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西安
责任者： 武伯纶，武复兴
清王朝初期，在抵抗外来侵略者和维护我国多民族的国家统一事业中，曾经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是由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早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从清代总的趋势说，一直是在走下坡路。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更迫使中国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人民进一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深渊。就西安来看，在清统治的二百多年中，不仅很少进行什么市政建设，而且将占全西安四分之一左右面积的城东北角，划为满族居住区，被称为驻防城或满城。满城的东墙和北墙利用西安老城墙；西墙从钟楼东北角起，沿北大街经西华门、后宰门到北门东侧，与老城相接；南墙从钟楼东南角起，沿着今天东大街南侧，经端履门、大差市到东门南边、也与老城相接。满城共有六门，除了在今天的后宰门、西华门、端履门、大差市各开一门外，钟楼的东西穿洞是它的西门，东城门是它的东门。满城内包括的秦王府旧城(今名新城)，拆去房屋后作为八旗军跑马演习的校场。当时搬来的满族人号称五千马甲，就是五千骑兵的意思。连同他们的眷属，人口当在两万左右。
清地方政府修建这座满城，在于突出满族人的优越地位，和便于他们推行民族压迫的政策。这不仅更加深了各民族间的隔阂，也给市内的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满族人普遍享有特权，生活费用的银两和粮食按月由藩库和东、西两仓发给，并禁止他们从事生产活动，因而很多成为游手好闲、一无所能的人。但由于粮饷被有权有势的官僚和高级将领们层层克扣，一般满人所生的女孩子又按规定不发给粮、钱，因而他们大都不过空有名义，实际生活并不十分优越。
回民是西安城内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大量迁来的时间可能在元代。明代建筑的大学习巷清真寺内，有石碑记载在明代初年，著名的三保太监郑和出使南洋时，曾经专门绕道陕西，在西安回民中物色了通晓阿拉伯文的翻译人员。说明当时西安的回族同胞中，有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人。清代西安回民多以小商小贩为业，在当时民族歧视的政策下，他们的生活最为困苦。
回族人民为争取改善自己被奴役的地位，曾经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公元一八六二年，陕西华县、渭南、大荔等县的回民公开起义。接着，临潼、三原、高陵、长安、泾阳、咸阳、凤翔、岐山、宝鸡等县的回民同胞也纷纷响应。这一革命烈火，后来蔓延到陇东、陇西、宁夏和新疆的乌鲁木齐等地。起义军声势浩大，几次冲到西安城下，动摇了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地位。
清朝末期，在近代资本主义洪流的冲击下，西安的社会面貌也多少有了一点变化。这就是公元一八八九年在西安设立了电报局，一九〇二年设立了邮政局。又陆续在市区开办了关中大学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等。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经营现代工业品的商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要求进步，反对王权，主张改变现状的民主思潮，也逐渐活跃起来。
一九〇〇年八月，帝国主义英、俄、法、德、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慈禧太后那拉氏带着光绪皇帝和一大批官僚贵族经山西逃来西安。在这里，她依然大吃大喝，看戏作乐，命令各省照常进贡山珍海味，每日伙食费多达二百余两银子，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直到一九〇一年十月，她才离开西安，经由河南回北京。
一九〇一年九月，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与侵略中国的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清政府允许外国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有驻兵权，甚至连北京城内，外国也得驻兵监视。清政府还允许向这些侵略者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赔清，到一九四〇年，连同利息，共应交出九亿八千万两。由于清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各国使者规定把中国关税和盐税的收入，全部用作赔款。即便如此，仍距离需要的钱数很远，清王朝便强迫各省分摊，当时给陕西省分摊赔款银六十万两。沉重的负担，都落在人民身上。
各省分摊银两数确定之后，陕西巡抚李有棻又以筹备赔款为借口，命令将盐价普遍提高，并由富豪官商垄断了食盐贸易。到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每一斤盐的价钱就由光绪初年的十六、七文，增加到六、七十文。偏僻山区，更增加到每斤一百多文。人民被迫冒着生命危险，起来与封建统治者作拚死的斗争。
一九〇三年冬季，以李猪娃、王来儿等人为首的农民，分别烧毁或捣毁了凤翔、岐山、宝鸡虢镇等地的官盐局和官盐分局。一九〇六年，扶风人张化龙率领数千农民，扛着镢头、锄头，举着旗子，到县城里去要求停收路捐，减收盐价，惩办劣绅。知县谭绍裘派人出来答应请免路捐并惩办劣绅杨新等人。但群众散去后，官商马十四又给盐每斤加价四文，张化龙等大怒，在烧毁了马十四开的酒房后，率领群众到太白山的九阳宫，公开竖起了义旗。不幸，这年腊月底在他们分散回家过年时，张化龙等人都被满清政府捕去杀害了。张化龙领导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揭开了辛亥革命前夕西安一带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前边所说的《张化龙碑》，就是遗留至今，纪念这次农民革命斗争的一件珍贵文物。
一九〇五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杰出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成了中国同盟会。一九〇六年，留学日本的陕西学生加入同盟会的已达三十人左右，其中最著名的是蒲城人井勿幕。随后，西安一带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当时他们的密秘活动地点设在南院门的公益书局(后迁至竹笆市)，和西大街的健本学堂等处。
