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
责任者： 梁福义
一、金台观与法门寺(一)张三丰隐居金台观
经过金、元代的百年混战后的宝鸡，在明朝统治下开始平定。明王朝采取恢复生产的措施，大量避战的流民归田。1463年十一月(12月)朱元璋还派户部主事李亨封西安、凤翔府发放赈济粮款，安定人民生活，鼓励农耕，诏令承认农民垦种的荒田归农民所有，并且免除三年的徭役和赋税。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也求助于神灵作为明王朝的精神支柱。既提倡佛教，也奉信道教，明有三个皇帝曾派使寻觅颇有声望的道人张三丰；张三丰曾隐居宝鸡金台观中。
金台观位于宝鸡市区北部陵原东南角台地上，居高临下可鸟瞰宝鸡市区，是道教在关中的有名道观，它创建于元末。明初，张三丰居此后更为扩建重修，观内建筑分两部分，中部依原砌洞三眼，名修真、朝阳、飞仙；洞前中、东西列建三清、后稷和元帝等八座大殿，西北角有八角形东华亭一座。观门为二层，名玉皇阁；粉墙红门，雕梁画栋，五脊六兽，飞檐上翘，碧绿间黄琉璃瓦盖顶，旭光反射，夕阳晚照，金碧辉煌，故有“金阁流霞”之誉，为宝鸡八景之一。山门外有铁铸旗斗一对，矗立天际。
朱元璋对张三丰虽“敬闻其名”，但“遣使觅之不得”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也遣使寻访张三丰，也未找到。过了50年后，到了英宗朱祁镇天顺三年(1459)，听闻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居住，赠张三丰“通微显化真人”名号，据《续陕西通志》载，敕书悬于宝鸡金台观修真洞口上方，并刻有石碑以志其事。
宝鸡民间传说，把张三丰称为仙道，能腾云驾雾，武术超群，入地消遁，料事如神。他在金台观修炼仙道和武艺，金台观东华亭内置一斗大园石球，相传为张三丰练功用。又传宝鸡西35里坊塘铺北有一险峰，名西武当，此处亦称佛岩，张三丰也曾在此讲道经和传授武术。后来，他曾到四川青城山隐居，又到胡北武当山传道授武。
关于张三丰有二，宋徽宗时有武当丹士张三丰，又名张三峰，夜梦神授拳法，以单丁杀贼百余，遂以绝妙武技于世传名；明时也有张三丰，名全一，字君实，号三丰，又号元元子，辽东懿州(今辽宁彰武县)人，以其不饬边幅，又称张邋遢，一纳一蓑，云游四方，为明时著名道人，信徒众多。明王朝为借其在道教中名望以维持其统治，多次访寻和敕赐名号。民间把两个张三丰合一传诵。
(二)宋巧姣法门寺告御状
明代初年到中叶时期，宝鸡地区经济发展，农民普遍种植棉花，烟草由吕宋传入中国后，在宝鸡地区也有引种，烟叶至今已成为宝鸡县的地方名特产。蚕桑丝绸业也很发达，宝鸡地区有不少桑园地名。农业生产水平也高于前代，1412年宝鸡东河桥驿仅马草储存就可供30多年用，因无地存放，官吏要求以钱代草收支，这反映了农业的丰收。很多手工业形成了工场作坊，如纸坊、糖坊等，凤翔的泥塑、烟花、漆器空前兴盛。陇县、麟游等地煤炭开采。凤县、眉县的冶铁规模也越来越大，宋时和明时在眉县设置铁冶务。商业资本积累也愈来愈雄厚，凤翔周、邓家、岐山郭、宋家，就是明代发家的商业大财董。宝鸡的对外贸易也开始出现，比如日本的宽永钱在宝鸡地区多有发现。人民在安定环境中也开始就师求学，洪武八年(1375)明诏令各地县官成立社学，教育民间子弟，宝鸡各县也开始设立社学，高一级学堂书院各地也有设置。1617年凤翔知府沈自彰重修张公(载)祠于凤翔东大街，中设横渠书院，由张载14代嫡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张文运主持。
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发展，但人民仍免不了穷困。一是天灾，水、旱、风、霜、雪、雹、虫、疫和地震灾害，交替出现。1484到1485连续两年大旱，人民外逃，十室九空，发展到人相食的惨景。又如1529年十二月(1530年1月)凤翔一带大地震，其声如雷，墙倒屋塌，压死数十万人。
天灾不断，人为的灾祸也不少。封建统治逐渐腐朽，官僚地主集团强取豪夺农民土地，田产开始高度集中，农民沦为佃户。如明仁宗次子郑王朱瞻俊，受封后就藩凤翔，暴戾残忍，随意杖杀人民，霸占民田，1443年他迁藩怀庆(今河南沁阳)，但他在凤翔仍广占田地，按期派校卫来凤翔收取地租，仅在千阳一县他就有田地38顷95亩。分封在平凉的韩王在千阳也有租地12顷20亩。大批农民降为受压迫剥削的奴隶地位，加上官家赋税沉重，农民倾家荡产也交不完“皇粮国税”。农民无法生活，只有挺而走险，起义反抗。
早在1379年七月二十二日(9月3日)眉县就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被明将丁玉镇压。1523年秋天乾州人樊仲、杨朴起义，渡渭河占据眉县铁炉庵寨，串联矿工起事，据守矿场，抗拒官兵；官兵用康海阻隔农民与起义军接触之计，起义军终因粮食缺乏，寡不敌众而失败。1575年宜君县回族聚众数千起义，起义军进入眉县，活动于太白山中，后被毛都司与观察翟绣棠镇压。在阶级矛盾渐趋尖锐的情况下，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缓和矛盾，增加税收，克服财政困难，实行赋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把夏税、秋粮、里甲、均徭等赋税合并一起，编成总数，按地亩摊派征收银两，这样可以减轻自耕农的负担。凤翔知府沈自彰在凤翔府推行，后因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未能彻底实行。民不聊生，民怨仍然沸腾，明统治者武宗时任用宦官刘瑾，熹宗时任用宦官魏忠贤等实行宦官专政，进行特务统治，阉党与阁臣相互勾结害国殃民，人民痛苦难言，冤狱遍地。相传明代郿县民女宋巧姣因冤案无处申诉，于明正德五年(1510)，刘瑾待陪皇太后来法门寺拜佛降香时，冒死告御状，冤情才得以伸明。剧作者根据这一故事，以“法门寺”为剧名，编写了一部情节感人的传统戏剧。法门寺佛殿前有石一方，上有两个凹痕，流传为宋巧姣跪过的膝窝。这件事反映了地方官绅勾结制造冤案草菅人命事实；宋巧姣偶遇皇太后平冤狱，仅是千百万件冤案中的一件而已。
