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明清时期的延安
责任者： 姬乃军
明立国之初，北部边境有元王朝残余势力不断骚扰，因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明洪武九年(1376年)，北元伯颜帖木儿入寇延安府。明大将汤和、傅友德防守延安。伯颜来犯，被傅友德“破擒伯颜帖木儿于延安，降其众”。(《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伯颜被擒后，“乞和”。(《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从此，延安一带数十年无战事。明初，在京师及各地设置卫所。每卫兵额5600人，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1120人称千户所，112人称百户所。设在今陕北地区的卫有延安卫、榆林卫、绥德卫。卫所的军士平时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一遇战事，则拨归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而卫所的军士皆别立户籍，叫作军户。军户是世袭的，一经签派为兵，就不能随意脱籍。为了使军屯制度顺利进行，明朝政府还发给屯种的军人以大量的耕牛。永乐三年(1405年)，陕西诸卫军缺乏耕牛，明朝政府便把大批的耕牛运往该地，规定每百名军士分配耕牛40头，使其及时耕作。(据《永乐实录·卷三四》)军屯制度的实施,使军粮的需求基本上得到了保证。
北元残余势力被赶出中原以后，远居漠北。其地蒙古族等逐步分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大部。其中以鞑靼部的势力最为强大。公元15世纪年代以后，延绥以北的河套逐渐多事，鞑靼部蠢蠢欲动，开始扰边。宣德九年(1434年)春，宣宗命右都御史王文“巡延安、宁夏边”。(《明史·卷一三·英宗前纪》)天顺二年(1458年)，鞑靼部孛来攻扰凉州、延绥一带。次年春，孛来以骑兵2万攻安边营(今定边县安边镇)，被守御的明军击败，明军俘鞑靼部40余人，斩首500余级。天顺五年(1461年)，鞑靼部阿罗出入居河套一带，逼近陕北。成化二年(1466年)，鞑靼毛里孩部连年攻扰延绥和宁夏一带。次年，毛里孩杀孛来，驱逐阿罗出。成化五年(1469年)冬，毛里孩进攻延绥，阿罗出乘机纠合残部，入居河套。次年正月，毛里孩被明军击败。3月，明宪宗命“朱永为平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傅恭、顾恒监军，王越参赞军务，备阿罗出于延绥。”(《明史·卷一三·宪宗纪》)王越等到延绥后，又选调精兵2万余人到延绥加强守御力量。5月，“王越败阿罗出于延绥东路。(引同上)次年12月，宪宗召“朱永还，王越总督延绥军务”。(引同上)就在同年，明王朝任命原浙江布政使余子俊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成化九年(1473年)，余子俊监修榆林以北边墙1770里，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凿崖筑墙”，“连比不绝”又“每二三里置敌台、崖訾备巡警”。(《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次年，这一段边墙竣工。从而大大加强了陕北边境的防御作战能力。
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洛川曾发生了邵进禄起义。李福达以传播佛教“弥勒教”为名义，从山海卫(今山海关)来到洛川，邵进禄等信奉其教，便密谋起义。但因谋事不密，被人告发，邵进禄等被杀，李福达因先期逃离得免。(据《明史·卷二0六·马録传》)而这一起义，与洛川籍兵科给事中刘琦也有一定关系。《明史·卷二0六·马録传·附刘琦传》载：“刘琦，洛川人。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李福达逃洛川，琦知之甚悉。”后刘琦被马録一案牵连，被“下狱，谪戍沈阳。阅十年赦归，卒。”(引同上)刘琦墓就位于洛川县旧县镇铜提村。当地还留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旧县本是凤凰山，平地出了刘解元。刘解元是好汉，裁粮十万余八千”。(据《洛川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明世宗喜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借收复河套为名，陷害首辅夏言，取代了夏言而成为内阁的首辅。严嵩“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姻亲尽朱紫”。(《明史·卷二一0·张羽中传》)严嵩专政时，边将把“诸边军粮百万，强半贿嵩”。(《明史·卷二0四·丁汝夔传》)以致边防守御力量严重削弱，军士饥疲，丧失了战斗力。蒙古统治者承机屡次入侵内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7月，俺答率10万骑兵由宁塞营入掠延安、庆阳境。总督三边军务曾铣“率兵数千驻塞门(今安塞县镰刀湾乡)，而遣前参将李珍捣寇巢于马梁山阴，斩首百余级。寇闻之，始遁。”(《明史·卷二0四·曾铣传》)喜靖三十二年(1553年)7月，鞑靼诸部又进扰延绥，所至焚掠，民众备受荼炭之苦。
