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汪锋接到李维汉通知，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前去关中特委工作。

　　地处陕北苏区南大门的关中特区是原陕甘边南区，直接与国民党统治区对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5年11月上旬，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便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将陕北苏区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和神府、三边、关中三个特区，在原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也就是甘肃正宁县南邑村，隶属中共陕甘省委，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新正、新宁(今宁县)五县。1936年1月，贾拓夫正式上任到达南邑村。为了加强关中特区工作，红军出发东征前夕，又派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一职。汪锋前来关中特区，任特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协助贾拓夫工作。3月上旬，汪锋从瓦窑堡出发南下，又一次来到南邑村。这时，关中特区刚刚从原陕甘南边区错误肃反的阴影中恢复过来，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东征。

　　汪锋到达不几日，即前往赤水县东地区检查工作。不料，国民党东北军趁红军东征之机，乘虚而入，分三路向关中特区“围剿”而来，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一个月之内，关中特区五县几乎被东北军全部侵占。入侵后的东北军和国民党地方当局，随即清查户口，恢复编制保甲，实行白色恐怖，关中特区重新沦为游击区，革命形势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这时，白区工作部实际还未组建起来，只有汪锋一人。

　　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延长县大相寺发出红军西征的命令，红军西征开始，行动方向要移向甘肃。关中特委根据中共中央这一统一战略部署，早在3月东北军入侵关中特区后，贾拓夫和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等特区党政军领导成员，奉命率大部分干部和武装人员，冲破敌人道道封锁线，转移到瓦窑堡。5月，中共陕甘省委和关中特委随之撤销。撤销前，关中特委决定由习仲勋、汪锋和组织部长张凤岐继续留在关中，坚持原地游击斗争，在军事上将关中特区划分为南北两个作战区域。不日，习仲勋也调任刚成立的陕甘宁省工作，参加西征。汪锋和张凤岐奉命到赤水县花家洞建立了中共关中临时特委，汪锋任临时特委书记。由于在撤销关中特委的同时，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撤销，加之主力武装撤回瓦窑堡，领导成员和武装力量薄弱，随后的斗争异常残酷尖锐，竟有个别游击支队哗变，少数游击队员叛变投敌，原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被敌杀害。

　　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临时特委和游击队尽快撤离。可是，汪锋他们被敌隔断，失去联系，未能接到撤离通知，他仍然独当一面，率领赤水县未能撤离的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坚持敌后斗争，活动在沟壑台塬与密林之中。活动区域群众基础好，内部团结，士气不衰，一直坚持到8月下旬，汪锋才沿着子午岭桥山山脉，出没于梢林沟壑，利用清纱帐掩护，辗转北上，跋涉300余公里，9月上旬，返回中共中央驻地保安。此时的保安已成为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红都”。

　　回到保安的汪锋，犹如“桃花源”中人，对时局的发展显得一概陌生，他边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聆听中央领导人讲话，边在李维汉的建议帮助下，总结近五个月来特别是后期坚持敌后游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专题介绍①。

　　在中央领导特别是李维汉的关照下，汪锋在保安休息了五六天，9月15日至17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②。这次会议，由张闻天作报告与会议结论，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报告在分析形势之后指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联合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所主张的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应反对反蒋战争。”“主要的战争目标要放在抗日方面。对蒋的进攻我们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进攻。”“各党各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我们应赞成建立民主共和国，应宣布苏维埃愿成为它组成的一部分。”然而，“要看到民主共和国只能是从斗争中产生出来。”③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决定调派汪锋再次前往西安，去杨虎城十七路军做党的秘密工作。中央的这个决定，其中出自这样一个原因：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将近两年半时间与上海中央局失去联系的陕西地方党组织，急于同中央取得联系，遂派谈国帆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名义赶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状况。谈国帆返回西安时，带回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文件和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并由临时省委分管组织和十七路军地下党工作的孙作宾，负责把中央文件印发各地党组织学习，提高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参与此项工作的还有严克伦。此时，原驻防淳化县十七路军阎揆要特务二团移防白水县，孙作宾前往白水县城，了解该团官兵思想状况，向党内负责人之一的王国(王建基)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要求特务二团党组织做好西北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团结工作；要继续埋伏，以待时机。1936年4月，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运工作的领导人被捕叛变，临时省委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临时省委便决定由高克林和孙作宾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6月底临行前，杜斌丞先生特地转告孙作宾：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请你给共产党中央捎个话，他的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孙蔚如是孙作宾的本家晚辈，孙作宾听了杜先生的传话，立即去找孙蔚如面谈。孙蔚如对孙作宾说：“现在日寇侵华甚急，蒋介石不谋攘外，反而假‘安内’之名实则进行内战。去年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今年又发表了‘五五通电’④，我都反复看过了，愿意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提各项主张。”⑤