“法门寺”剧不仅表露了民间的疾苦，而且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据传：1369年明大将傅友德曾随从大将军徐达转战宝鸡地区，打败元军，立有战功，被封为颖国公，后被杀，福王时又被追封为丽江王。傅友德后裔世袭指挥傅朋，其父为阉党首领刘谨陷害而死，他和母亲逃亡流寓郿县。一日傅朋从孙家庄孙寡妇家门前路过，其女孙玉姣正在门前喂鸡。郎才女貌一见中情，傅朋故意遗玉镯一只，作为情订终身信物。孙玉姣在拾玉镯时恰被刘媒婆瞧见，诱出真情，索绣鞋一只，允为作媒撮合。刘媒婆子刘彪素行不规，偷去绣鞋，夜间翻墙进入孙玉姣家，企图骗奸。此夜，孙玉姣舅父屈申夫妇夜宿玉姣房中，刘彪误认为傅朋、玉姣幽会，忌妒之下，刀杀二人，将女头扔入刘公道后院。刘公道命雇工宋兴儿将头投入枯井内，又恐兴儿泄漏遂将兴儿击毙也投入井中。刘道公为逃脱罪责，向官衙诬告兴儿盗物逃走。此时，孙寡妇也将屈申夫妇被杀报官。知县赵琏捕孙玉姣到案，审出拾玉镯之事，断言为傅朋因奸情和玉姣同谋杀人，也把傅朋逮捕打入死牢。赵琏又拘捕兴儿之父宋国士与姐姐宋巧姣，迫令他们赔赏刘公道财物，并交出兴儿。宋巧姣据理伸辨，指责赵琏糊涂断案，赵琏恼羞成怒，将宋巧姣收监，判宋国士交十两银子后，宋巧姣才可释放。
宋巧姣与孙玉姣同房管押，二人各诉其冤，宋巧姣推理断定凶手必为刘彪，决心出狱后鸣其冤案。宋巧姣被赎出狱，闻听皇太后到法门寺降香，宋巧姣赶往法门寺，闯殿申冤，刘瑾令部卒砍杀。信奉佛事的皇太后被巧姣的喊冤哭声感动，免其闯殿之罪，令其陈诉冤情，皇太后明断此案，救了傅朋与孙玉姣性命，将刘公道、刘彪正法。在刘瑾庇扩之下县官赵琏继续作糊涂的县令。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还发生一件冤状，眉县有一地主李为栋，敲诈勒索渔肉乡里，有一次他诬告农民李林等在他地里挖出白银三千多两。告官后，陕西矿监梁永、赵钦乘机严刑追索，致使千余家农户受牵连而破产。农民李林、李木、李技等被刑逼无奈，破家当产，凑银137两交官了事。朝廷还诏令对诬告者与刑逼官员一律不问。贫苦农民被迫走投无路，怨声载道，酝酿起义。
从明统一到明中叶，宝鸡经济基本上是在稳定中发展的，人口持续上升，估计有30万人。中叶以后，土地兼并剧烈，税赋徭役骤增，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民不聊生，人口急趋下降。明嘉靖45年，就遭自然灾害48次，宝鸡人口下降到23，870户，255，409人。明未农民起义战争连年，自然灾害连年，徭役赋税乱抓滥征，宝鸡人户锐减一半以上。
二、党崇雅与起义军
(一)党崇雅初仕明朝
党崇雅，字于姜，宝鸡县蟠龙乡人。生于1584年，卒于1664年。在他生活的年代里正是时代的大变动时期，这个读书人跟随着时代的历程，在腐败的明末坐过官；投降农民起义政权大顺朝任过职；又在少数民族满族入主中国后，又在清朝干过事。他两次弃暗投明，为苦难的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他没有随着明朝的崩溃而殉职，也没有随着李自成起义失败而隐灭，而是竭尽所能帮助满清统一中国，建立政权。有人骂他：“有奶便是娘，毫无立场，见风使舵，趋炎附势，扮演了一个投机的政客角色。是一条货真价实的变色龙。”(见1985年第四期《中国地方志通讯》：《党崇雅值得称道吗?》)关于党崇雅的节操，有认为不足为训之处，特别是他协助过满清建立巩固政权，尤为人所不原宥。这里仅就其在世做过的有益之史实加以简述。
1585年党崇雅降生在一个不大富裕的耕读世家，这年起宝鸡地区连续四年大旱，斗米千钱，饿殍载道，岐山周公庙润德泉干涸，旱灾过后，大约有十年的平康之年。接着又是水、旱、地震、冰雹灾害不断，党崇雅父母为了给他找个读书入仕的出路，节衣缩食供他读书，党崇雅有机会上学识礼，立志将来为朝廷作一番事业，这大概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般途径。天启五年(1625)40岁的党崇雅才考上了进士，崇祯末年任户部左侍郎。党崇雅虽抱为朝廷作一番事的志向，但明朝政治已经腐败到了极点，有权弄奸，无官不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把农民剥削压迫得走投无路，贵族藩王庄田多到百万顷。官僚豪绅横行乡里，朝廷屡次增加田赋税捐，逼使人民破家荡产，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加上陕西及其他地区灾荒严重，人民生活更陷入绝境，人民对明朝廷已不抱任何希望，为了活命人民纷纷起义。党崇雅在《宝鸡县志叙》中，写出明末的政局不稳情势：“寇氛渐炽，户口日消，桑田半成草菜。三饷有加，藩封之赡田有加。”党崇雅身为明吏，已经看出明朝的腐败苛政，是农民起义火焰高涨的根源。明朝危机四起，积重难返，不是一个能干的皇帝和几个有志朝事的大臣所能挽救得了的。党崇雅曾说：“国步多艰，谁为中流击楫?”
1627年朱由检即皇帝位，年号崇祯(南明追谥思宗，后改毅宗)，他接收了千疮百孔的明末朝廷，主观上企图挽救明朝的灭亡，日夜操劳穷思苦想，在朝内杀灭魏忠贤阉党，却又随即又信任了一批宦官。对外增加赋税，筹集粮草，调集军队，全力镇压农民起义。1644年三月十九日(4月26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克北京，他在煤山(今北京景山)上吊自杀。党崇雅更无力挽回明朝的灭亡，即使也上吊自尽于国于民也没有多大益处。党崇雅也没有去扶助毫无中兴希望的福王朱由崧南明朝廷。风雨飘摇中的南明朝廷，在南京继续寻欢作乐，争权夺利。朱由崧派太监到苏杭民间选淑女美妃，民间恐慌万状，少女未及笄即行嫁人。国难当头，这样一个荒淫靡烂的政权还有什么希望呢?
