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唐朝中叶的大诗人。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他出生于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一个世习儒学的中小官僚家庭。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他于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贞元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结为朋友，以后在诗坛中以元、白齐名。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写《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之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元和四年，白居易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后应诏回京任职。元和十年，白居易因故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还京，累迁至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很得民心。长庆四年白居易定居洛阳，历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文宗大和元年(827)，官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的身份退休，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他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山琵琶峰。

　　

　　据说白居易是个天才少年，生下来才六七个月便能认字，在母亲的教导下，五六岁时就学作诗。其实，白居易年轻时读书是非常用功的，他总是捧书诵读，以至口舌生疮，手肘处也磨成了厚厚的茧子。16岁时白居易到京城长安，拿着自己诗去拜访顾况，顾况当时在诗坛已经有很大的名气，他看到白居易后，就以他的名字开玩笑：长安所有的东西都贵，要想定居下来可不容易啊(“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暗示如果没有超人的才能是无法在人才济济的长安落脚的。然而，当他看到白居易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赞叹说：有这样的才华，要想横行天下也不难啊!从此白居易的诗名传遍长安城。

　　与李白、杜甫等人相比，白居易踏入仕途时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然而，这种平坦的道路却没有走多远，不久他就遭遇了坎坷。

　　中唐时期国势转弱，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白居易深感自己应该为民请命，而仕途的暂时顺利又使他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于是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便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他说：大丈夫贵在以天下为怀，岂能只为自己考虑?为了实现这一宏大志向，他积极进取，不怕牺牲，预备为朝廷和百姓除恶扬善，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写成《策林》75篇，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百姓的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为所欲为，皇帝不能节俭，造成财产不均、贫富差距加大造成的。因此，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从百姓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满足百姓的愿望。并且建议统治者开辟言路，使下情能够上达。这年中授盩厔县尉，作《长恨歌》。在元和三年至五年(808～810)任左拾遗期间，每当朝政和诏令出现遗缺，哪怕是很小的问题他也会提出意见，并且敢于坚持己见与皇帝争论，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说：陛下错了。同时，他也利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凡是那些难以明言的事，就以写诗的方式加以讽刺。如《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喻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篇篇刺中现实的黑暗面，使权贵们坐卧不安，惊恐变色，切齿痛恨。

　　元和十年(815)，发生了强盗杀害宰相武元衡的事件，白居易认为这对国家来说是从未有过的耻辱，因此首先上书请求捕贼。权贵们以超越权限为由，对他进行造谣中伤，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事实上，真正的原因还在于他写过的那些讽喻诗，所以他自己说：我得享大名是因为文章，最终获罪也是因为文章。

　　经过这次挫折，白居易不像从前那样锋芒毕露了。从贬到江州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他的主导思想改为“独善其身”。在任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些激情，写出了《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是越来越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他为自己安排了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在朝廷做官而做地方官，因此他力求外放。但是也应该看到，白居易“兼济天下”的志向并未完全泯灭，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还是努力为百姓做事，如在杭州时，他筑堤浚井，至今民间还流传着白公堤的故事。他晚年闲居洛阳时也还常念着百姓的疾苦，“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并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在洛阳病逝，葬在龙门山。

　　

　　新乐府运动的领袖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建中、元和、长庆时期(781～824)，是唐朝走向衰败的苦难动荡的时代。作为继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贡献是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新乐府运动。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白居易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辞句质朴，表达直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内容真实，有据可依；文字流畅，易于吟唱。他的这些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单纯注重形式的诗风亦有纠正作用。白居易非常注重诗歌的普及性，据说他每成一诗都会读给老婆婆听，因为如果她们听懂了，那就无人不懂。正因如此，他的诗中有“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样通俗易懂却又朗朗上口的句子，并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

　　最能体现白居易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是《卖炭翁》。这是一首叙事诗，作者仅用20句135个字，便完整地记述了一位卖炭老人烧炭、运炭和卖炭未成、被宫使掠夺的全部经过。白居易写《卖炭翁》一诗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宫市带给劳动人民的不幸，既表达对社会底层的深切同情，也希望得到皇帝的注意。全诗有叙述，有描写，有感慨。笔法简洁，语言精练，在概括、剪裁和渲染等方面，处处显出诗人的匠心。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初贬官过望秦岭

　　白居易 

　　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

　　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