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出使西安，大约近两个月，1936年2月初，和王菊人最后一次会谈后完成了使命，就要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临行前，他去杜斌丞家辞行，不料杜先生去了三原，未能见到。

　　临行前一天，张依中设宴饯行，一再客气地说：“照顾不周，请多原谅，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多多保重。”汪锋也一再表示谢意。张依中还告诉汪锋，杨主任近期十分繁忙，同张学良一起多次飞往陕北绥德、榆林和山西离石、太原等地，不能相约送别，谨代表杨主任表示欢送。汪锋也请张依中对杨主任的诚意代为感谢。

　　关于回陕北的行期和路线，张依中告诉汪锋：明天就走，同行人在西安大北门会合，乘马车经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汪锋一听阎揆要，心里十分高兴，因为自去年九间房事件在雪花街匆匆一见，已时隔八九个月了。张依中还说，杨主任已有电话给阎团长，称你们一行是前往陕北和红军谈判的中央大员，要阎团长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陪同你们的是庞志杰队长，一路行程由他妥当安排。一听张依中的交代，汪锋心里十分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汪锋起身出发。这时，天还黑糊糊、雾蒙蒙的，街上行人稀少，进城拉粪肥的马车慢悠悠地行进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车轮不停地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打破了黎明的寂静。7时整，汪锋赶到北门外约会地点，与庞志杰，还有杨虎城的那位老朋友会合。张依中考虑得既周到又仔细，所乘车辆，是军法处一辆骡拉轿车，既防风遮雨又防冻。

　　庞志杰简单作了介绍：“这位是王先生，这位是汪先生。”王、汪二人见面，心中暗自高兴，却不露声色。三人便上车前行。

　　这个陌生人、杨虎城的朋友，便是共产党员王世英，原名王尚文，此时化名王志轩。

　　王世英，对于杨虎城和汪锋二人来说，都不陌生。早在1927年冬和1928年春，杨虎城率部驻防皖北太和时，王世英就以共产党人身份助杨整训部队，化名王尚文。参加过杨和新婚妻子谢葆真的婚礼，在杨的家里召开过会议。八九年来，王世英与杨虎城一直保持着联系。王世英与汪锋在上海中央局军委时，二人通过李宇超转话，却未曾谋面。10个月前，汪锋从上海回陕，寻找徐海东，联系红二十五军。由于上海临时中央军委被破坏，王世英于去年9月带原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军委机关人员转移天津，并入北方局军委和华北联络局。华北联络局既属北方局军委，负责军事统战工作，同时又是华北特科系统，负责情报工作，王世英任书记，南汉宸为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王世英这次来陕，全是应了杨虎城的邀请。对此，汪锋还被蒙在鼓里，王世英却是心知肚明。

　　当汪锋来到西安，杨虎城还未与他会谈之前，杨就派崔孟博前往天津，寻找南汉宸，帮助弄清汪锋的身份和来历。崔孟博是西安市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34年在天津与吉鸿昌、宣侠父来往密切，后又往返于天津陕西之间，和南汉宸等人一起在杨虎城与孙殿英之间进行联络工作。

　　崔孟博这次到达天津，在北方局找到南汉宸，说明来意，并告诉汪锋被“押送”到西安的真相，南汉宸这才放下心，并转告党中央。不日，南汉宸即报告北方局和王世英，北方局决定由王世英西行陕西。

　　王世英化装成商人模样，由崔孟博陪同来到西安，杨虎城交由教育厅科长崔仲远安排住处，崔仲远也是一位秘密共产党员。崔通过庞志杰，把王世英安排住进张绍先家中，并给他胸前佩戴了一枚西安绥靖公署圆形证章，以便掩护，出入方便。对王世英的安全，也和汪锋一样作了严密保护。

　　王世英通过王菊人，与杨虎城两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杨问王世英：“汪锋是你们的人?”王世英说：“是。”第二次见面，是正式会谈。为了保密，不至于暴露，杨与王见面时都安排在晚上，杨要王菊人事先把王世英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间，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然后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另一房间脱衣睡觉，其身边卫士、马弁都离开后，杨又穿好衣裳，与王世英会谈。会谈中，杨一再说要红军不要打十七路军，十七路军也不打红军，其实质是愿意双方合作，共同抗日。杨也要王作为自己的代表与红军接触谈判。会谈后，杨虎城赠送王世英500元钱，以资去陕北途中的开销。

　　到了三原，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庞志杰安排好食宿。晚上，汪、王住宿在一起，王志轩道出真名，汪锋才恍然大悟。这一夜，几乎是个不眠之夜，汪锋和王世英各自介绍了分别十个多月来的不同经历，详谈了张汉民被杀、陕北错误肃反、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党的政策和策略。入睡时，已闻鸡鸣。