党崇雅在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前，对大顺政权是有所认识的，他在起义军围攻北京尚未入城前即已在通州(今北京通县)投降大顺政权。他告谕部属坚守粮食，不要擅离职守，这对起义军的粮饷供应起了积极作用，大顺政权任命党崇雅仍在户部工作；南明骂他“从贼”、“叛逆”、“赂复原官”，也当是意料中事。
(二)起义军在宝鸡
当党崇雅入仕明朝的期间，也正是他的家乡宝鸡农民起义斗争最剧烈的时候。
朱由检即皇帝位的当年，陕西大旱，澄城县王二因岁饥政苛逼迫率数百人起义，杀知县张斗曜，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接着高迎祥称闯王起义陕北，次年(1629年)李自成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部队为闯将。中原各省也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1634年形成了36营。正月(2月)马守应部攻克凤县，后退至汉南。四月二十四日(5月20日)一斗谷部又攻克凤县。一部起义军越秦岭进入宝鸡，宝鸡人民纷纷响应，与明军洪承畴部作殊死战斗，曾占据千阳。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被明军镇压。
同年起义军转战陕南等地，明朝廷以陈奇瑜任秦、晋、川、楚、豫五省军务总督，元月(2月)围起义军于车厢峡(今安康境)。此时，阴雨40日，起义军粮草俱尽，马死过半，弓矢不张。李自成以诈降计，密遣人贿赂陈奇瑜，求解散归农。八月(9月)协议成，起义军才得脱出重围。
李自成等率起义军三万余人，在明“安插官”监视下，度秦岭栈道，出驻宝鸡、凤翔。八月十四日(9月5日)，李自成到宝鸡，一夜尽杀“安插官”，重举义旗，攻宝鸡县城，知县李嘉彦坚守，未被攻破。起义军转战太平堡，磻溪等地，攻克双基堡，明月堡。起义军至凤翔，佯称奉陈奇瑜命前来，打算诱开城门，为乡官孙鹏识破，将起义军36人骗缒城上杀害。起义军转攻麟游，知县吕鸣世、生员刘心洁抗拒，城破后被杀。李自成派高杰攻陇州(今陇县)吏目王锡襄暗通起义军，城遂被攻破，杀死拒不投降的知州胡尔纯及千总、授命子、州吏各一人、生员44人与街乡民五人。高迎祥率十余万众于九月二十日(10月30日)，围攻扶风城，从西坡处居高临下，以土填城壕与城平。农民王三首先登城，起义军随后四面冲杀，占领扶风城，知县王国训、县丞建中，教谕陈儒遁、训导张宏纲拒降被斩杀。明将曹变蛟率军入关中，起义军退走北山，十月初九(11月18日)起义军从明月山经法门寺再次攻入扶风城。
1634年底明将曹变蛟与高迎祥战于凤翔官亭(今凤翔东)，起义军战败被杀七万多人，高迎祥东走河南。1635年初起义军13家72营，30万起义军的将领举行“荥阳大会”商议对策。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会后，高迎祥部转战河南、安徽、湖北等地、于1686年春天返回陕西，高迎祥活动于陕南，李自成活动于陕北。七月(8月)高迎祥从汉中出宝鸡，顺渭河南岸向东进军西安，途经周至黑水峪(今周至西)，被明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被俘牲牺。高迎祥余部复返汉中，攻陷褒城，过天星部西出千、陇山区，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活动于千阳、陇州地区。九月起义军过天星进驻宝鸡，与明将贺人龙战于贾村原，起义军截断明军归路，准备聚歼时，明援军至，起义军遂退。李自成又集结过天星，蟹子块等部自千陇进攻凤翔，战斗中，部将高见降明，起义军败走宝鸡。起义军进栈道南下，又中伏大败，蟹子块降明，李自成再折返千、陇一带。
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在千陇山区整休几个月后，恢复了战斗力，于1637年正月(2月)出击宝鸡，打败了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集大军于关中，李自成为摆脱被围歼的困境，与明军转战秦岭南北。于四月(5月)从宝鸡南走汉中。八月(9月)李自成又从汉中出栈道回军宝鸡地区，沿渭河东进。孙传廷率军于八月十四日(10月1日)在武功阻击起义军，二十八日(15日)曹变蛟、左光斗起义军也相继到达宝鸡。起义军虽兵众气盛，但宝鸡地区连年蝗灾，蝗虫遮天盖地，秋谷不收，就食困难，起义军又相率退入陕南，进入四川，狠如蝗虫似的明军又对宝鸡人民肆无忌惮地盘剥。
1638年，明朝廷采取兵部尚书熊文灿推行招抚诱降策略，致使闯塌天、张献忠、罗汝才、马尽忠、惠登相、王光思等相继投降受抚，起义斗争陷入低潮；独有李自成等率领的起义联军活动于宝鸡及川西地区，坚持斗争。起义军主力入羌中(今甘肃舟曲县北)，补充军马，牵制明军不能西进。二月(3月)过天星、混天星部突围凤翔。三月(4月)李自成率军从羌中到临洮(今甘肃岷县)准备渡洮河东进。孙传庭急调兵马前往堵截。过天星、混天星因围攻凤翔不下，退至徽地(今成县、徽县)一带，为策应李自成东进，旋又出击宝鸡、凤翔，向关中北部进军，迫使明军退还关中。李自成顺利渡过洮河，五月(6月)到达略阳，为四川巡抚傅宗龙阻扼于阳平关，李自成退入汉南地区。过天星与混天星军又进至宜君(今宜君县)，为孙传庭击败，混天星投降，过天星率余部退返宝鸡山中，孙传庭紧追不舍，兵败投降；李自成率孤军转战潼关南原，被洪承畴、孙传庭大军重围。李自成突围后潜入商洛山区，招抚残部、整休操练，以待机再起，
起义军退出宝鸡地区后，虫、旱、疫灾迭起，饥民死亡枕籍，但官家仍赋税不止。1640年各县小股起义军纷纷爆发，扶风起义斗争尤为剧烈，知县宋之述亲自带兵镇压。此时张献忠复反明军，活动于湖、川地区；李自成此时也已兵强马壮，活动于陕南一带，继而进入河南。以“迎闯王，不纳粮”为号召，实行“均田免赋”，众多人民参加了起义军。杞县举人李岩、贡生牛金星、卜士宋献策等知识分子也都参加了李自成起义军，女起义首领红娘子部也与李自成合军。李自成起义军大振，歼灭了明军主力。
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今湖北襄阳)建立起义军政权，李自成称新顺王。十月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潼关，杀孙传庭，进占西安，明将白广思、左光先、陈永福投降，起义军所向披糜，势如破竹。明军溃兵奔逃凤翔，到处骚扰，李自成派刘体纯率军追击，军至岐山，乡宦牛养杰因抵抗义军被杀。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8日)围攻凤翔，知府唐时明负隅顽抗，十一月初一(12月11日)，典史董尚质开城门投降。起义军乘胜西攻陇州，俘同知薛应珍，他辱骂起义军被砍头。十二月(1644年1月)初起义军在贾村原打败明军，进而攻破宝鸡，杀死顽抗的知县唐梦鲲、游击曾荣耀和裨将陈奇丕。宝鸡地区其他各县也纷纷归附起义军。
同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大顺王，定年号永昌。在大顺政权领导下，陕甘各县普遍建立地方政权机构，凤翔仍设府，任命王干耀为府尹。大顺政权建立，免除杂税和粮赋，人民是拥戴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反对的。起义军的给养主要靠“追赃索饷”，对官僚地主清算纳财，宝鸡各县县志多有记载“残灭乡绅”、“大索金币，缙绅士宦大被屠毒”之事。造反的农民扬眉吐气，宝鸡地区起义首领五阎王等接受大顺朝的封爵，《凤翔县志》中有“余党遍张烈焰”的话，可见人民对反抗斗争官绅地主是多么高兴。大顺政权重视教育，积极吸收读书人参加政权。大顺朝一到西安就开科考试，扶风读书人张文熙考试得了第一，受到大顺朝的重用。
