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阻且长
作者： 党双忍
湖广填秦岭
在清初，秦岭遍布原始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巴山老林”。卢坤《秦疆治略》载：秦岭“向来皆是老林，树木杂丛，人迹罕到。”清初，全国23个楠木产地，汉中名列前茅。清中期，秦岭依然保留着原始森林景观。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奏报称：“由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至郧西，中间高山深谷，统称南山老林；由宁羌、褒城至竹山县，统称巴山老林。”当时，镇安县山深林密，常有猛虎为患。商南县“民少地荒，禽兽逼人。”乾隆以前，咸宁县“南山多深林密障，溪水清澈，山下居民多资其利”。《陕西通志·物产四》载：“猕猴出终南山。”《西安府志》有“鹿、麋、獐”。《盩厔县志·物产》载：“猴，长臂者为猿，出南山。”《华阴县志·方产》载秦岭中有虎、鹿、麂、麝、狨、猴，“山中猕猴结群而行，非止千百跳掷号叫，谩不畏人”。《雒南县志》载：秦岭有猿、麋、鹿、麝、麂等；《山阳县初志》载：秦岭有麋鹿，河南境内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多有猿和猴；《鲁山县志》载：秦岭有“麋”；《卢氏县志》载：秦岭有鹿和獐。天水、礼县、文县等都有鹿群分布。至清代中叶，汉水中上游原始森林尚未遭到严重破坏。
现今，人们已经熟悉的一个词语，即是“湖广填四川”。之所以“填四川”，是因为宋金战争、宋元战争、明末农民起义、清初三藩之乱，导致四川人口锐减。1668年，成都人口只剩7万，州县减损达80％—90％，全省人口约60万。《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清朝施行一系列填四川政策。所谓湖广填四川，实际也是湖广填秦岭。明代曾有流民进入秦岭谋生，后来的张献忠、李自成起义，清初的三藩之乱，皆波及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导致人口减少。据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清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清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多少与户口增减考核作为地方官的标准。康熙时，修改垦荒令，用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次移民浪潮，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据萧正洪的研究，褒城、南郑、勉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安康10县，在康熙时有41.6万人，道光时达到211.7万人。其中，汉阴县在明万历年间仅3570人，清道光年间猛增到123300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于是，在人文意义上，秦岭也是“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
玉米、土豆的联合进攻
从广泛的意义上看，15世纪到17世纪，发生了对人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也是对秦岭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地理大发现。如今，玉米、马铃薯已是中国第三、第四大主粮。然而，500年前，玉米、甘薯和马铃薯才刚刚进入中国。因为地理大发现，16—17世纪初，即明朝中后期，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和马铃薯，以及花生、烟草和可可先后传入中国。这些作物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结合，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此之前，中国传统作物水稻、小麦、粟，皆不宜山地种植，这在无形之中保护了秦岭森林植被。玉米可主粮，可酿酒、制粉。玉米因有耐旱、耐瘠、耐低温特性，适应能力强，山地沟壑均可种植。甘薯，又名番薯、山芋、地瓜等，既可蒸、煮作主食，又可刨丝、切片作副食，还可制粉、酿酒、熬糖。甘薯不择地而生，高阜沙地都能高产，亩产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明末，玉米、薯类等美洲作物，在中国种植尚不广泛。清初，特别是康熙至乾隆年间，全国大部分地方开始广泛种植，可谓是遍布大江南北，这也是康乾盛世形成的客观原因。《清实录》和康熙、雍正《大清会典》记载，1661年全国耕地549万顷，1685年607万顷，1724年723万顷。乾隆《旬阳县志·物产》记述：“凡苞谷既种，惟需雨以俟其长，别无培护。岁稔时每市斗仅值钱三十文，市斗较食斗一倍有奇。中人日食需钱数文则无饥矣。故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清朝前期100多年，因种植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农业持续扩张，耕地迅速扩展。因种植玉米、薯类等作物，围垦森林与湿地，秦岭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以至于南阳一带“垦无可垦”。
透支森林的“盛世”
康乾盛世，人口爆炸性增长。康熙时，全国人口由明朝末年的0.8亿恢复至1亿，乾降五年(1740)达到1.4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1840年突破4亿。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进入中国，食物生产供给增加，能够养活更多人口。同时，也带来了巨大人口压力，饥民、流民问题日益突出。1742年，乾隆发布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由此，对封禁的深山老林弛禁，对新垦辟的土地永远免税。这一垦殖政策，鼓励农民向山林要土地，去深山老林垦耕，加速了开山辟田的进程。乾隆开放山林后，流民随意开垦。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兴安州六县“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清乾隆五十年(1785)，兴安府“深山遂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镇坪县乡土志》记载：“今之老户动曰‘挽草为业’，又曰‘插草为标’，盖举未辟荒未升科时无卖主，听便占领而言之也。”1799年，嘉庆谕旨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流民自行垦种，所伐林木可作建盖庐舍之用。乾隆末年，整个秦岭“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