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名其所居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开展互市贸易。自此之后，宣化大同以西二三十年间平静无战事。
明代著名文学家，“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1514—1570年)曾写《延州城》一诗：“高城窈窕四山开，西北浮去脾睨回。鼓角疑从天上落，轺车真自日边来。防秋尚借秦人策，射石应传汉将才。闻道朝廷思猛士，羽书飞过赫连台”。(康熙《延安府志·卷一0》)这首诗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延安在边境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
万历十九年(1591年)冬，延绥明军队攻杀河套部长明安，因之，边境衅端重开。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7月，河套部长卜失兔进攻延绥明军。当月被延绥总兵官麻贵败之于下马关。1596年，明延绥兵出塞袭击卜失兔所部，略有斩获，遂引军还。明万历三十六年(1606年)，鞑靼诸部复攻延绥等地，被明军击退。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7月，河套鞑靼诸部攻扰延绥，明军抗击，大败。延绥副将孙弘模被执。次年7月，河套诸部又进扰延绥，被延绥总兵杜文焕击退。河套诸部于是求和。延绥一带屡被蒙古部落侵袭之事，始告一段落。
明中叶，延安一带出了很多名宦武将，仅《明史》有传的就有肖如薰和赵彦。肖如薰历任宁夏参将。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宁夏副总兵哱拜因受巡抚党馨等歧视，与卜失相结反明。肖如薰和总兵官李如松等迅速平定了这次叛乱。肖如薰因功被封为都督同知。天启五年(1625年)夏，被魏忠贤诬陷夺职。后卒于延安故里。赵彦于万历十一年中进士，1620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天召二年(1622年)5月，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在山东起义，自号中兴福烈皇帝，建年号大成兴胜。赵彦和总兵杨肇基率兵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0月，邹县城破，鸿儒被擒。赵彦乃“告庙献俘，砾鸿儒于市”。(《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赵彦的乌纱帽，他步步高升，加兵部侍郎，进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但后来因给事中袁玉佩劾彦冒功滥荫，被明熹宗诏削其世荫，被遣还家，崇祯初年，卒于延安。赵彦墓位于延安城北文化沟，今墓地犹存。
赵彦残酷地镇压了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但这个双手沾满义军士兵鲜血的刽子手却万万没有料到，在他的家乡却正在酝酿着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从而把他竭力为之效忠的明王朝最终推翻了。
明初推行的卫所军人就地屯种制度，给贫穷落后的陕北高原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凡宽衍川地尽属军屯，贫瘠山地方为民产”。(庞尚《百可亭摘稿·卷四·清理延绥屯田疏》)但是官吏催征却急如星火，以致民众堪催科种之急，大都流亡他乡。“里无全甲，甲无全户”。(《顺治《绥德州志·卷田·毛储元疏》)陕北一带成为人烟稀少，满目凋弊的穷荒绝塞。陕北高原耕作期很短，“春当种而冻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续通典·卷三·食货》)亩产不过二、三斗而已。手工业也极不发达，虽有棉花的种植和皮毛的收获，都很少用于纺织，“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计日蹙。”(顾炎武《日知录·卷一0·纺织之利》)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贫瘠的土地，使延安的商品经济也极不发达。明弘治本《延安府志》载：“旧俗以布粟贸易，凡日用、冠、婚、丧、祭之需俱市诸别地。”货币的大进军在“以物易物”的落后交易方式面前显得步履蹒跚。失掉土地的陕北农民，或流亡他乡，或投边从军，或充当驿卒。但是当兵则兵饷的长期积欠不发，驿卒所得工银也难以养家糊口。黄土地上，反抗的势力在凝聚，陕北人民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活动。明天启五年(1625年)，延安大饥，人相食。次年，明王朝任命阉党朱童蒙巡抚延绥。朱童蒙和魏忠贤的走卒，陕西巡抚乔应甲，三边总督史永安串通一气，大力搜括钱财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民众生活日益穷困。