大顺朝的所有措施说明了起义军李自成，已经从“流冠”形成了足可以治国济民的一个政治集团，依靠它来代替腐朽无望的明王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党崇雅是看清楚了这一点的，才在起义军进入北京时，不怕落骂名，毅然决然“从贼”，向大顺朝献出，一个“读书济世”的知识分子的知能力量，是有助益于忧患的时代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
(三)党崇雅创制“大清律”
1644年三月(4月)大顺军进攻北京时党崇雅投降，后随大顺军入城，在大顺朝户部任职，决心为新生的政权服务，为起义军筹办粮饷干了不少工作。
大顺军进入北京，起义将领犯了胜利后骄傲的错误，大将刘宗敏以酷刑拷掠勋戚贵官追脏，贪财享乐，军纪松驰，使人民大失所望。又对明将吴三桂勾结满清军联合进攻起义军放松惊惕，以致迎战失利。大顺朝大学士牛金星以宰相自居，倾扎弄权，起义军内部矛盾激化，意见分岐。新降附的党崇雅感到失望和自危，当李自成四月二十九日(6月4日)称帝，次日退出北京时，他并未随往，仍蜇居北京城内，窥视政治出路。
李自成退出北京，途中牛金星谗杀了李岩，回返西安。1645年二月(3月)，李自成出武关南下，部将李过、高一功部从宝鸡越秦岭入栈道，走汉中进入四川。关中为清军所占。夏季李自成从襄阳经武昌到通山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由于起义军的影响，宝鸡地区仍不断爆发起义斗争。降清起义军贺珍叛清攻占凤翔、宝鸡、眉县，杀眉县知县宋永誉，典史傅弼、庠生安居恭等。乘胜攻打西安，清军驰援，贺珍回军攻破扶风。次年，九月十二日(10月9日)麟游又爆发了李养全农民起义，并和另一支黑旋风领导的起义军联合斗争，攻吕家堡与县城，声势浩大，后被当地士绅赵珙招安受抚。九月二十七日(10月24日)眉县农民金三、李二起义，七十余骑攻打周至县哑柏。宝鸡五阎王军三百余人活动在贾村原上，后被士绅张迁留设酒诱杀。
宝鸡在连年灾祸战争中，人民死亡逃亡十分七、八，人丁少，田地荒，已不能按原地丁田亩征收税赋，凤翔知县舒向第曾上奏清廷，建议按实际人丁田亩征收税赋，免除原供应明藩王的禄水和“辽练”欠饷。麟游县1648年编审户口时，里中“止存一、二甲，一甲之中，止存一、二丁，县境内，迁复荒残，各里死徙殆尽”，全县只存500余丁。战争加给人民的祸害，真是残痛至极，人民渴望着息兵安定，天下统一。
满清军进入北京，命令士兵人等勿入民家，严禁士兵抢夺。党崇雅在悃惑中，把希望寄托于满清，“仗仪提兵，出无辜于水火之中，奠元元子衽席之上”，他渴望“中(外)一统”。此时已在天津降清的天津总督养性荐举党崇雅入清廷供职，党崇雅入清廷任户部左侍郎。七月(8月)任职，当月户部宣布取消正额外一切加派的“三饷”税赋。
满清入主中国，一切都在草创时期，朝廷刑律也应有所依据，摄政王多尔衮到北京不久就谕令修律，不少官员建议以明律作为基础。党崇雅入户部，次月就调入刑部任左侍郎。当时刑部尚书与右侍郎都是满人，可见党崇雅入刑部主要是为了制定新律。党崇雅制定的“大清律”是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工具，可以说是党崇雅不能摆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的产物，但“大清律”的制定也有它积极的意义。原来满清是没有法律成文的，统治者对“犯人”随意生杀予夺。党崇雅修订的大清律以明律为依据，体现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后不得不采用其先进文化以进行统治的历史规律，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征服靠武力，治国靠法律。“大清律”包括从民事和刑事的各个目录，有一套审判、判刑到施刑的程序，这是党崇雅制定的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它使满清统治逐渐趋于法制。1645年党崇雅曾上疏清廷，骂“流寇暴虐”后，说明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寇党株连，下民未获宁止……”实质上起了一些保护无辜的作用，希望官吏依法办事，不要进行淫威滥杀，使人民休养生息。“大清律”在巩固满清政权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党崇雅在刑部任职七年，在清档案中有党崇雅向清廷有关审判制度和施刑程序的重要奏折。有封奏折建议恢复朝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司重审死刑案件)；地方上恢复与朝审相似的秋审……这些对囚犯的复审制度，体现了要慎重办案的精神。在清档案中也有党崇雅亲自参与审理的数百个刑事案件，其中有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农业生产的；有打击凶杀、抢劫、私铸、强奸和扰害公众的刑事罪犯；有对于贪脏枉法的，以权欺人谋私的官吏无法无天的一般贵族的打击。可以说党崇雅为了巩固满清的统治出了不少心力，有显著的建树(这些档案材料，宝鸡地方志资料室有复制件)。1649年党崇雅擢升刑部尚书晋太子太保，1651年任户部尚书，就在这一年清廷诏命停圈涿州，良乡等13州县的土地，保护了农耕。顺治皇帝称赞党崇雅：“清勤练达，佐理著劳”；陕西布政使赵进美在他死后奉康熙帝旨意，写祭文说：“性行端良，才猷敏格，参赞机务，克有勤劳。”
(四)党崇雅乞归故里
满清统治者依靠汉族降将降臣定略中国，满族人经过多年的历练，逐渐具备了统治的知能，经年科举也提拔了一批新生的治国人才。满清统治者所考虑的就是如何以少数本族人统治住众多的汉族等族，他们最恐惧的是反叛。他们从宣扬忠于满清统治的思想意识出发，特别推崇《三国演义》，1650年诏令把此书译成满文颁行，次年还把汉将关羽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满清统治者需要的是对之服服贴贴的忠臣忠将；为此开始贬责投降他们曾经帮助他们建立政权的明朝大顺朝的遗臣，把他们做为反面教员批叛。“三易其主”的党崇雅受到岐视，更不待言，于是，他在1653年请求告老还乡，不久被召回任国史院大学士。1656年再次乞归，获准回故里，结束了“以民之心因时变通”的从政生活。
党崇雅不是恋官贪权的人，清廉还乡，在家乡他没有连片的田园，和富丽宏大的住宅。他只能以文笔赞助地方上一些事业，他著文写诗称颂贾大司马修栈道，著文称赞宝鸡知县搞城建，给《宝鸡县志》和《千阳县志》写序主张编修地方志；民间还流传着他为地方做了很多好事的传说。
党崇雅回乡十年，他隐居在宝鸡城西30里的深山处一个叫佛岩的地方(又名西武当、意仙居)，这里交通塞阻，环境幽静。在这里他写了一本《鹃失啼》诗集，寄托了他忧伤哀痛的情思，“啼血的杜鹃连声音都失去了啊。”他在序中写道：“凿井窥天，倾肝沥胆，卒至竭思，血枯归化，不得结舌无声。人呼，鸟呼!向谁呜呼?故曰《鹃失啼》。”
党崇雅回乡后心情是十分苦闷的，一是忧虑民生，十年间灾荒不断，人民饥苦；再加上家事不顺，爱儿党恂如夭伤；还有地方上有封建正统观念的人对他“三易其主”的不理解，说什么“乐死刘之勃，气死党崇雅”。表彰凤翔人刘之勃任四川巡抚镇压农民起义被张献忠所杀，尸体还乡时，锣鼓喧天，荣耀异常；传说党崇雅听到了十分羞愧，几乎气死。处在满清大张旗鼓地宣扬愚忠的时候，党崇雅思想上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于1666年忧郁而死，终年81岁。
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统治时期，更是重用满人贵族排斥汉人官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原投降的汉族官员不断反叛，清初被封的平西王的吴三桂(守云南)，被封为平南王的尚可善(守广东)，被封为靖南王的耿继茂(守福建)，因不堪忍受压制歧视，先后举行叛变反清，史称“三藩之乱。”灾荒连年赋税加重，人民不满，发生起义，读书之士也对满清统治不满的情绪，流露在诗文之中。满清大兴文字狱，残酷地杀害汉族知识分子，乾隆年间更加严历有时一年就要有几起。乾隆时著名诗人胡中藻写的《坚磨生诗》有句“一把心肠论浊清”，1755年全家族被诛灭。沈德潜《咏紫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他已经去世，1778年还被剖棺戮尸，真是残忍之极。幸亏党崇雅写《鹃失啼》年代较早，诗集中虽多为忧国忧民伤时伤事之作，幸亏既没有被满清统治者发现(1985年才在宝鸡民间发现)，也没有败类告密，党崇雅才免除了扒墓受戮的浩劫。