清代地理学家严如煜记述了秦岭老林与清除林木、开垦农田、种植玉米的情况。严如煜《老林说》载：“滇黔两粤陇蜀之边，何处无老林。而楚之郧竹，蜀之江北，秦之西(安)凤(翔)汉(中)兴(安)特为著名者，则以地近中原，有此郁郁苍苍，蒙密幽邃，足以藏污纳垢。”秦岭“老林未辟之先，狐狸所居，财狼所嗥，虎患尤多，土羌人少……流民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载：“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缳，下缒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木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后，纵火焚之成灭，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然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炭矣。”刀耕火种，砍伐森林，易致水土流失，无法长久，须迁地休耕，原地要七八年才能恢复地力。流民们不得不采取游耕的方式。严如煜《棚民叹》载：“年深叶成土，一年肥如肪。”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二三年后，弃之而另觅地耕种。”乾隆中期以后，“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垦种荒地，架屋数椽，即可安身，谓之棚民”。严如煜《棚民叹》载：“终南古陆海，千里望苍茫。”“远从楚黔蜀，来垦老林荒。”“冲寒砍棘树，夜烧连丛篁。”“低山尽村庄，沟岔无余土。”昔日绿水青山，如今濯濯童山。
开垦之地，多则五年，少则三年，表土尽失，露出岩石。文献记载：“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山民伐林开荒，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因山高坡陡，雨水冲刷力强，土壤失去植被保护，土壤流失是永久性生态灾害。“数十年来，老林开空，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即壅塞渠口。”褒斜道曾是“古木丛篁，遮天蔽日”。乾隆年间“为川、楚棚民开垦，路虽崎岖，而林木已稀”。道光年间，汉中府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均系当佃山地开垦为生”。石泉县“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水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游壅塞则上游泛滥，沿江居民沉灶产蛙，亦其常矣。道光二年(1822)八月大雨弥旬，石瓮为木筏横梗，水泄不及，汹涌澎湃，而大坝、饶峰、珍珠河之水障于城西，红河之水障于城东，诸水混一，茫无际涯，数十里皆成泽国。”咸宁县南山“自开垦日众，尽成田畴，水潦一至，泥沙杂流，下游渠堰易致淤塞”。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商州“川、楚客民开垦殆尽”。凤县“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秦岭“盖深岩老林，铲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秦疆治略》记述道：“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近则各省穷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道光三年(1823)，汉中、兴安二府及商州的人口总数达到370万以上，较清初增长6至7倍。因森林破坏，出现了食物链断裂和生态系统缺损。光绪《镇安县乡土志·物产·卷下》载：“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矣”；“彪，身长腿短，黄尾，形似虎，能食牛，三五年偶一见之。”森林消失，也使药材资源减少，“老林久辟，厚朴、黄连之野生者绝少”。
清除森林的恶果
秦岭森林破坏后，不仅导致百兽丧失家园，加速了物种灭绝，还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有资料显示，西汉至民国，汉中发生水灾145次，每百年7次。西汉至北宋，发生16次，每百年1次；南宋至民国，发生129次，每百年16次；民国发生17次，每百年44次。唐朝100年1次，清朝7.3年1次，民国3.9年1次。新中国每3.4年1次。由此可以清晰看出秦岭森林植被状况与洪涝灾害的关系。据有关资料介绍，源自秦岭的渭河支流挟带大量石块泥沙冲入渭河，加速渭河南岸支流河口小三角洲发育，并迫使渭河河道北移。“自乾嘉而后，河日北徙”，北岸沿河村落“岁没泽国者，惨不忍闻”。嘉庆以前，咸宁县和高陵县以渭河为界，高陵县在渭河北岸。因渭河北移，高陵县部分土地到了渭河南岸。
康乾盛世，自康熙二十年(1681)起，标志性事件是平三藩之乱。于嘉庆元年(1796)止，标志性事件是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115年。因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涌入秦岭，仅乾隆三十七(1772)、三十八年(1773)，川、楚两省聚集前来觅食者数十万人，再加上陕西、河南、甘肃，计约百万人。除搭棚佃耕土地外，也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他们因生计艰难，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1795年，湖北白莲教秘商“辰年辰月辰日”起事。1796年2月15日，因官府查拿紧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也揭竿而起，襄阳教徒按原定日期起义。四川的白莲教徒起而响应，达州、东乡(今四川达州宣汉)皆率众起义。各路起义，各自为战，多被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流动作战，力量壮大，并发展成为起义军主力。1800年4月，江油马蹄岗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清政府坚壁清野、寨堡团练，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与兵源补充，力量日渐枯竭。1804年，白莲教起义终告失败。然而，白莲教起义加速了清代衰亡。
地理大发现在欧洲引发了工业革命，极大提升了欧洲的国际地位。地理大发现在中国，引发了农业革命、人口爆炸，以及清除山区森林植被的高潮，并由此带来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这值得引起中国人广泛而深刻的思考。