同盟会除在社会上活动外，并积极在一九〇九年新成立的陕西陆军(当时称“新军”)中进行工作。新军的中、下级军官中一些对腐败的满清政府不满的人，后来参加了同盟会。新军中出身贫苦的士兵，很多人参加了当时民间具有强烈反抗清王朝色彩的哥老会这一组织，其中还有一些人同时参加了同盟会。这就使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比较容易地联合了起来。
一九一〇年农历六月，同盟会在大雁塔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到会的有井勿幕、钱鼎等三十六人，代表了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各方面的意见。大家“歃血联盟”，决心推翻清王朝，“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正式起义作好了准备。
一九一一年(农历辛亥年)十月十日，同盟会在湖北武昌发动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消息传来，人心振奋，西安同盟会成员公推新军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为首领，于十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最先响应武昌的枪炮声中，宣布起义。西安新军利用这一天是星期天的有利时机，扬言要去灞河洗马。队伍从西城外大营盘出发，进南门后，沿书院门街一直向东，再经开通巷拐向东县门的军装局(今市教育局家属宿舍)，顺利地砸开军装局库门铁锁，掌握了枪械弹药。另一路由西门进城的新军连队，也到这里来领取弹药。张凤翙以军装局为司令部，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满城以外的各官署。第二天黎明，同盟会组织新军对满城发动总攻击。满城骑兵往来拦截，加上城上密集的火力封锁，对攻城造成了很大困难。后来，新军侦察发现大差市与小差市之间(今东大街和平路与建国路之间)有一段早已倒塌的城墙，缺口处修盖着房屋。房屋后墙比城墙要薄得多，而且无人防守。士兵挖开墙壁蜂拥而入。几乎是同时，满城西侧攻城部队猛力进攻西安北城门。突然如山崩地裂一般，北城楼的满清旗兵火药库飞上了天。旗兵乱成一片，溃不成军。另一支部队，也攻下了满城西墙的新城门(故址位于今后宰门西口)战争很快结束①。由于西安在整个大西北所处的重要地位，它在武昌起义后仅仅十二天就跟着响应，并且迅速取得了胜利，因而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反清斗争。正如大河决堤一般，裂开的这个口子，清王朝再也堵不住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黑暗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而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封建军阀袁世凯等人就篡夺了革命政权。连年累月的军阀混战，更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近代历史雄辩地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以剿灭“土匪”白朗为名，派他的亲信陆建章率领北洋军第七师入陕，控制了西安和陕西的军政大权。从此，开始了北岸军阀长期祸害西安人民的历史时期。
一九二六年春，北洋军阀吴佩孚所部刘镇华率十万多人由豫西转来关中，占领了西安城东十里铺、韩森寨，城北龙首村、大白杨，城南大雁塔、三秦公学(今西北大学)等据点，逐步把全城密密层层地包围起来。六月上旬，刘镇华军竟然点燃了城外十万亩麦田，一直烧了一周之久。八、九月间，刘军又强征数十万民工绕城挖掘壕沟，断绝了出城的所有通路。西安被围困七、八个月后，小麦每斗涨价到大洋二十一块钱，城里饿死的人数以万计。今天西安革命公园内的两个大土堆，就是当时死难军民的丛葬处。
一九二六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和组织下，从广州开始了讨伐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等军阀的北伐战争。同年九月，冯玉祥在我党帮助下，在绥远宣布与北洋军阀脱离关系，加入革命队伍，率领部队经由陕西向河南进发，准备在那里与北伐军会师。这一年的十一月，冯玉祥部队在西安城外，与城内的杨虎城部队互相配合，击溃刘镇华，解救了濒临毁灭的西安城。但不久，冯玉祥又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给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嫡系军阀胡宗南一直盘据在西安。他们一心与人民为敌，更进一部把这座古城糟蹋得不成样子。
抗日战争时期，西安街上充满了从河南等地逃来的难民。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同胞根本不予理睬，因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被日寇飞机炸死在西安街头。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更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变本加厉地残害人民。当时国民党政府最用力经营的，就是在城区内外修了许许多多的密秘监狱。连市中心区著名的古建筑钟楼下，也成了关押政治犯的场所。大量爱国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和革命者，被逮捕和暗中杀害。文庙、大雁塔、小雁塔、鼓楼和四个城门楼中，也都驻扎了国民党的军队或宪兵。户县牛东镇还专门设有训练特务的中美合作所，美国兵在西安大街上横冲直撞。
在国家危难时期，西安的军、政界官僚却大都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大作投机买卖。这些官僚资本家伙同大投机商人，垄断市场，抬高物价，使商品价格在一个月里几次上涨，甚至一天之内，也不稳定。同时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重重盘剥之下，广大人民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
①参见《陕西文史资料选集》第一集中朱叙五等同志所写有关回忆西安辛亥革命的文章。
出处：西安史话/武伯纶，武复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