　　孙作宾对孙蔚如的这番表态和真诚态度感到由衷的赞许和高兴，并让孙蔚如给毛泽东写封亲笔信。孙蔚如却婉言解释：“我过去在陕南时，曾给红军四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没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⑥

　　孙作宾到陕北后，先在安塞县真武洞见了叶剑英，由叶剑英介绍到保安见了李维汉。李维汉听取了孙作宾关于陕西地下党自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后，几届临时省委继续斗争的情况汇报，然后由李克农安排，孙作宾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汇报。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他所住的窑洞里接见孙作宾时，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在地下工作辛苦了!”⑦孙作宾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孙蔚如的抗日态度，也汇报了孙蔚如不愿写亲笔信的隐情。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很守信用的，张国焘那种做法是不正确的。”⑧毛泽东胸怀宽广，对孙蔚如的心情十分理解，并表示一定要给孙蔚如先生写封书信。9月3日，毛泽东把写好的书信，交给孙作宾“面陈孙军长”。信中写道：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两方面军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所处环境，敝方甚为谅解，故十个月来贵方对弟等合作之要求，虽无明确的表示，弟方亦始终未变自己之方针。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住肤洛⑨，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另附敝方致中国国民党书，并祈省察⑩。

　　毛泽东接见孙作宾的第二天，周恩来也接见了孙作宾。特别是涉及阎揆要特务二团的每一个细节，周恩来都要追根问底。当孙作宾汇报到特务二团一些共产党员连长要求搞兵变，对阎揆要团长不让他们唱革命歌曲、办革命色彩浓厚的墙报有意见，嫌阎揆要胆子小时，周恩来严肃地说：“这是十七路军，不是红军，绝不能把十七路军当红军搞!要那样搞，阎揆要还怎么当团长!”(11)

　　周恩来还耐心地对孙作宾解释说：“在十七路军中，是搞兵变，抓几条枪，多几个人好呢?还是按照党的政策，搭好桥，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呢?要告诉阎揆要，对杨虎城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部队拉出来搞红军。”(12)

　　周恩来所说的“不搞兵变搞搭桥”，既是对党内“左”倾急性病的尖锐批评，更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阐发和运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一语破的，使孙作宾茅塞顿开。多年来紧锁在孙作宾心中“起义再起义，次次以失败告终”的疑团一下子豁然解开了。

　　周恩来谈话后，孙作宾带着毛泽东给孙蔚如的亲笔信返回西安。

　　9月下旬，正值秋分，陕北高原初露寒意，树叶渐渐由绿变花黄，随风起舞，散散慢慢地洒落下来。盛开的山菊花不肯示弱，坚持着一种高傲和自信。割倒的黄豆、谷子、糜子静静地躺在场院里，任凭梿枷一下一下地抽打。

　　一天晚上，冷清的秋月在稀疏的云缝中徘徊游荡，忽明忽暗。夜已经深了，保安县城炮楼山下，人工挖凿的一排十几孔石窑洞窗户还透着亮光，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还在办公。机要电务室窑洞内不时传出嘀嘀嗒嗒的发报声。在窑洞对面的一间宽大的平房内，周恩来正在和汪锋谈话，陪同谈话的便是李克农。

　　一坐下来，周恩来便首先告诉汪锋：“在东征前线听了王世英的汇报，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肯定了你们和杨虎城谈判是成功的，开了个好头，我们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合作是有基础的，是历史形成的。关于下一步的工作，最近孙作宾来保安，我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你从关中回来之前他已经回西安了。对于十七路军中的党组织除了陕西地方党孙作宾他们去抓外，中央也应该派人去抓一下。中央决定派你去西安，开展十七路军中党的工作，同时也要把地方党中没有问题的党员组织关系恢复起来。由于杜衡叛变，关中地方党破坏严重，但在十七路军工作的秘密党员没有暴露，一直保存了下来，这是一批非常好的老党员。如何在十七路军以及在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应该把我们党过去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工作好好总结一下，以利于今后在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中开展工作。我们过去在敌军工作中总是认为士兵出身苦，受压迫，最革命。而强调军官生活富裕，容易动摇，因而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往往有了几个党员，就搞瓦解，发动起义，结果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今后绝不能这样搞了。要注意保存现有的秘密党的力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搞起义。就是说，在国民党的非嫡系军队里，只有到了国民党蒋介石要消灭这个部队，使这个部队无立足之地的时候，才有起义的条件。如果万一有一天蒋介石要拿阎揆要开刀，就可以拉出来，打起红旗，把这个部队编成一个军，阎揆要任司令员，你任政委。这是党中央决定认可的，到时可以不必再向中央请示了。必须注意，如果阎揆要团起义了，活动地区要尽可能地靠近苏区，这样便于同红军配合行动。”