党崇雅死后，宝鸡也发生了反清斗争。1674年四川总兵吴之茂叛变反清率兵北上，凤县参将杀死清平鲁千总，驻兵河池(今甘肃徽县)，反清叛军黑邪俊部占据益门镇进军凤县。十二月(1675年1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叛变反清，部属总兵蔡元攻陷陇州城，夺印执官，掠夺仓库和驿站物资。此时，眉县也发生反清事件，原知县梅遇被杀，新任知县张思信被俘。清派洞鄂佛尼勒率兵收复被起义军占领的关山、陇关、并屯兵咸宜关。王辅臣部在凤县毁碥桥，绝栈道，把清军阻隔于宝鸡，而后攻陷汉中。1676年清派赵良栋、张勇、王进宝率军驻凤翔与凤县隘口(今凤县西北)，准备攻汉中。1679年清廷命凤翔诸军攻宝鸡，清将图海攻破益门镇，进军川汉，在红花铺(今凤县东北)打败反清起义军，收复了凤县。起义军虽息，人心未平，反对民族压迫的情绪仍存。文字狱愈演愈烈，查禁“诋毁本朝”之书，愈销焚愈涌现。
乾隆为了巩固满清的统治，除大量出版“经”“理”书籍外，为昭明凡叛主之臣吏都为“贰臣”，不足为训，告诫清朝臣吏切不可效仿。1776年诏命于国史中列贰臣传，1778年编成，分甲、乙二编，把明朝降臣，虽在清朝建立过功勋也不能免，当然党崇雅也在贰臣传中。乾隆皇帝阐述编贰臣传的理由时说：“党崇雅，在明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以胜国臣僚，乃遇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靦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功勋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之死后。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由此可见乾隆所以立贰臣传出于统治阶级极端自私而设立的，其目的表明，不论明朝廷多么腐败，其臣子必须为其灭亡而殉葬；我大清朝不管发展到多么坏烂的程度，所有臣吏都必须无条件拥护，否则即为贰臣。党崇雅死后所以受到责难辱骂，其原因也在于此。
从中华民族整体来讲，只要国强民富，不管那个民族当政都是无可非议的，清代中叶以前，国家民族人民基本安定，这是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奋力合作的结果。康熙五十年(1711)制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惠民政策，人口有了较快的发展，嘉庆二十五年(1545)宝鸡地区人口已突破百万大关，为1，350，000人。后又实行“摊丁入亩”的鼓励增户，奖励添口的政策，宝鸡人口又有较大增殖，据道光三年(1823)人口统计为1，456，200人，截止1949年，经过了126年，还是宝鸡人口在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三、宝鸡人民反清斗争
(一)清统治者残暴腐败
明末统治者腐败，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击垮了明王朝的根基。清统治者乘机入关，在明降将的协助下以武力统一了中国，又利用明降臣协助它实行了重农垦荒，减轻税赋，注重礼教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国经过了一百六、七十年的安定局面。乾隆以后清统治者不求革新，封建的官僚体制趋向腐化堕落，国内的矛盾开始激化。在清初已开始的文字狱，乾隆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读书人写的诗词文章中的片章只语，拆字猜意，怀疑对统治不满，大批的杀害知识分子及其家族，使人不寒而懔，逼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贪官污吏成群结邦鱼肉人民，赋税逐日加重。在清初豁赋税的更名田(明藩王田地，归耕种者所有)也开始收租，如陇县、千阳原有明郑、韩二藩地，每亩收租七升(50斤斗)，其实产粮不过百斤，灾害连年，有时颗粒不收，租税也不得减免。为加重对人民的剥削，1858年初，陕西巡抚曾望颜还在西安设立厘金总局，在全省设立厘金关卡，在凤翔成立厘金局，并在虢镇与凤翔东关设置府局，在陈村、柳林、五渠湾、马家河、老爷岭、张家店、益门镇、岐山以及府城四门共设厘卡13处。扶郿局设于扶风城内，分领眉县、槐芽、齐家寨等7处分卡。对皮毛、布匹、铁器、烟草、酒、矾石、纸张、糖等京广杂货以及当归、黄芪等药材都要征收厘金税。凤翔的大布，除收正厘外，还要增加百分之一、二厘金，糖厘增加至百分之八，烟酒增百分之十二，人民每年增加负担28，459两。重税重赋人民怎不穷困?人民怎能不反抗?1860年三月(4月)虢镇爆发了聚众拆毁“土行”事件，曾望颜下令镇压逮捕了三名首领。
人祸加上天灾，人民简直无法生活。清朝中叶与清末灾害不下百次，风、霜、雹、水、旱，虫灾交替而来，有时一县，有时数县。如1805年宝鸡全区夏秋大旱“饥馑洊臻，”如水漫物，无一家不受饥寒，次年雨水成灾，冲毁田园，人被淹毙。又如1846年又是全地区大旱，岐山润德泉干涸，人民纷纷逃亡。蝗虫灾害也不断出现，如1857年夏宝鸡县飞蝗满天，尽食禾稼。在此情况下官府仍压榨赋税，人民忍无可忍纷纷奋起反抗，宝鸡地区起义斗争此起彼伏一直继续到清王朝灭亡。
清王朝与各族人民的矛盾是势不两立的。在对外政策上，清顽固地执行闭关保守政策，但又抵御不住帝国主义的闯进，在矛盾的深渊里又添上了对外矛盾。首先是英帝国主义在18世纪末就对中国采取侵略政策，还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原来一两白银抵价一千文，1831年后陕西各地与宝鸡地区一两白银涨至一千三，四百文，官吏搜刮白银，人民负担加重。
宝鸡地区原来是没有鸦片毒害的，道光年间才有人开始吸食，继而开始种植，究其来源为广州、天津等海口转贩而来。鸦片贩运、吸食、种植的普遍，直接残害人民的身心健康，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也使封建统治机构更加腐化，官吏更加堕落，财政收入锐减，清廷对人民也加重了剥削，这是当时国贫国弱，人贫人弱的主要原因。宝鸡有一富户因吸食鸦片，弄得倾家荡产，过年时在门上写一付春联：“枪虽小打倒了英雄好汉”，“斗虽小装进了万贯家产”，门额是“悔之晚矣”。