同时，边防士兵的饷银也被大量克扣，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大旱，北部更为严重。3月，白水农民王二和郑彦夫聚众数百人，首举义旗。王二率众人冲入澄城县衙。这时，澄城知县张斗耀仍在堂上督催钱粮，见王二举众拥入，慌忙逃回私宅，被义军追获，乱刀砍死。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明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灾荒更加严重。当年10月，陕西巡抚李应公奏言，全陕“连年凶荒，灾以继灾，于今岁而酷裂异常。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孙承泽《山书·卷一》)而陕北一带，灾情更为严重。马茂才在崇祯二年所呈的《备陈大饥疏》中这样说道：“臣陕西安塞县(今沿河湾乡马家沟村)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臣乡延安府，自去岁(崇祯元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削树皮而食。诸树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食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蓄者，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毫不知泾，曰：‘死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饥而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最可悯者延安府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粪土者，至次晨所弃婴儿，已无一生，而又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之外，有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计六计《明季北略·卷五》)这是一段描述灾荒逼迫之下陕北农民生活惨状的怵目惊心的文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陕北农民决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北高原上迅猛异常地爆发了。
崇祯元年，府谷农民王嘉胤起义，饥民群附。王嘉胤南下黄龙山，与王二所部汇合。不沾泥起兵于西川(今子洲县)，王自用、混天王起义于延川，王左桂、苗美起义于宜川。安塞农民高迎祥(今安塞县王家湾乡高川村人)称闯王，起义于安塞。陕北起义，三秦响应。“秦地数千里，多深山大谷，足为盗区。……夷汉兵民相煽而动，披甲跨马之贼出没于蒲城、白水、泾阳、耀县、富平、淳化、三原及汉中、兴安，势如燎原”。(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崇祯二年(1629年)3月，米脂县大雪，小麦多冻死。之后又连续4个月无雨。安定县(今子长县)斗米值银六钱。该年冬，延绥总兵吴自勉率兵入卫京乡师，因克扣了军士“行粮”，士兵讹变逃回延绥，纷纷参加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溃兵加入义军后，大大增强了起义军的作战实力。即所渭”溃兵得饥民则响导既精，饥民得溃兵则壁垒益厚”。(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当年，李老柴起义于洛川，神一元、神一魁起义于保安(今志丹县)，点灯子起义于清涧。出现了所谓“延绥以北，为逃兵，为边盗；延绥以南，为土寇，为饥民”(《绥寇纪略·卷一》)的局面。农民义军风驰去云涌，纵横三秦，以至明王朝统治者发出“全陕无宁宇矣”(引同上)的惊叹!
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继续荒旱，斗米值万钱。延安府更是人相食。各县皆掘万人坑，经掩埋尸体。(据嘉庆《延安府志》)这年，李自成投入义军王左挂部。秋季，王左挂失败被杀，李自成又改投不沾泥部。张献忠也于当年10月起义，自立一军，号西营八大王。李自成是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辽寨(今属横山县)人。张献忠是延安卫柳树涧(今属定边县)人。两人都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崇祯四年(1631年)春正月，神一元和其弟神一魁攻占保安。明军赴援保安，一元被杀。一魁继领其众，进军陇东，攻克合水，围庆阳城。明三边总督杨淮率军与一魁战，一魁败，遂降明军。4月，明军败不沾泥，其所部尽归李自成，自成东渡黄河入山西绛州，投奔闯王高迎祥。高迎祥封自成为第八队闯将。10月，神一魁复起反明，至年底，一魁被杀于宁塞川(今吴旗县境内)，其余部仍继续反明。当年，在陕北的义军大部分由陕北渡黄河入山西。入晋的义军领袖有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张—川)、闯塌天(刘国能)、乱世王(郭应聘)、混天王(苗美)、显道神(高加计)、乡里人(郭浩然)、活地草(贺宝汉)等36营，20余万众。刘王(刘道江)、可天飞(刘汝金)等率众据铁角城(今吴旗县与华池、定边交界处)。整齐王(张胖子)、不沾泥(张存孟)等义军，则活动于宜川、洛川、中部(今黄陵)一带。