稳固的大后方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全世界就是由亚洲、欧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世界岛就是全世界。在世界岛上，全世界有两大联系方式，一个就是从大秦岭出发，沿世界昆仑山到阿尔卑斯山的陆上丝绸之路；一个是从地中海出发，经印度洋到太平洋，到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全世界只是半球；地理大发现之后，全世界成为全球。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走上了全球化之路。对于中国来说，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的门户在西北、在陆地；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门户在东南、在海洋。这是我大中华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变局。
1840年以后，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并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战争的一方是熟悉四书五经的农业大国大清帝国，另一方是刚刚兴起的工业大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第一次英中战争或通商战争。战争以迫使大清帝国签署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而告终。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满清政府进一步走向衰弱。1856—1860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大清帝国面对的是英、法、俄、美四个国家，战争以中国签署扩大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四个《天津条约》以及割让大片领土收场。1851—1864年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大清帝国内外交困。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至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历时9个月，中国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西方称“第一次中日战争”。由此，日本成为东方强国，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5月28日，英、美、法、德、俄、日、奥、意等八国发动侵华战争，洗劫北京城，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慈禧与光绪尚可以西狩之名到西安避难，而处于战乱灾祸中的老百姓则躲进了深山，大秦岭成为受苦百姓的天然避难所。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剧烈动荡的时期，清朝退出历史，民族共和昙花一现。1934年，民国政府开始修筑川陕公路。1936年爆发西安事变，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全面抗战之际，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37年2月，川陕公路全线开通，现代公路替代了使用达3000年之久的陈仓—金牛道。川陕公路穿越大秦岭，将成渝—汉中—关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大西南与大西北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抗战建立了稳固的大后方。
中华圣山
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时代，如果以河流而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黄河时代；如果以山脉而论，即是中华民族的大秦岭时代。可以说在大秦岭的庇佑下，周秦汉隋唐五大朝代，熠熠生辉，光耀千古。以大秦岭为中心的2000年里，大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生态福地、精神家园。以大秦岭为中心的2000年，奠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决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无论中华文明发展至何种高度，其基础、其根脉，皆与大秦岭紧密相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从大秦岭走来，从大秦岭走向世界。
放眼世界，如果一座山，能够庇佑两座千年帝都，必定是值得一个民族景仰的圣山。大秦岭，同时庇佑了长安、洛阳这两座中华民族的千年帝都。仅就此而言，大秦岭的地位无与伦比。
在以大秦岭为中心的时代，大秦岭古道路系统建构基本完成，并形成了“三纵三横”的大格局。大秦岭古道路系统，将六大生态圈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大秦岭生态圈。大秦岭古道系统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的大通道，南方与北方联系的大通道，西部与东部联系的大通道，对于维护中国统一，意义非凡，功不可没。
所谓“三纵”，是南北走向穿越大秦岭的古道群。(1)从帝都长安出发，向东南方向，翻越大秦岭，通往荆楚之地，将关中生态圈与荆楚生态圈连为一体。可以将其概括为秦楚古道群，包括商於道、上津道、义谷道。(2)从帝都长安出发，向西南方向，翻越大秦岭，通往巴蜀之地，将关中生态圈与巴蜀生态圈连为一体，即是秦蜀古道群。秦蜀古道群是大秦岭古道路系统密度最大，里程最长的古道群，包括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3)从巴蜀出发，向西北方向，翻越大秦岭，通往甘肃、青海，走上丝绸之路，将巴蜀生态圈与甘青生态圈连为一体，将巴蜀生态圈与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所谓“三横”，即(1)从帝都长安至帝都洛阳的中华廊道，将关中生态圈与中原生态圈紧密连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道路，是中国东西部交通主干道。(2)从江陵沿长江而上，进入巴蜀的峡江古道，将荆楚生态圈与巴蜀生态圈连接为一体。(3)沿汉江方向，从汉中到襄阳，将关中、巴蜀、荆楚、中原四大生态圈融合在一起。“三纵三横”之外，在巴山腹地的古代巴国，这里曾是盐业基地，以巫溪县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形成了发达的古盐道系统。
