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神州一柱立中流
责任者： 姬乃军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吴起镇，进入陕北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0月21日，中央红军进行了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在吴起镇消灭了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一个骑兵团，击溃3个团，战斗中共俘获战马800余匹。
10月25日，中共中央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川南下，于27日到达甘泉下寺湾。在下寺湾，刘少奇和张闻天、秦邦宪、李维汉、董必武、王首道等前往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前往道镇，与十五军团会师。
10月30日，张闻天等到达瓦窑堡。
11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11月5日，毛泽东等率陕甘支队来到史家湾(今属甘泉县道镇镇)。6日，陕甘支队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7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军团建制，并宣布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会师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即前往富县东村一带，部署直罗镇战役。
蒋介石集团对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极为恐慌，妄图趁我军立足未稳，发动进攻。国民党东北军以5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我进犯。西路为董英斌五十七军的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〇六师、一〇八师，由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川向鄜县推进。东路以王以哲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沿洛川大道北上，接应董英斌东进。10月28日，董英斌所部开始向东推进，11月1日占领太白镇，即原地开始构筑工事，一一七师11月6日占领鄜县后，也按兵不动。为了调动敌人，我军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西北“剿总”见甘泉告急，忙令董英斌除留一〇八师守备合水至太白镇一线外，其余火速东进，迅速构成葫芦河封锁线，并解甘泉之围。11月20日，敌先头部队一〇九师，在牛元峰带领下，以6架飞机作掩护，窜进了直罗镇，钻进了我军预设的口袋。
我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由南向北，一军团由北向南，于11月20日晚包围了直罗镇守敌。
21日拂晓，我军按预定计划，突然向直罗镇发起攻击，占领了直罗镇。牛元峰率残敌退守寨子山。当晚，敌西北“剿总”得知一〇九师被围，急令一一一师、一〇六师向东推进，驻守鄜县的一一七师向西推进，驻守中部(黄陵)的三十八军十七师向北推进，妄图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我军，以解一〇九师之围。我军分兵打援，阻敌推进，并派主力部队向西迎击敌一〇六师、一一一师。该敌遭我阻击后，即向太白镇方向退却。我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全歼敌一〇六师的六一七团。
23日，牛元峰待援无望，趁夜突围，在出逃途中被其部下副官击毙。其余残敌均被歼灭。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一个师以一个团，俘敌5300多名，毙、伤敌1000多名，缴获枪支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0000余发。并迫使敌五十七军退回陇东，一一七师退回洛川。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1月30日，毛泽东在鄜县东村(今属北道德乡)召开了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直罗镇战役的经验。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
12月13日，毛泽东等到达瓦窑堡。
12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邓发、李维汉、何克全、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1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1936年1月15日，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军东进抗日与讨伐卖国贼闫锡山的命令》。25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发出《致东北军将士书》，表示愿同东北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2月17日，中央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1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东征红军总部从瓦窑堡出发，经延川县境，于28日到达延长城内。31日，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宣布正式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会议决定由西北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后勤部长杨立三、政委李文楷等留驻陕北苏区，以保证牢牢控制黄河渡口和我军后勤供应。会议还对东征的战略方针和渡河、行军路线作了周密部署。
2月5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总部机关，由延长出发，向清涧一带进军。
2月20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从延水关至清涧河口一线，渡过黄河，进行东征，
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指挥向守敌进攻时，不幸中弹阵亡，时年33岁。
红军东征后，所向披糜。但由于蒋介石、闫锡山拦截红军抗日的去路，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东征红军于5月5日，渡河回师陕北。东征期间，红军歼敌17000余人，筹款40万元，扩充新兵7000余人。最主要的胜利是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5月14日，毛泽东在延川太相寺(今属关庄乡)主持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并部署了西征。会议决定，西征红军指挥部司令员由彭德怀担任。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合签发了关于西征的命令。19日，西征红军由延川出发，奔赴甘肃、宁夏边境。16日，毛泽东由太相寺出发，于18日回到瓦窑堡。
在红军东征期间，4月4日，张学良在洛川组设行辕，亲自指挥各路敌军对陕北苏区进行围攻。在此前后，我党通过各种渠道，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城内的基督教堂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集团加紧对陕北苏区的围攻，闫锡山军队从东进攻，井岳秀军队从北逼下，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吴堡、佳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地相继被敌侵占。6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于7月3日进驻保安城。
红军挥师西征后，连战皆捷，至10月，先后解放了宁条梁、定边、盐池、豫旺、海原、固北、环县、曲子、华池、固原、镇原、金积，灵武等地，扩展了陕甘宁根据地。