当年，陕西旱灾仍在继续，榆林斗米银6钱。安定(子长县)斗米值银1两3钱。
崇祯五年(1632年)，陕北继续荒旱，安塞斗米值银8钱，僵尸遍野，农民军攻克鄜州(今富县)，并西进克华亭(今甘肃泾川)。当年8月，活动于甘泉一带的一支义军被洪承畴所部击败，义军首领白广恩降。
崇祯六年(1633年)，陕西继续荒旱，山西也大旱。当年，留守陕北的最后一支义军，在首领钻天哨、开山斧率领下，盘据永宁关(今延川延水关)。钻天哨所部久据此关，因地势险要，明军数年不能攻破。当年，鄜延绥巡抚陈奇瑜率军袭击永宁关，钻天哨、开山斧被杀，这支义军全军覆没。
崇祯九年(1636年)4月，闯将李自成率部从鄜州进入延绥境内，攻占西川(今子洲县)，并“欲从绥德渡河越断头山”。(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但因明定边副总兵张天礼率军阻截，所谋末成。月底，自成率部经安塞进到清涧一带。五月初一日，李自成率部攻克绥德，又挥兵西向，克西川。13日，明延绥总兵俞书羽中霄追击李自成义军于安定(今子长县安定镇)。自成亲率大军正面迎敌，并命刘宗敏、张能等率兵绕道攻后，对明军实行包围。俞羽中霄被李自成斩杀于阵前，明延绥镇精兵3000全部被歼。而延绥巡抚高光斗因被自成军队所阻击，不能赶赴救援。安定城遂被义军攻占。于是，李自成义军又乘胜连克延长、绥德、米脂等地。李自成归里祭祖，故里亲朋故旧相约入义军。义军势力越盛。7月，闯王高迎祥出汉中，进逼西安，在周至黑水峪被明陕西巡抚孙传庭大军围困。义军苦战4日，高迎祥被俘。后被押送至京，不屈就义。高迎祥就义后，其部归李自成统辖，李自成并被推为闯王。
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所部义军攻入四川，明军队疲于奔命。李自成率军攻入河南，各地饥民争相依附。李自成又军提出了“贵贱均田”，“迎闯王，不纳粮”等口号。义军每到一处，就宣布“免钱粮，五年不征”，并打开官府和地主的谷仓开仓济贫。当时黄河南北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吃他粮，穿他粮，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朝求升，莫求合，迁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几个月之间，义军已拥有几十万重兵。
崇祯十六年(1643年)10月，李自成率军西进潼关，攻克西安。自成既定西安，便遣将分道追击明之败将。李过北击高杰于延安，高杰渡河而东逃，进入山西蒲州。11月，自成亲自率军北上。初四日进入延安城。随即挥师北上，进至米脂。沿途之中，义军戎马万匹，旌旗百里，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初九日，自成从米脂前往故里扫墓。11日返回米脂后，“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彭孙贻《流寇志·卷八》)并改西安为长安府，清涧为天波府。12日，自成率军北攻榆林，榆林被克。义军乘胜进军宁夏，明总兵迎降，又破庆阳。11月底，自成率大军由榆林出发，返回关中，12月初，李自成回到长安府(西安)。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不久，自成从西安出发，进军北京，一路上势如破竹。阴历3月18日，起义军进占北京外城。次日清晨，崇祯皇帝自缢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今景山)。李自成亲率大军进入北京。明王朝的庙堂被农民起义军的铁骑彻底踏翻了。但是，镇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认贼作父，投降清军，并引狼入室，进攻北京。阴历4月29日，李自成匆匆忙忙在北京即皇帝位，次日便弃城西撤。5月1日，清军攻占北京，同年9月，清顺治帝从沈阳迁都北京。
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于7月底返抵西安。
当年10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清军攻占北京后，于10月命英亲王阿济格经大同进攻陕北，而豫亲王多铎则南下河南，由孟津一带渡黄河进攻潼关。两军相期在西安会师。阴历12月22日，大顺降将唐通引清军于山西保德结筏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多铎也于同日渡过黄河，进逼潼关。李自成闻陕北告急，便与刘宗敏率军北援陕北，行至洛川，又闻潼关告急，乃挥师南下，增援潼关。
大顺永昌二年(1645年)正月十三日，李自成撤离西安。多铎于同月18日进至西安。这时，陕北一线大顺守将李过、高一功率军抵抗南下的清军，在瓦窑堡重创了清军。瓦窑堡失守后，李过和高一功退守延安城，坚守20余日。因城中食尽，并闻李自成已撤离西安，于是也突围而出，撤离陕北，全师退入汉中。
5月，李自成进入湖北通山县境，不幸被当地乡团头子程九伯围困，自成殉难，年仅39岁。