中国人民因抵制鸦片的输入中国，英帝国主义还发起了对中国侵略战争。1838年，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四万余箱鸦片，清廷派林则徐到广州查禁，烧毁了英商鸦片230余万斤，还多次打退了英军的挑衅进犯。岐山人梁星源当时任广东省新安县知事，竭力支持了反侵略战争。英军在广州受到重创后，又于1840年在美、法两国的支持下北上攻占定海、大沽等地，腐败的满清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失地的“穿鼻草约”、“广州条约”、“南京条约”等。从此、法、美、日、俄各帝国主义也都向软弱可欺的清廷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沙俄帝国主义还以不平等条约订立，夺取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激怒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对清统治者的不满。鸦片战争后，清廷为了支付给帝国主义的赔款，加紧搜刮民财，人民负担比鸦片战争前增加一倍以上，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伴随着鸦片的涌入中国，毒害人民的身体健康，使中国人民沦为“东亚病夫”。外洋的天主教、基督教也传入中国，以宗教迷信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传教士还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我国机密。在宝鸡地区，明万历十年(1582)天主教即传入扶风，明末清初时，有个叫王亚谷的从周至来凤翔传教，在城东宋家村，城内南山谷药铺设立传教点，铁沟、东指挥、南指挥也都有了教徒活动，后来天主教以凤翔为中心向各县渗透，天主教传教网点遍及宝鸡地区。基督教传入宝鸡地区较晚，主要是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1894年上海中华基督教总差会就派英人浦牧师到凤翔传教；1899年又派英人师宏道夫妻二人来凤翔传教；1906年基督教由眉县传入扶风；英籍传教师曾到陇县传教；瑞典女牧师诺乐梯到千阳传教；挪威牧师聂约翰还携带全家住陇县，在千陇一带传播基督教，有些传教师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由于外国传教师的趁荒年贱卖饥民田产，小恩小惠拉笼人民入教，而后籍上帝旨意剥削压迫教徒。他们的胡作非为引起中国人民的抵制反对，捻军与义和团起义就有这样的意义。起义人民烧教堂，杀死无恶不作的传教师。宣统三年(1910年)九月初九(10月12日)千阳西关基督教堂就曾经被巡防士兵烧毁。
总之，清朝中叶以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宝鸡地区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为了拯救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机，风起云涌地不断举行起义斗争，高举反压迫、反剥削，反侵略的旗帜，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二)悄悄会与箱工(伐木工)起义
继乾隆三十三年(1768)台湾民黄教聚众竖旗，反抗清廷官府之后，嘉庆初年(1780年前后)四川、湖北、河南一带爆发了女艺人王聪儿等领导的白莲教大起义。打着“官逼民反”的旗帜，于1779年王聪儿率十余万众入四川，分兵入陕，曾到达太白境内，出斜谷关到岐山五丈原，经眉县东去。白莲教给宝鸡人民送来了反清斗争的籽种。1785年宝鸡出现了悄悄会组织，表面上是迷信组织，暗地里进行反清活动，为首的是宝鸡人雷德本，约日聚众敬佛念经，进行反清活动。悄悄会发展很快，千阳农民阎俭、阎彦和生员武靖远，师显明入了会，为主要成员。这年夏天，悄悄会被官府侦知，雷德本在宝鸡被杀害，阎俭、阎彦被判劳役，武靖远，师显明被除生员名。屠杀和监狱是扼杀不了人民的反暴斗争的，会众转入了更秘密地活动之中，待机再起来斗争。
1798年五月(6月)白莲教起义军到达凤县，两当人民起来响应，共同组织了蓝旗军。白莲教起义军的游骑渡过渭河，活动于宝鸡地区北部，在扶风境内与地主武装交战后撤退。起义军张汉潮部进军江口(留坝东北)攻破留坝厅城(今留坝县城)，处死同知齐默慎，司狱黄定一；北上到凤县南星、废邱关(今留风关)和清总兵观祥、付将游栋云部打了一仗后退走。1800年八月(9月)杨开弟、李得阳，辛脱率领的五千起义军和清军额勒登保部战于二郎坝(今太白南)、废邱关等地后退散。1801年春天，起义军冉学胜部从红岩河(太白西部)进入凤县，清兵沿栈道布防堵击，起义军西北进入固原地区休整并补充马匹，回军进攻关中；清将额勒登保、安福、杨芳率军进驻宝鸡，陇县一带堵截。起义军从华亭安口镇到达灵台新集，继而越大湾岭进军千阳，在冯坊河(今千阳北)受到地主武装截击，起义军渡过千河，绕道新街(今宝鸡西北)改攻陇州。
白莲教活动于宝鸡地区，被镇压后的宝鸡悄悄会在千阳地区又恢复了活动。千阳武振关、车举鼎、邢三德、席和尚等以武家半山(今千阳北)为根据地。在千阳与甘肃灵台发展会众数千人，约定1801年的三月初五(4月17日)聚集，准备鸟铳五杆，刀茅斧镰一千多件，并用布裙改制的旗帜八百多面，拟定初六攻打千阳县城。初四知县崔宣得知消息后，派祝大澄率乡勇100人，丁壮40人到武家半山左近埋伏，使人诡称知县单骑前来招抚；武振关将计就计，设宴接待崔宣，打算在席间杀官后进军县城。宴会间忽有一叛会力士劫崔宣逃离下山；武振关单骑持械追赶，被官府埋伏的兵勇突袭，武振关被俘虏。武振关之子武志祥赶来劫夺，被官兵阻击。崔宣回城后派藩司王文勇，道关陈学颖领大队乡勇攻武家半山，义军坚守，战斗十分激烈。此时，悄悄会车举鼎从灵台率义军赶来支援，山上山下奋勇合击，杀死乡勇甚多，并夺得鸟炮五尊，官府兵勇败退。
崔宣龟缩城内，送书与进驻新集的清兵先锋肖福禄，肖福禄率军越大湾岭到马湾。分兵两路，西从四郎庙，东从紫泥沟围剿武家半山与文家半坡的起义军。恶战结果，义军伤亡惨重，战死千余人，拒绝投降跳崖死者三、四百人。还有一部分起义军被俘，其眷属被解县城，连日被毒杀数百，城壕内尸骨成堆，千河为之染红。部分突围的悄悄会义军于初六(18日)日退至草碧沟、八渡(今陇县南)给追赶的清兵杀伤后远去。
悄悄会遭到残酷地大批屠杀后，清廷却假惺惺地下道谕旨，说“只宜将其倡议为首者枭首示众”，熟不知武家半山等地的人民被杀得灭门绝户，财产田亩充公，统治者以此田产作为隃糜书院生员膏伙之需；未被杀的，为了避免连坐刑法的杀害，不得不埋名改姓，如将武姓改姓吴，后来才又改姓武。
在千阳悄悄会起义同时，岐山白莲教也举行了起事。宝鸡县白莲教徒杨生岐、王延、杨居等也秘谋起事，遭到知县李承道围击镇压，杨生齐等25人在一窑洞内英勇抗击，窑洞被攻破，拒绝投降义士们放火自焚，壮烈牺牲。白莲教起义军冉学胜重新发展后活动于凤县唐藏、废邱关一带，清将长麟率兵追剿，冉学胜退入汉中、四川。
宝鸡地区起义反清活动虽遭镇压，人民斗争之心不死。五年后，1806年白莲教起义军四千多人在陈顺达、陈先俭、向贵等率领下又进入了凤县东南地区活动，人民响应。清廷派大军追剿，扎克塔尔驻靖口关，杨遇春驻崖寺，薛大烈驻巨蟒寺，梅芳驻留坝，将义军四面包围。起义军叛变头目蒲大芳等24人捆缚陈顺达等去清将侯营请降，陈顺达被枭首，大量义军被杀害。
时过六年(1813)，岐山南山伐木场雇工以饥停工掠食，被官吏逮捕镇压，激起反抗，以万五为首据三才关(今太白东北)起事。岐山、眉县、周至等地人民纷纷响应参加。分编部队为黄号、红号、绿号、蓝号、青号等五支，每支千余人，在岐山、眉县、周至等地活动。清廷急令高杞、雷僧德等率陕甘清兵剿办，军机大臣长龄又派吴建刚带兵连次攻打三才关，起义军退入太白山周围的密林中，长龄派副将达凌阿、参将丁永安进击。清军于山口附近设伏，待义军出山；万五率众出山，到宽沟口(太白山东)时，清伏兵暗箭齐发，万五受伤被俘牺牲。另一部分义军在傅老八、杨二等率领下活动在太白河一带，继而渡过汉水到达勉县八宝台，被清军赛冲阿堵截，进入勉县黑河的义军也遭到宁羌清兵阻挡。1914年正月(2月)傅老八攻占西河寨、铁炉川等地，起义队伍发展到500余人。这时宝鸡地区连年灾荒，赋税苛重，起义军到处劫富济贫，深得人民拥戴。清廷急派大军，由西安总兵达凌阿、宁陕总兵杨芳统领，联结地方反动武装，将义军包围于凤县、太白、留坝交界处的寇家关、老庄坝、桑园坝一带。乡勇张贵等18人登山大呼，杨芳率军进击，起义军寡不敌众，损伤很重，遂退散各地。其中吴抓抓率领的义军由周至进入洋县、城固出褒城马道(今汉中北)攻陷铁炉山(今凤县南)并进入黑河地区。这次三才关起义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使统治者十分震惊。
从1980年起，十多年间宝鸡秦岭南北旱、涝、雹、虫结伴而来；官府催粮逼赋差役接踵而至，人民无命可活，求死不得，不反何待?