10月，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从而胜利地结束了长征。“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1月21日，红军在甘肃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所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和二三四旅两个团。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成为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仗。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爆发后，16日，驻守肤施(延安)城的东北军奉命南撤。东北军守城司令兼参谋长布士芳和红军围城司令李景林签订了红军接管延安的协定。17日，延安各界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围攻国民党肤施县政府，伪县长高景尚仓惶逃跑。当晚，群众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18日，红军入城，成立了以王观澜为首的工作委员会。黄春圃(江华)任城防司令兼政委。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经安塞，沿延河支流杏河川和沿河湾、河庄坪等村庄，于1月13日进驻延安。从此，延安这个塞上古城，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圣地，成为屹立中流的神州砥柱。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住在城内凤凰山东麓。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批准了1935年以来党的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以及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进行的党的组织工作。会议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在芦沟桥龙王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炮轰宛平城。驻守在该地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吉星文团的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机!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7月13日，延安召开了万人誓师大会，毛泽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冯家村(今属永乡乡)召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等2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军委，军委书记毛泽东，副书记朱德、周恩来，25日，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八师留守部队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随后，八路军三个师分别在三原云阳镇、泾阳桥头镇和富平庄里镇举行改编誓师大会，随即开赴抗日前线。
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任主席。边区政府下辖23个县，总面积12960平方公里，人口约1，150,000。
10月初，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指出：“延安市为边区政府所在地，关于市政、公安、防空、消防、卫生、建设等工作极关重要，特根据市民要求组织延安市政府，受本政府直接领导。”
11月8日，日寇攻陷太原，并以重兵逼近黄河东岸。从1938年3月至1939年12月，日寇向我河防阵地发动了23次进攻。在边区军民的坚决抵抗下，日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遭到了破产。到1940年2月，晋绥根据地建立，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河防东岸的威胁被彻底解除。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战中的领导责任，以争取抗战的胜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城东桥儿沟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六届六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1月20日和21日，日寇飞机连续两天轰炸了延安，使延安这个古老的山城化为一片废墟。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抗战期间，日寇飞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炸伤184人，炸死214人。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过街戏楼10座，牌楼10座，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督教礼拜堂l座，基督教房屋94间，天主教房屋75间。并炸死牲畜197头，毁各种粮食345,000余斤。以可计算价值的物品算，共计造成损失折合边币282,126多万元。
抗战爆发以后，许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为了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党在延安陆续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马列学院、军事学院、军政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卫生学校、行政学院、八路军通信学校、摩托学校、八路军炮兵学校、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陕甘宁边区职业学校、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中学等20多所干部学校。这些干部学校的开办，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以后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1939年以后，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使得边区的财政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连续两次发动反共高潮，使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为极严重的问题。为了粉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党中央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写下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凯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边区的耕地面积，1938年为889万亩，1942年已扩大到1248万亩。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兼政委的带领下，屯垦南泥湾，将昔日野狼出没、荒无人烟的穷山僻壤，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到1942年底，边区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衣服、日用品和办公用品已能全部自给和大部自给。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军民共交公粮1,014,866石，边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边区的工业，在1937年以前只有一个40余人的修械所，到1944年，边区公营工厂已达130多家，职工7300余人。边区的商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43年6月底，延安市已有各类私营商店562户。到1944年底止，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发展到435个，社员人数245884人。公营商业也从无到有，蓬勃发展。1945年，边区出口总值超过人口总值149.04％。