大西大顺三年(1646年)11月，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凤凰山抗御清军时，中箭牺牲，年仅40岁。
李自成和张献忠相继牺牲后，其部将郝摇旗、刘体纯、李过、高一功及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等率部与南明政府联合，继续抗清。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李来亨在湖北茅麓山因粮尽援绝，全家自杀殉难，始告最后失败。
清王朝建立后，镇压了南方明王朝抗清势力，并逐渐向边疆发展。到乾隆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延安远离边境，作为边关要塞的地位从此丧失。烽烟几处余遗址，昔日报警的烽燧已逐渐被废弃不用了。但是，发生在延安境内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延河两岸在清立国之初还时可见厮杀拼搏的刀光剑影。
清顺治六年(1649年)3月，王永强在陕北率众起义，接连攻克延安、榆林等19个州县，清延绥巡抚王正志、靖远道台夏时芳被义军杀死，义军攻克延安、榆林后，分兵出同官 (今铜川市)、定边、花马池等地。镇守汉中的明降将吴三桂率兵北上，镇压义军，收复了同官和宜君。5月，吴三桂又收复延安。并连克宜川、安塞、清涧诸县。义军所任命的官吏尽被吴三桂残杀。7月，吴三桂收复绥德。10月，攻克榆林。次年11月，吴三桂又收复了府谷。至此，王永强起义最后失败。
康熙十二年(1673年)11月，镇守云南的吴三桂杀巡抚朱国治，举兵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在元帅。镇守福建的耿精忠和广东的尚可喜起兵响应。“三藩之乱”从此开始。次年12月，提督王辅臣在宁羌(今宁强)起兵响应吴三桂，杀经略莫洛。三秦大震。康熙皇帝准备御驾亲征，后被众大臣竭力劝阻，乃止此行。康熙十四年(1675)5月，王辅臣以平凉为根据地，攻陷延安、绥德等地。清命甘肃提督进攻王辅臣。6月，清军收复延安。次年，王辅臣因被清军重重围困，固守无援，军心沮丧，便以平凉投降清军。康熙十七年(1678年)3月，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建元昭武。是年9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继立，改元洪化。康熙二十年(1681年)10月，清军攻破昆明城，吴世璠自杀。历时8年多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清王朝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已基本稳定。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噶尔丹的统率下，攻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地区，距古北口仅900余里。清廷大为震动。康熙下令亲征。9月，裕亲王福全等率军与噶尔丹部在乌兰布通(今赤峰市)交战，准部军大败退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亲征噶尔丹。大败其军。当年12月，康熙下诏：“陕甘沿边州县卫所，当师行孔道，供应繁多，闾阎劳苦，其明年地丁银米悉行蠲免。”(《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次年3月，清圣祖再次亲征噶尔丹，经榆林、安边，到达宁夏。噶尔丹山穷水尽，被迫自杀。
从康熙中叶到乾隆年间是延安农业生产从恢复逐渐走向发展的时期。这时，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农民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证。尽管这期间部分地方也曾出现旱、雹、水等自然灾害，但是社会秩序基本上是稳定的。
乾降末年，土地集中的现象极为严重，统治阶级日趋腐化，大小官僚贪污成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到嘉庆年间，财政支绌，军备废驰，国力不断削弱。无可奈何花落去。进入了衰老时期的封建主义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墓地，就在这种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向清王朝开始了疯狂的经济渗透。