四、宝鸡地区回民起义
(一)崔伟领导凤翔回民起义
由于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苗、回等族人民也不断发起反清斗争。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甘肃回族人田五等起义，田五阵亡后马四圭等统领其众反清；清廷派阿福、福康安率兵镇压，攻陷石峰堡(今通渭境)，起义失败。1862年陕西渭南等地回族人民继而反抗民族岐视压迫攻策，举行大规模起义，在西捻军与太平天国起义的推动下很快发展到关中各地。渭南回民起义军派“信使”到凤翔联络回民起义，当时凤翔回民有28坊，城内有两坊，其余散居东关麻家崖，南关崔家凹等处，共63，000多人。宝鸡、凤县、陇县、千阳等县也都有回族居民与汉民和睦相处。渭南回民起义后，“秦不留回”，“见回不留”、“剿回”、“灭回”、“杀回有赏无罪”等反动谣传遍及宝鸡地区。回民慌恐不安，酝酿清兵屠杀时的应变准备。
1862年八月初三(8月27日)渭南回民郭克裕到凤翔探亲，被官府逮捕刑讯，回民要求释放。官府虽在众怒之下着回差铁兴保出，却以“回民要造反”为口实准备向回民下毒手，进行镇压；在此危急时刻，回民被迫“夤夜谋变”。次日凌晨回民聚集东关麻巷口，放火起事，响应渭南回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挠王陈得才的入陕。起义回民公推给地主拉长工的崔伟为首领。崔伟精通拳术，有胆识，在他的率领下击退官兵，占领了东关一带。初五凤翔官绅反动团练一万多人，包围了崔家崖一带回民据点，并洗杀城外26个回坊，回民青壮年齐心围攻凤翔城。提出“不妄杀人”口号，以争取团结汉族人民共同斗争。初六日官府派兵将城内48家回民全部屠杀。署陕西藩司毛震寿派刘春堂率四川团丁200人，宝鸡团练头目王森荣带团丁200人，赶来凤翔协助守城。
在崔伟的领导下打退官兵反扑。八月八日(9月1日)凤翔西南乡团练25，000多人和城内团练勾结，夹击回民义军，战于城西北原上，义军奋力冲杀，毙团丁百人，获大批炮械，民团散乱逃窜，回民义军击赶，又杀伤众多团丁。杀得团练畏之如虎，不敢出战。回民义军在围攻凤翔城的同时，还派出两支军队，一路东下支援西安回民起义军；一路南下经宝鸡进军凤县，凤县城内三、四十家回民立即响应。清廷派提督雷正绾率部进剿凤翔起义军，妄图解除凤翔城围。回民起义军愈战愈勇，迅速壮大已发展到四、五万人。义军为了作战协调，基本编制单位叫“营”，按地区或教坊组成，每营人数不等，基本是一村一营，或一村数营，行动一致而灵活。
清廷在八月十日(9月3日)，又派胜保率兵入关，和回民起义军较量屡遭失败，凤翔城围也未解除，结果全军被回民义军击溃。胜保于1862年的冬季被清廷“锁拿进京”处死。
八月十八日(9月11日)回民起义军猛攻凤县东关，知县郭廷亦率兵坚守，千总张思贤率兵勇联合马廷原率领的团练乡勇夹击义军，义军7人被俘，70多人战死，义军分路撤退，活动于秦岭以南。
东路回民义军于1863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0日)从乾县突击扶风县召公镇，次日与怀珍等率领的300团勇战斗于村北，二十五日，义军攻扶风县城，四月(5月)与西路回民义军会合与团勇战于绛帐镇东门，次日复战，团勇郭珍被俘处死。同月，回民义军攻占贾村原，震动宝鸡城，接着又攻占了岐山周公庙。
(二)川、滇与太平天国义军进入宝鸡
在凤翔回民起义期间，川，滇起义军与太平军也曾到达宝鸡地区给回民义军以鼓舞和支持。川、滇义军郭富贵部于1861年九月初九(10月31日)攻克眉县。1863年初，川、滇义军在曹背时率领下，沿渭水而西攻占眉县槐芽镇，在东作村与团勇交战三时许。秋九月(10月)，川、滇义军郭刀刀部先锋部队进入凤县黄牛铺，被清千总刘玉麟，张大有率兵袭击，义军壮士在王家台多有牺牲，后义军主力赶到，击退清军。二十六日(11月7日)，郭刀刀部从黄牛铺进入凤县东关，在城东北角两次挖地道攻城，均被清军发觉击退，义军多名牺牲，是日夜义军向西转移。1863年四月5月西征的太平军破宁强和留坝后进入凤县，先锋到达宝鸡益门镇，被清总兵陶茂林部阻截。曹灿章军部分人与石达开中旗部队会合后西进攻克两当，徽县并进军天水。曹灿章、赖剥皮二支义军会合进军凤县，攻占双石铺。川、滇义军与太平天国部队在宝鸡得到人民支持，这些南来的起义军与回族起义军都给宝鸡地区的官府和清军以沉重的打击。
(三)回民义军西撤
凤翔之围不解，凤翔府紧急求救文书，向陕西省衙门送了47次之多，省方仍无援兵可派。此时甘肃灵台、华亭、河州、固原回义军派人东下支援凤翔回义军，加紧围攻凤翔城，凤翔城内官绅焦急如焚，商议派人直接到京师请发援兵。生员张纶，武弁宫文通于元霄夜率20名乡勇缒城越壕拼死突围，其中19人被义军杀死，张、宫二人及乡勇一人到清廷请兵。清廷于是年九月(10月)派钦差大臣多隆阿率兵入陕，多隆阿命甘肃提督总兵陶茂林为南路先锋，率35，000清兵前来镇压风翔回民起义军。陶茂林亲自督战进攻凤翔外围的回民义军阵地油房街，义军后路被清军攻破。9月19日清军又攻占了第五村和白家凹回民义军阵地，义军给清军以大量杀伤后，遂分散转移。被围14个月之久的凤翔城至此才被解除。十月七日(11月17日)陶茂林又亲率八营清军分路合围铁楼村回民义军营地，义军退走，铁楼村被平毁。次日清军又猛攻八旗屯，回民义军从七里河绕向西北转退，又遭清将杨复胜等部截击，殉难义军众多，余部转千阳北部老崖一带。另一部义军东走岐山，也遭清兵肖河清，金顺，温德勒克马队的追击，在麻家河与清军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向北撤退。至此，宝鸡地区十多万回民义军与清军战斗百余次，在清军残酷的围剿中，损失惨重。除千余人转到彬县，乾县外，其余转散北部山区活动，以游击战对付清军，遇敌“西剿则东驰，东攻则西窜”，进击时散兵相助，“处处应援，节节供应”，致使清官兵疲于奔命。