为了克服党风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党中央从1942年起，在延安领导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这次普遍的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明确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工作也空前活跃，特别是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诗歌、小说和美术作品等，使延安的文艺活动出现崭新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体现了整风运动的胜利成果，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迎接对日的战略大反攻作了充分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党的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引导全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45年7月27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向全国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七道命令，要求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上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延安沸腾了，大街小巷，万众欢腾。夜晚，抗日军民点燃起熊熊的火炬，举行游行，秧歌队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在狂欢的“八一五”之夜，延安军民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希望同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取得协议，团结一致，建设独立、民主、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作出和平恣态，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并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乘专机离延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万余人的欢迎。
1946年1月10日，国共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定。2月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闭幕，一致通过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
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冒恶劣天气从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等同志也同机遇难。
“四人烈士大殉难”的噩耗，象闷雷—样撞击着解放区军民的心灵。4月18日，遇难烈士遗体运抵延安。1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隆重的悼念安葬仪式。朱德、刘少奇主祭，林伯渠、贺龙等陪祭。中央书记处送来了“变悲痛为力量”的大匾。毛泽东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刘少奇题词：“把给予我们伟大死者的悲痛，变为积极的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任弼时题词：“你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我军，从此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11月9日，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于洛川、宜川一线集结了10个整编旅，妄图偷袭延安。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号召全边区60万青壮年紧急动员起来，参加自卫战争。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也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加强备战，准备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遭到挫败后，改为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3月8日，延安召开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万人动员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和邓颖超等出席大会并讲话。
3月10日，彭德怀赴南泥湾、金盆湾、临镇视察教导旅和警备七团的防务。次日，彭德怀视察鄜县茶坊一带防务。
3月11日，胡宗南由西安抵达洛川，召集旅以上主官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
3月11日，国民党飞机1架对延安进行了轰炸。13日，增至50架次，对延安狂轰滥炸。就在当天，胡宗南部第一军董剑，整编二十九军刘勘部共六个整编师，约14万人，由宜川、洛川开始大举向延安进攻。我军予以顽强阻击。
3月16日，中共中央命令，以陕甘宁和晋绥边区的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兼任司令员、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次日，我军经过7天7夜的阻击战，杀伤敌5000余人后，主动撤离延安。19日，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延安梁村正式组成。
3月24日，胡宗南和敌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随敌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驻延安。同日，我军以少量兵为诱敌董剑所部5万余人，从延安北上安塞。次日，我军在延安以东青化砭全歼敌整编三十一旅旅部和1个团，计2900余人，俘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
3月28日，我军收复安塞县城。
4月14日，我军于瓦窑堡以南之羊马河、三郎岔一带，全歼敌整编十五师一三五旅。毙、伤、俘敌4700余人，敌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被俘。羊马河战役，首创我军全歼国民党部队一个整旅的范例。
5月2日至4日，我军乘敌主力北上绥德，后方空虚之际，攻克敌后方补给兵站蟠龙镇，全歼守敌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歼敌5713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等。并缴获面粉12000袋，单军衣4万套和大批武器弹药。
我军在撤离延安后的40多天里，连续获得青化砭、羊马河伏击战和蟠龙攻坚战三个战役的胜利。5月14日，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边区各界5万军民，在安塞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出席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党中央、毛主席还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进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在全国战略反攻的序幕。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小河村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我军战略进攻开始阶段全国各解放区配合作战问题。