18世纪末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非法贩运鸦片。1787年，英国输华鸦片200箱，1800年达到2000箱，到1838年竟达到40200箱。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地毒害中国人民的健康，使城市工商业和农材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同时也使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出，国家的财政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鸦片的输入，已开始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于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清王朝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进行禁烟。次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兵弁，晓谕外商呈缴鸦片。6月3日到25日，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了英美等国商人呈缴的鸦片22083箱。
英国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是蓄谋已久的。中国禁烟后，英国政府认为这是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最好借口。1840年4月，英国议会还正式通过对中国开战的决议。6月，英国武装舰队开到了广东的海面上。为了保卫国家民族利益，林则徐、关天培等在民众支持下奋起抗击，鸦片战争爆发。
富有革命传统和反抗斗争精神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面前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面前所屈服，而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清道光三十年12月10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时间最持久的农民革命。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地区各民族发动了广泛的抗清斗争。
清同治元年(1862年)5月，陕西关中一带回民发动了反清起义。起义军队占领了渭水流域的临潼、渭南、华州、大荔等地，并和从四川进入周至的兰大顺义军互为声援，进攻西安。清政府命钦差大臣率兵入陕，镇压义军，但被义军打得大败。胜保在陕骄奢淫逸，巧取豪夺，谎报军情，被陕西地主土绅等联名弹劾，清庭以胜保“骄恣欺罔”罪，将其“革职拏问，解京议罪”。(《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四九》)并命多隆阿率兵入陕，代替胜保。多隆阿收买了义军的叛徒孙玉宝等，从而将义军分别击败。义军被迫离陕撤至陇东董志原一带。
同治二年(1863年)冬10月，延安一带的回民也发动了起义。在清军的镇压下，回民义军被迫进入陇东。
同治四年(1865年)7月，穆宗载谆命令陕西巡抚刘蓉“严防定边、鄜、延、邠、陇”。(《清史稿·卷二一·穆宗本纪》)以阻止回民义军重新入陕。清军在镇压回民起义过程中，大肆杀戳，有些回汉人民竟被“全家屠杀或十存一二，庐舍尽焚，田园荒废，”(《陶楼文钞·卷五》)致使关中、陕北“萧条千里，断无人烟。”(引同上)因此出现了所谓“叛产”或“绝产”，也即无主土地。就在这年，陕西巡抚刘蓉经清政府批准后，开始在西安、同州(大荔)、凤翔、乾州(乾县)、邠州(彬县)、延安和鄜州(富县)等地清查“叛回”荒产；“兴办营田，以资军食”(《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二八》)同时在西安设立营田总局，专门管理此事。
同治五年(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陈留分为东、西两路。赖文光命梁王张宗禹率西路军“前进陕甘，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赖文光自述》，见《太平天国第2册》)张宗禹等率西捻军6万余人随即入陕。西捻军突然入陕，使清王朝大为震惊，便急令湘军鲍超部援陕，并命左宗棠作陕甘总督，镇压西捻军。西捻军入陕后，于12月在西安灞桥大败清军刘蓉所部，并进而围攻西安。但因湘军刘松山部增援西安，捻军数攻西安而不下，便撤西安之围而西进，准备与由陇东东进的回民义军会合，共同抗清。
同治六年(1867年)4月，董福祥率领的宁夏起义饥民“老营”部进军鄜州一带，5月，董福祥攻占甘泉城。同年7月，由扈彰率领的起义饥民“新营”部与回民起义将领等相继攻占了保安(志丹)、安塞、定边、安边(今属定边辖，为安边镇)等县，董福祥和扈彰所部“溃勇饥民附之，众常十余万”(《清史稿·董福祥传》)7月，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军入陕。左宗棠采取了“剿捻宜急，剿回宜缓”(《剿平捻匪方略·卷二七0》)的方针，企图对西捻军和回民义军分头各个击破。西捻军为了粉碎左宗棠妄想把自己消灭在渭北一带的包围圈内的阴谋，便于10月下旬由白水北上，经中部(黄陵)进逼鄜州。西捻军主力围攻鄜州一天一夜，鄜州未能攻克。因清军援兵赶来，便撤离鄜州，在董福祥义军的掩护下进至甘泉，安塞一带。并由此折向东南，进军宜川。这时，清总兵李祥和带兵尾追西捻军，至洛川境内时，被回民义军一部分阻未，李祥和被斩杀于洛川。这样，西捻军顺利进入宜川境内，并在云岩镇建立了临时根据地，张宗禹的行营首贴有二对楹联，其一曰：“赤手撑天，复扶大明疆土；丹心捧日，仍照汉代衣冠。”其二曰：“虎贲三千，直达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民国三十三年本《宜川县志·同治年回变略记》)11月，西捻军主力北上，攻克延川、清涧，并与已攻占绥德城的一支回民义军会师于绥德，正在这时，张宗禹接到东捻军求援信，于是便决定东援东捻军，12月初，西捻军撤离绥德，沿瓦窑堡一路南下，返回云岩，进而直逼壶口，适逢黄河冰冻，但东岸清军守备森严。张宗禹便命军退40里，由张禹爵带500短刀队乘夜踏冰渡河，焚烧清军东岸营垒。张宗禹率大军随后而进，留袁大魁在西岸掩护。袁大魁因清兵堵截，未能渡河便返回云岩。西捻军渡河入晋后，转战河北、河南、山东一带，于次年8月被清军围困于黄河、驼河和徒骇河之间，最后失败。张宗禹率18骑突围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捻军》第二册)