　　周恩来还说：“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工作重点要放在上层，做官长的工作。从全国范围来总结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哪个部队高级带兵军官中有党员，哪个部队的下级军官、士兵中秘密党员就站得住脚，就能存在下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否则就站不住，甚至会遭受破坏。阎揆要团如果没有他这个团长，我们在这个团的秘密党员能不能存在呢?我们党的干部在这个团做军官、文书、教员，如果没有阎揆要的掩护，能不能保持到现在呢?答案是很明显的。过去，我们对在国民党领导的部队中如何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如何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缺乏具体分析，总是一味组织士兵搞兵变，这是‘左’的错误的做法，其结果是建立不起党的组织的。现在，必须把这种‘左’的错误的做法彻底改变过来，必须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办事，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包括高级将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坚决改变那种一有党员就搞兵变的错误做法，还要改变对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不信任、动辄就鼓动士兵起来斗争的错误做法。必须大力进行艰苦细致的重新教育党员的工作，这是我们党对国民党军队工作的一次极大的转变，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必须转变过来。”

　　周恩来还强调说：“要做好工作，就先要广交朋友，放手做官兵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不能叫人家‘反动派’。有些人由于对我们党不了解，反对共产党，但他们中绝大多数还是爱国抗日的，仍然是可以争取的。”“十七路军中，有一些人是反杨虎城的，对这些人不要排挤打击，要‘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拉得深了不行，不接触也不行，主要是融化他们，实际上就是发展统一战线。对蒋介石派系的人，不能完全采取赶出去的办法。”“还要广泛发展，只掌握一个团不行，要以阎揆要团为中心，派党员到友邻部队去当兵、当官长，开展工作，把党组织建立起来。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并到阎团来，我们绝不能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我们共产党人吃国民党的饭，拿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事，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要学得聪明点。”“你们也不要自恃清高，太艰苦了。古人说‘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我们革命工作也需要活动经费，该拿的钱还是要拿，拿来作为革命的活动经费，有什么不好呢?绝不能因为过分清廉引起怀疑而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

　　关于对官兵的教育工作，周恩来指出：“要举办军事学校、训练班，不断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十七路军巩固起来。”

　　周恩来还告诉汪锋：“对马家军，包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部队，我们也要做工作。过去我们的做法不对，不懂得交朋友，不会做工作。尽管马家军是地方封建势力，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变的。当然我们还要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不能使他们感到无家可归走投无路。”

　　关于解决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人员的问题，周恩来说：“只要没有叛变，凡是有过联系的同志，都应当恢复他们的党的组织关系，过党的组织生活。”(13)

　　谈话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告诉汪锋：为了今后和阎揆要联系方便，中央决定在阎揆要团设置一个秘密电台，再派去一个电讯人员，具体人选由李克农、王诤他们物色，具体交代，你负责把人选带到阎揆要那里，由阎安排，开通电台，人员关系由你掌握领导。

　　谈话结束时，周恩来要汪锋将他9月23日写给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的一封亲笔信，转交到阎手中。信中写道：

　　作宾兄来，道及你的努力，我们无限敬佩。前次你与王兄(14)运入各项货物(15)，亦均收到。党的最近主张，除汪兄(16)带去文件可以参照外，一切托汪兄面达。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特二团造成十七路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为达到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 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余事待电信通后再告。(17)

　　谈话结束，汪锋走出周恩来办公室时，万籁俱寂，一片宁静，月亮已经西垂，繁星眨着眼睛，凉凉秋风略带着寒意。

　　①摘自《汪锋自传》。

　　②《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31页。《毛泽东年谱》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③《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131—132页。

　　④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委员会，向南京政府及其陆海空军发出的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孙作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⑥《孙作宾》，第28页。

　　⑦⑧《孙作宾》，第28页。

　　⑨肤：指肤施，即今延安。洛，指陕北洛川县。

　　⑩按中央档案馆存件刊印。

　　(11)(12)《孙作宾》，第29页。

　　(13)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内容是根据汪锋和后来听过传达的阎揆要、杨信、王写剑、王国等人1985年4月8日共同回忆的情况整理而成的。原载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主编：《丹心素裹》(2)，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286页。

　　(14)王兄，指王超北。当时从事中共组织对敌隐蔽斗争和交通运输工作。

　　(15)各项货物，指军用地图、通讯器材、照相机等。

　　(16)汪兄，指汪锋。

　　(17)原电存中央档案馆，转引自《丹心素裹》，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