8月20日，我军于米脂沙家店歼敌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计6000余人。俘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从此，西北战场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1948年3月1日至3日，我军在宜川和瓦子街之间，歼灭敌整编二十九军部、整编二十七、九十师师部及所辖之三十一、四十七、五十三，六十一旅，共计23000余人。包括敌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九十师师长严明等。3月3日，我军攻克宜川，消灭敌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旅部及所辖之七十团、七十一团等部5278人。宜瓦战役是我军外线进攻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改编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吴堡之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解放区。毛泽东主席在渡过黄河以后，回首眺望河西，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4月21日，固守延安的敌整编十七师师部率十二、四十八两个旅弃城南逃。次日，我军光复延安。25日，洛川守敌弃城南逃，我军解放洛川。
在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以后，国民党即建立了伪延安县政府，建立了11个伪乡、镇公所和68个保公所。蒋胡匪军侵占延安后，肆意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欺压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据1948年5月出版的《群众》(周报)报道，蒋胡匪军公在延安市内，就破坏平房9548间，窑洞5437孔。延安市的手工业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战前，延安市的手工业作坊共有255家，敌占期间仅残存理发、服装等46家。胡宗南匪军还对延安市制造了34个无人村。全市耕地面积原有33000亩，敌占期间有78％被构筑了工事或荒秽。在蒋胡匪军的横掳掠下，农村原有的770犋耕牛，下降到不足100犋。500余头骡马只剩下70头。延安市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360户纺车和53架织布机，也全部被胡匪军毁掉。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在蒋胡匪军进犯期间，陕甘宁边区被敌军杀、伤和拉走的青壮年达4000人以上，被劫走的粮食达19万石，牲口遭宰杀与劫走的有100多万头，农具、家具被毁56万多件，树木被砍伐140多万株，衣物被抢劫36万多件，棉花152000多斤，布匹6万余丈。蒋胡匪军给陕甘宁边区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1947年8月7日，蒋介石飞抵延安，召集胡宗南、裴昌会部署救援正被我军围攻的榆林和在榆林、米脂、葭县(佳县)之间三角地带“围歼”我军的计划。次日，蒋介石飞离延安。蒋介石的精心部署被我军8月20在沙家店歼灭其整编三十六师而告彻底破灭。
在蒋胡匪军进犯延安期间，英雄的延安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延属游击队在战争开始时仅有二、三十人，后来发展到5648人。共对敌作战1893次，毙、伤、俘及争取敌军起义达 10630人，缴获大炮4门，各种枪2280支，毁敌机2架，汽车24辆。仅延西游击支队就作战128次，歼敌731名，缴获各种枪支91支，子弹20834发，手榴弹440颗，炮弹50多发，炸汽车2辆。并摧毁了4个乡的伪保甲政权，恢复了民主政权。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信天游：“延河岸上英雄多，打的那个胡儿子(指胡宗南)没法活”。据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的支前统计，陕甘宁边区人民参加担架队民工198,653人次，后勤运输民工1，282,409人次，修筑工事民工22,678人次，押送俘虏民工11，204人次，为部队带路11，720人次，为部队磨面、炒干粮、做军勤用工655,000个，支前牲畜1，478,707头(次)。另外，从1947年3月至1948年6月，边区妇女做军鞋929,000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48年4月22日，在我军光复延安的当天，中共延属地委、延属分区专员公署、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政府即迁回延安办公。随后，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也迁回延安。
4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要求边区各级政府不但必须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而且必须继续努力支援前线。
4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光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并勉励“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5月1日，延安万余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光复延安胜利大会。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副司令员王维舟、延属分区专员李景林和延安市市长姚安吉等在大会上讲话，一致指出：光复延安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恢复建设，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
到1948年12月底，西北人民解放军已逐步恢复了陕甘宁边区的失地。
1949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决定将延安市和延安县合并，统称延安县。5月5日，陕北行政区、中共陕北区党委、陕北军区于延安成立。曹力如为陕北行署主任、李景林为第一副主任；张达志为陕北军区司令员；李合邦任中共陕北区党委书记，陕北行政区下属延属、绥德、榆林、三边、黄龙5个分区。
5月20日，西安解放。24日，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贺龙任主任。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任市长。
6月1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通知，指出：“为适应形势发展，便于领导各地工作，并有力支援大军向西北诸省胜利进军，本府已于本月十四日正式迁移西安市新城办公。”同时，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也迁至西安办公。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昨天，我们还一无所有；今天，江山在我们的手中。在欢庆人民共和国庄严诞生的时刻，延安人民欢欣鼓舞。10月2日，陕北工会、民主妇联临委会、陕北区团委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祝贺新中国的诞生，并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团结一道，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10月26日，毛泽东主席发来了复电，指出：“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延安光复以后，陕甘宁边区人民为支援解放战争的胜利，继续奋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陕甘宁边区人民动员支前担架7355副，支前民工总工数4，085，787个，支前畜力总工数1，576,846个，运输车辆工数98，210个。1949年，动员担架13，353副，支前民工总工数7，687,645个，支前畜力总工数169,480个，运输车辆工数389，541个。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又为延安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毛泽东主席的光辉复电和题词，鼓舞和激励着延安人民发扬延安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延安而奋斗。
延安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康庄大道!
出处：延安史话/姬乃军.—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