张宗禹率西捻军主力渡河后，袁大魁率领的一部分西捻军由云岩镇分头撤离。袁大魁率大部分军士至陕北和陇东交界的子午岭。次年4月，袁大魁率军复攻云岩，一举克之。袁大魁命众修葺城垣和海壕，并出“皇告”安民，以太平天国十八年为正朔。由于当地地方武装作乱，袁大魁四面出击，连克云岩附近一些地方绅士和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寨，并将附近小麦收割运入云岩，以为长期据守之计。清地方武装虽然几次进攻云岩，妄图拔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但均以惨败告终。宜川知县走投无路，用重金请得楚军统领带来大兵三营，开花大炮一尊，在对面洛冬峁架击云岩，炮弹每个十余斤，南城门魁星楼亦被轰倒。”(民国三十三年本《宜川县志·同治年回变略记》)袁大魁为保存实力，坚持战斗两天后，乘夜突围。云岩镇复为清军占据。西捻军将领孔天喜率突围的西捻余部八、九十人撤至延安枣树湾，当地饥民纷纷加入，众至近千人。但随之清军刘厚基部即来围剿，孔天喜被俘遇害，余部溃散。另一部分突围的西捻军在袁本尊率领下，来到甘泉城西王家坪后，也被刘厚基所击败。袁大魁率领主力突围后，撤到保安永宁山一带，凭恃天险坚持斗争。直至同治八年(1869年)5月，被清军攻破寨堡，袁大魁遇害。至此，西捻军余部在陕北的斗争始告结束。
早在此之前的同治五年(1866年)，张幅满、李雄安在安塞所属的桥扶屿(今划归甘泉县，改称桥镇)举行起义，分称大元帅、副元帅，并制有大元帅旗号和“顺受天归”字样的印玺，并仿照清军编制建立哨队。张幅满等以桥扶屿和附近的新庄口、方家河、下寺湾为据点，聚众渐近万余。次年春，张幅满还配合董福祥攻克甘泉和安塞县城。但在当年8月，清军刘厚基部围攻桥扶屿，义军战败。张幅满携家眷投洛河自尽，李雄安被俘就义。部属战死溺毙者数千人。余众被清军遗归本籍故里。
同治七年(1868年)闰四月，“董福祥投诚，”(《清史稿·卷二二·穆宗本纪》)部众数万名除部分精壮被改编为董字三营，随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义军外，其余被解除武装，“经绥德知州会商刘松山等安插于瓦窑堡、老君殿、周家*(左土右检的右边)等处耕垦荒地。”(《左文襄公奏稿·卷三一》)同年5月，回民义军马正和、邹阿浑所部攻克延长县城，杀知县宋良、游击邬庆德等。当月，扈彰率领的“新营”义军攻延安，在延安城南三十里铺伏击清军，大败清军。清军副将刘文华被斩杀。清延绥总督刘厚基于当年秋季收拢被斩杀的清军世袭总兵甘彰辉、刘秀兰、刘文华等将领和士兵尸体埋葬于三十里铺，名之“忠义冢”，今冢与碑犹存，成为农民义军战胜清军的历史佐证。同年8月，扈彰被刘厚基所诱，率部2万余人投降。(据《清史稿·卷二二·穆宗本纪》)
同治七年(1868年)冬，哥老会首领杜占元、张光如等，聚众在延安以南的野猪峡(即湫沿山)起义，反抗清军。同时，陈海春、陈一本、沈惟清等率领饥民及清军溃勇也在宜川、洛川一带聚众反叛。次年春，清军分别派兵镇压了这两支反清武装，杜占元和陈海清等遇害。
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回民义军攻陷安定(今子长县安定镇)。同治十一年(1872年)11月，清军在二道河(今吴旗县二道川)围剿回民义军，义军失败。次年，回民义军首领白彦虎在清军追击下，退入新疆，投靠了民族入侵者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1877年4月，阿古柏被清军击败后自杀。同年12月，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国境内，其后裔至今仍被称为东干人。
清军在镇压回民义军和西捻军过程中，大加杀戳，加之回民起义到后期实际上已成为回汉民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因之，陕北境内田园荒废，人口凋弊剧减。
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年)，陕西境内大旱，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现象。宜川县交川某家大小9口，有饿死者竟家人自食其尸，最后幸存1人。北赤(今属宜川县云岩镇)有—客店竟暗杀单身旅客烹而炊之。“迨事后发，搜出一大坑，内藏人骨十余具，众怒而杀之(店主)”。(民国十八年本《宜川县志·卷上》)
