

　　湘子庙街因街道上建有湘子庙而得名。据传说，在唐德宗年间，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与其妻曾居住于此，后来韩湘子得道成仙，北宋年间，人们在此修庙以敬奉。因有了湘子庙，才有了湘子庙街的繁华和人气。自古以来，庙和街不但是道教的圣地，城市的景观，也是儿童的乐园。今湘子庙已成为西安主体建筑尚存的唯一一座道教祖师庙，庙内依然香火旺盛，庙前过往行人络绎不绝。

　　汪锋对湘子庙、湘子庙街早已情有独钟，多次眷顾。韩湘子正是汪锋就读漫道庵私塾小学时，李和府老师所讲到的唐代大诗人韩愈的侄孙。传说韩湘子修炼成仙的地方，正是汪锋家乡玉山以南的秦岭碧天洞。

　　一天晚上，汪锋从张依中家中出来，以游览湘子庙和湘子庙街为借口秘密看望杜斌丞。走到湘子庙街东口牌楼下，汪锋既没有观赏古色古趣、秀丽华贵的木质牌楼，也没有进庙烧香，径直走进湘子庙一旁的杜先生家门。

　　对于杜先生和他的家，汪锋再熟悉不过了。1931年春夏，汪锋找杜先生的儿子杜鸿范时来过杜家，与杜先生初次相识，后来又有几次与地下党员在杜家接头。1932年春，汪锋和刘志丹又在杜家会面，杜先生热情接待，给以指点。1934年春，杜先生到汉中视察，汪锋和张德生前去看望，并资助陕南特委50块银元，经过多年的接触和来往，汪锋和杜先生之间已经是相识、相知和相诚以待了。

　　汪锋来到杜先生家门前，杜先生已事先得到通报，亲自出门迎接。两人见面后，都为能再次重逢而庆幸万分。汪锋首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杜先生的问候，并告诉杜先生，自己带有毛泽东给他和邓宝珊将军的亲笔信，为了不引起杨虎城的疑虑，两封信一并交给了杨虎城。杜先生听后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非常感谢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信任。对汪锋交信的方式也表示理解和同意，只是说杨主任还未将信转给他手。汪锋说明自己前来西安的意图，并转告毛泽东给杜先生信件的大概内容。

　　杜先生听后说：“你这次来西安是合时机的，毛泽东主席亲自派你来，人选也很适当。只要认真地做，是可以成功的。这里知道你来西安的人，只有王菊人、张依中，自然不会有人从中破坏。现在杨先生还没有给我看你带来的信，也没有告诉我中共有人来，我只能装作不知道，但我现在就可以工作，为倡导西北大联合而尽力去做。”①

　　杜先生还向汪锋询问了陕北许多老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虎城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易于动摇，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对红军有些害怕，宜多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先生还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情的真相。”②汪锋便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杜先生张汉民遇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

　　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对汪锋说：“我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杜先生向汪锋分析、肯定了杨虎城的爱国抗日态度。杜先生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六天，杨就致电蒋介石，主张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日。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素以强暴凭陵中国，这次又违犯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无端称兵，侵占辽沈，如果我们再忍气吞声，则亡国灭种即迫在眉睫，如同刀砧鱼肉无噍类。他呼吁国民政府向日方提出严厉抗议，敦促其撤兵，并昭告全世界制裁日军强暴，尤其蒋介石能够挺身而出率领全国军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杨还以十七路总指挥兼潼关行营主任名义致电张学良，愿随钧座及国人之后，一致反抗，共御外侮，以救危亡。

　　杜先生还向汪锋说：在今年纪念“双十节”20周年阅兵典礼大会上，杨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这实际上也是对全体十七路军将士发出的抗日训词。他竟然敢在演讲中不无抱怨地说：“中华民国20年国庆纪念日，应该欢欣鼓舞来开会庆祝，但是一说提到‘国庆’二字，又实在叫人痛心!”他还说：“回头观察这20年，内战频仍，民生凋敝，受尽了帝国主义欺侮，有什么值得庆祝呢?实在无甚可庆。民国十五年，本党出兵北伐，目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几年苦战，革命政权虽已建立，人民仍然是不能安居乐业，最近长江沿岸又发生空前水灾，灾民多达5000万，同胞痛苦达到极点。还有更痛苦的是上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出兵，占领了辽、吉两省和沿海各要地，残杀我们的同胞，烧我们的房舍，抢我们的财产，占我们的机关，毁坏我们的兵工厂、大学校、铁路，驱逐拘押我们的地方官吏。总之，违犯国际公法，破坏我国主权，无所不用其极。现在这种暴行还在继续扩大，没有停止。我们中国将成为日本人的殖民地、亡国奴，这才是我们国家目前的大难，是我们国民空前的奇耻大辱。”