　　早饭后，又起程了，汪锋和王世英同乘一车，仍由庞志杰护送。下午4点钟左右，到了淳化县城，阎揆要团长在城南门外迎接。庞和阎是老同事，阎和王世英也是好朋友。下了车，庞向阎先介绍王世英是杨主任的高参，再称汪锋为赵仲远先生，是“中央大员”，阎团长摸不着头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回到团部，阎才张口大笑，对汪锋说：“啊，原来这‘中央大员’就是你。”

　　当晚，汪、王二人下榻在阎揆要团部。阎揆要为汪锋和王世英设宴接风洗尘。这一晚，汪锋和阎揆要才有机会畅谈九间房事件那不堪回首的一幕。第二天，阎团长派连长、军官支部书记雷展如护送汪、王二人进入苏区。

　　出发前，王世英问汪锋：“苏区缺什么日用品。”汪锋说：“缺文具。”于是二人便用杨虎城送给的500块钱，在淳化县城购买了一批派克金星笔、墨水等文具带回苏区。

　　雷展如把汪、王二人送进苏区边界返回，汪、王二人相伴而行。进入苏区不到二里地，就遇上一支红军游击队武装，把他俩包围起来，大声呼喊：“干什么的，站住!”看到他俩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身上又背着重重的行装，断定不是好人。不由分说，上前将他俩捆绑起来。汪锋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游击队员叫他俩是“反对派”，一直押送到附近游击队驻地。见到队长，队长上前一看，大笑起来：“好我的汪政委，咋把你当成反对派了。”站在一旁的游击队员这才赶快上前解绑。这位队长原是红二十六军的一位班长，三年前曾跟随汪锋参加红二团南下。队长立即安排汪、王二人休息、吃饭，然后派几位队员把他俩一直送往新正县南邑村。多年后，汪锋不无遗憾地回忆说：“这位队长姓杜，可惜的是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这时的南邑村，已经成为新成立的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特委书记贾拓夫刚刚上任。在这里，汪锋和王世英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俩在南邑村休息了两天，贾拓夫又派红军战士将他俩送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汪锋和王世英到达瓦窑堡时，已是2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准备东征。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已离开瓦窑堡，前往黄河西岸前线。留在瓦窑堡后方的博古、李维汉听取了汪、王二人与杨虎城会谈情况的汇报，并报告前方领导人。汪锋等待另行安排工作。

　　2月20日，东征战役正式开始，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名义分北南两路，由绥德沟口、清涧河口等地强渡黄河，迅速深入山西境内。

　　3月中旬，博古带王世英一同前往山西前线，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在隰县大麦郊(今属交口)地方，听取了王世英的汇报。王世英汇报了北方局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接触的情况，汇报了北方局在杨虎城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况，以及和汪锋与杨虎城会谈结果，转达了杨虎城的意愿。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晋西石楼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亦称晋西会议或石楼会议)①在传达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商讨当前战略方针的同时，就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指导方针形成共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确定：同国民党军队的谈判指导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则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还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会谈。

　　4月初，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从东征前线回到瓦窑堡，4月5日根据王世英的汇报，张闻天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在估计十七路军时指出：“杨虎城能在其内部保存我们的同志，这在国民党军阀中是很少的。我们可以诚恳地同他谈判，困难设法同他解决，表明对他的好意，他受威胁时可配合行动。”②这也是对汪锋及其陕西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在杨虎城部开展统战工作成绩的肯定。

　　5月中旬，王世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瓦窑堡去韩城，在那里与杨虎城第三次见面密谈，正式达成共同联合抗日的协议。这次见面后，王世英又去了西安。

　　王世英后来回忆说：“我和汪锋回陕北后，向党中央谈了杨虎城的情况。中央决定叫我再同杨谈。我从陕北出来到了韩城，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明了我党中央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杨同意了，我们就派申伯纯和杨联系，关系就这样打通了。”③

　　王菊人后来说：“王世英自红区回到西安后，再次和杨虎城见了面。经过几次商量，共同的意见是：十七路军为了同红军合作抗日，要训练骨干力量；双方维持原防，互不侵犯；给予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内人员来往、物资运输以便利；红军应多方面对各杂牌军(指绥德的八十四师和榆林的八十六师)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等。”④

　　王菊人还回忆说：“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⑤

　　①这次会议由于是在山西前线召开，会址不断变动。先后在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隰县的石口和石楼县的罗村、四江村等地。

　　②《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74页。

　　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629页。

　　④《杨虎城年谱》，第443页。

　　⑤王菊人：《纪念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23—1936)》，第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