进一步资源化
生态、资源、环境，生态是主体。生态主体有两种用途，即用作资源，或者用作环境。当用作资源时，可能会牺牲生态与环境用途，这是大秦岭森林生态系统一再遭破坏的根本原因。
20世纪60年代，在大秦岭之中，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1950—1970年，相继修建宝成铁路、阳安铁路，穿越大秦岭有了第一条钢铁栈道。1968年4月至1978年6月，襄渝铁路全线开通。最近20年来，沪陕高速(上海至陕西高速)、福银高速(福州至银川)、西成高速(西安至成都高速)、十天高速(十堰至天水高速)、重庆至宜昌高速相继开通，犹如条条铁龙装点着秦岭。
2014年12月，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丹江口水库满满一湖秦岭水，堪称是“秦岭湖”，也是亚洲“第一人工天池”。秦岭水流过当代中国的人工天河(输水干渠)，从丹江口的秦岭湖到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从长江流域来到淮河流域，来到黄河流域，来到海河流域，来到了河南、河北，来到了北京、天津，黄淮海平原用上了秦岭水，融入了大秦岭生态圈。秦岭水滋润着中国腹心地带1亿多人口，成了中华天池圣水。
进入21世纪以来，水已经是大秦岭最重要的生态产品。秦汉上林苑，曾被浐、灞、泾、渭，沣、滈、涝、潏八水萦绕，后世称之为“八水绕长安”。到现代，人们称为“八水润长安”。因为水，大西安与大秦岭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大关中与大秦岭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因为水，大秦岭生态圈越来越大，扩张至京津冀，扩张至雄安。因为水，大秦岭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水青山，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金山银山。
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大秦岭全境停止了森林采伐，全面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曾经兼具采伐和培育森林双重目标的数百个国有林场，整体转制为以保护和培育森林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公益类事业单位；在伏牛山、小秦岭、太白山、神农架、化龙山、米仓山、岷山等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上百处，并创建了神农架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在骊山、紫柏山、南宫山、九龙山、莲花山等建立国家森林公园数百处；在伏牛山、终南山、龙门山等建立国家地质公园数十处；创建华山、嵩山、武当山、九寨沟等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数十处，加之20年来，中国经济走上了高速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使得大秦岭的山林得以休养生息，大秦岭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皆取得了重要进展。如今，已经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不再依赖大秦岭中的木材薪材，而是需要大秦岭的绿水青山。已经城市化的中国人，不再看重大秦岭生态系统产出的资源，而是需要大秦岭生态系统产出的环境。于是，大秦岭生态系统发展的方向，不再是生态资源，而是生态环境。绿水青山不再是“材山柴山”而是“金山银山”，人们正在努力还秦岭以宁静，还水以清洁，还天空以蔚蓝。
然而，这只是初步的。修复大秦岭生态系统，好比是万里长征，目前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华南虎已经“失联”半个多世纪，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栖息地得以保护，大秦岭保护地面积扩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增长。然而，大秦岭生态系统还不够稳定，保护地面积还不够大，集中连片程度还不够高，栖息地碎片化、岛屿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局部地区过度开发的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治理，特别是嘉陵江流域上游水土流失依然比较严重。大秦岭从6省1市的后花园转变为中国人的中央公园，尚需要进行一场重大而深刻的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将6省1市的依法治理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依法治理。如今的大秦岭，只能算作浅绿色的大秦岭，由浅绿色大秦岭迈向深绿色的大秦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如果要完全呈现出一个黛青色的大秦岭、美丽的大秦岭，至少还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大秦岭是中国核心区，保护大秦岭、修复大秦岭是中国国家战略，是跨世代的保护、修复工程，是中华民族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千年大计。
大秦岭不只是6省1市的大秦岭，而是中国人的大秦岭，世界的大秦岭。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陕西时指出：“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秦岭、华山等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和自然标识。”“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自身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全国生态环境大格局。”“秦岭是我国气候的南北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样的自然生态美景，谁都不能破坏。”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也是大秦岭修复保护进入了新时代。
出处：
秦岭简史/党双忍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