　　杜先生还说：杨在演讲中认为，日本倭奴之所以胆敢肆无忌惮的暴横，是乘着我们中国的弱点，而这弱点杨又分析归结为两条：一是没有团结精神，四万万同胞好像一盘散沙，只知私，不知公，以致互相争权夺利。由私斗意见引起内争。二是中国政治、科学、交通以及其他方面都因内乱的关系而没有进步，军备、国防更没有充分力量与准备，导致外人欺侮。我们要报国复仇，第一要排除私念，停止内争，第二要充实我们的力量。

　　杜先生认为，杨所分析归结的上述两条还是比较中肯的。并说：杨在演讲中动员他的十七路军官兵要加强训练，本着十七路军向来的革命牺牲精神，为国拼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杜先生还对汪锋说：杨这次声情并茂的演讲内容，当时西安各大报刊几乎都予以登载，军内外反响强烈，想必你也一定看到了，演讲的内容基本反映了杨的抗日态度。

　　杜先生还似问似答地对汪锋说：你还记得1932年春发生的一件事情吧!日本间谍在西北活动，勾结美国、瑞典间谍，从甘肃来到陕西，被十七路军侦知截获，三个间谍携带测绘的新疆、甘肃、宁夏等省地形图，还有密码和勾结这几个地区少数民族不法分子的函件等，杨怕到南京，被帝国主义吓怕了的蒋介石白白放走，便把间谍就地处决。日、美、瑞三国对南京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蒋严令杨在陕西了结此案，否则以撤销省主席职务论处。日、美外交官也来陕坐催，杨巧妙了结了此案，给日、美帝国主义一个难堪，也使蒋失去了撤杨的借口。

　　杜还给汪锋提起这样一件事：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在石家庄约见杨，杨又主动向蒋请缨率部北上抗战，说比在陕西对国家的贡献大。蒋却爱答不理，给杨泼了一盆凉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训练部队就行。蒋还装出一副关怀的样子对杨说：“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的得失，以后要把用人的事多加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查查。”这明明是为十七路军派CC分子开路。这年夏，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杨不仅声援，还支援了枪炮弹药。中央大学学生孙献瑞等五人，回青海宣传抗日，途经西安，杨为青年学生的热心抗日举动所感动，给每人解决了100元盘缠(路费)。这虽是小事，足以证明杨的抗日热情。

　　杜先生说：几年来，日军一步步进逼，蒋介石一次再次退让。杨多次请缨抗战，蒋都以“国事中央有部署，你们不必多事”予以拒绝。杨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国策十分反感，与蒋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尖锐。杨曾气愤地对部下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大片国土，可是蒋委员长却要我们‘剿共’，‘剿共’要亡国，要叫人骂祖先，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足以证明杨是很富有民族正义感的。

　　杜先生对汪锋说：你来西安之前不久，杨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回来。他多次在部下面前流露对蒋在“五全”大会上所讲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言论的不满。他认为蒋对日的不抵抗政策是非常错误的。依靠国民党领导中国抗战是没有指望的，中国要抗日救亡，必须要走另一条道路。就杨的目前对日态度和思想状况来看，按照中共上月28日所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几条去谈，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还是有可能的。

　　汪锋仔细听取了杜先生的分析和见解，思路更加清晰了，一再表示谢意。拜访结束，汪锋起身告辞。辞别时，请求杜先生代约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当时，邓军长不在西安，等到邓回到西安，去杜先生住处时，邓才知汪锋携带有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同样保存在杨虎城那里。他遗憾的是，汪锋已经返回了陕北。

　　①②《丹心素裹》，第299—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