1899年，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义和团在山东起义，从而爆发了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反帝运动。之后迅速向直隶(今河北)发展。次年6月，英、俄、日、美、德，法、意、奥等八国组成的侵略军，在天津大沽登陆后，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在廊坊阻击八国侵略军，使侵略者大败而逃。清政府也于6月21日向帝国主义宣战。随后，八国侵略军向天津发动进攻，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4日，八国联军近2万人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犯。14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京，于10月26日到达西安。当时，陕西正值大旱，赤地千里，饿馁遍野。就在这时，慈禧来到陕西，无异于给陕西人民增加了繁重的皇差和务种苛捐杂税、徭役。就连陕西巡抚岑春宣也这样说：“陕西今春缺雨，麦收歉薄，近复夏雨衍期，秋稼受伤尤甚，小民多就食他方，是本省之粮已不敷本省之食。今銮幸西辜长安，臣仆侍从人数已巨，加以诸军扈跸，千乘万骑，皆须取给全秦……饥馑之内忧，更甚于军旅之外患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901年9月7日，各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竟规定清政府要向各列强国家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偿付，本利合计近10亿两)。条约签订后，慈禧和光绪于10月6日离开西安，至次年1月3日回到北京。
慈禧“西巡”，已给陕西人民带来了繁重的负担。1902年开始支付的“庚子赔款”，更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清政府规定陕西每年应筹交704，000两白银以支付赔款。于是，地方当局大量增加捐税，将危机转嫁给民众。捐税增加，再加之连年灾荒，使农民大量流亡。《秦中官报》1904年10期称：“民间新垦地亩，复又就荒，弃地而逃，非止一处，现多粮额无著者承种之人。”
早在汉代就已发现的石油，到了清代，产油点在陕北各地发现更多。1903年，德国人汉纳根到陕北“旅行”，侦知延安石油可以开采后，便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垂涎。于是汉纳根勾结大荔土绅于彦彪和延长土绅刘德馨、郑明德、宋金声、郑肯堂等，与德商世昌洋行私自订立合同，企图收买延长石油矿的开采权。次年，在全国人民护路保矿的声势震慑和陕西人民的坚决反对下，陕西官府将于彦彪从天津解回陕西查办，并经陕西巡抚升允奏准，将延长石油矿收归官办。当年(1904年)，继任陕西巡抚曹鸿勋派延长候补知县洪寅携带油样去汉口，请日本技师检验，结果，延长石油“光白烟微，足与美孚(石油)相敌，日本所产，反出其下”。(《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八》)于是，陕西当局聘请日本技师佐腾弥四郎，来到延长，设厂开采。1907年9月10日，在延长城西门外凿第一口井出油，被命名为“延一井”。这也是中国大陆上第一口油井，至今犹保存，以为纪念。
1905年秋，同盟会会员井勿幕奉孙中山指示由日本回到陕西，从事革命活动，次年春，同盟会陕西支部在三原成立。之后，井勿幕等同盟会成员，来到中部(黄陵)、宜君等地考察，准备在马栏山和黄龙山区勘办铁矿。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为了激发同盟会陕西分会会员的革命意志，井勿幕等决定在当年重阳节在黄帝陵祭祖宣誓。于是，井勿幕、郭希仁、李仲特、吴虚白等20多人，分别假扮成“商人”或“猎户”，或“拓碑匠”，前来黄陵。9月9日重阳节(1908年10月3日)，井勿幕等聚集黄帝陵前，宣读祭文。其中有：“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拆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世复仇之义师。”(据《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黄帝陵祭祖活动，实际上就是对清朝统治者的宣战，也表明了井勿幕等人的革命意志和决心。
辛亥革命前夕，陕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1911年继任榆林道台的杨卓林在其《榆林记事》中有这样一段话：“余自辛亥夏五月十九日(191l年6月15日)奉恩帅檄之榆林道任，一路辙还所经，人多菜色，地尽不毛，一片荒寒，万家困苦，睹此鹄面鸠形之众，蹙焉心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陕西人民，私下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意为辛亥年要驱逐外国侵略者)，明年种地不纳粮!”(梅景九《罪案》)和全国一样，陕西也酝酿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
出处：延安史话/姬乃军.—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