1864年1月20日陶茂林率六营清军驰抵千阳妄图将回民义军剿尽杀绝，义军南转宝鸡，首领张辉，马兆麟带领马队300人走凤翔进入北山。二月初一(3月8日)陶茂林奉多隆阿命令：”速将千阳六营兵力调回凤翔，痛剿回民军。”二月十六日(3月23日)清军主力进入北山，回民义军又西走千阳，清军也进军千阳。清军唐克忠与雷正绾在两亭夹击麟游回民义军，义军北入甘肃境。四月十五日(5月20日)回民义军活动于陇州，陶茂林进击陇州，义军也散退甘肃境内。
渭南回民军于1863年10月20日清军攻陷回民义军大本营苏家沟(咸阳东北)后，义军分南北两路西撤。北路沿今西兰公路退驻甘肃平凉北部的董志原(今甘肃宁县境)，南路由郝明堂，禹得彦等率领到凤翔与崔伟率领的凤翔回民义军会合后，经千阳过陇县进入甘肃的华亭，北上平凉，冬季与董志原北路回民义军会合。回民义军在董志原一面休整，一面布署新的战斗，将部队编制为18大营，由分封的节度、元帅总制统领，加强了战斗力。
回民义军西撤后，所留田产，清统治称为“叛产”(参加起义的)“绝产”(满门死绝的)，全部没收，“兴办营业田(即官佃)，以资军食”，断绝回民归还希望。
回民义军在董志原不断派出小部队活动宝鸡地区。1865年1月曾派一股义军活动到陇县银胡、千阳上店一带。清提督雷正绾，千陇总兵曹克忠各率三营士兵分驻千阳、陇州等地，“以保完善”。1866年10月30日马永和率回民义军骑兵千人游击陇县固关与清提督谭玉龙部发生战斗，前队到达陇县城及其东部的杜阳，转往千阳上店一带，攻击清兵刘正高部、谭玉朋与灵台团丁赶来援助刘正高部。回民义军南下娘娘庙、沈家河(陇县东)，西至甘肃境内。5月19日又有回民义军骑兵数千，进到固关和陇县城，被清提督谭玉龙和凤翔总兵肖德见，长武总兵邱时成部合围截击。旬日后回民义军大队继而进入陇县境内，于5月30日从温水沟，原子头两路南下，伤毙清英毅军200多人，乘夜围攻陇县城，黎明始行撤围。
(四)回民义军反攻
回民义军开始反攻关中，1866年5月崔伟、孙义宝、邹保和等部五，六万人入陕，由凤翔进攻西安；宣誓：“并力陕疆，誓不回顾。”回民义军迅猛进军岐山、扶风、武功等地，与清军展开了运动战。6月3日回民义军退到陇县西咸宜关，在距陇县五里的保安堡，与清军邱时成部发生战斗，黎明时，清军偷袭义军，鏖战达四小时。回民义军又杀回岐山及其境内的盐坎堡，清军惊慌，急派西安满城马队200人，由包灵阿率领，派副将洪毅元率马队200人，派潼关防军提督刘原基率亲兵五营，派候补道黄鼎率兵三营，迅速聚集凤翔“会剿”。在岐山寺沟战斗后，回民义军西退千阳新兴铺、寇家河等处。清军邱时成率部奔袭，回民义军转移到草碧镇，又由草碧镇小路回军凤翔。邱时成令凤翔通判周宏谟率部在水城河湾堵击，义军力战，击杀了周宏谟。次日，回民义军进至柳林镇，邱时成追击，义军列队抗击。在与清军战斗中，数十人壮烈牺牲，义军西撤。
另一支回民义军首领穆三率一万多人，于6月5日由水洛城(甘肃庄浪东南)进入陇县固关地区。于此同时，陕西巡抚刘善会和刘玉兴、汤敏率兵堵截，又令提督肖德扬、邱时成等率兵镇压留在宝鸡地区活动的回民义军，还令肖德见、王九令在县功镇驻防两营清兵，严防义军南渡渭河。在清军的镇压下，崔伟率领的回民义军退到凤翔城北董家河、孙家堡。清军攻占此二地，义军百多壮士战死，崔伟领余部西走千阳翻越老爷岭。肖德扬穷追不舍，崔伟回马反击，仓房沟战斗中，给清军以重创。回民义军牺牲500多人，崔伟右手受伤，率部西入陇县。6月7日穆三率领的回民义军驻守陇县白牛堡、太冲堡，被清军刘玉兴、杨敏部夜袭，穆三率众退到陇县西部地区。
7月5日回民义军首领马生彦、孙义章制定“先踞陇州，再进关中”的反攻计划，合靖宁、靖远、固原、隆德各路义军，齐集陇县和崔伟、穆三、马斤祥等部相会，集中于陇县西部固关、咸宜关、神麻铺、曹家渡、太冲峪、白牛峪等处，连营扎寨，蔓延数十里，围攻陇县城。清军刘玉兴、汤敏坚守，炮击箭发，义军退走。回民义军在宝鸡地区与清军展开全面拼战。攻陇县城的另一支义军向东转移，在草碧与清军肖德扬、洪殿扬率领的骑兵发生遭遇战后，西退杜阳河。旋又回击肖德扬的追兵，给以重大的杀伤后，再退陇县。回民义军在陇县分兵两路，一路由王麻咀进至浦峪，南下进兵宝鸡，另一路由阎家湾东进白家铺，准备进兵千阳。清军肖德扬率六千清军移驻陇县东南，自晁家坡到南原河岸分筑十多座堡垒，阻击回民义军。回民义军集中四、五万步骑兵给清军沉重打击。回民义军骑兵由麟游迂迥凤翔横水、石羊铺，清将刘厚基率清兵五营奔赴横水、石羊铺一带阻击。另一股回民义军骑兵从杜阳进军八渡。回民军处处与清军作战，使清军忙于奔命，清军调驻汉中的湘军三营进驻宝鸡，加强镇压力量。
在回民义军的反攻中，清廷调入湘军杨岳斌部和镶黄旗军穆图善部入陕镇压。回民义军在固关地区集中两万步骑兵迎击肖德杨、刘厚基部，激战竟日，义军为摆脱东西清军的夹击，放弃固关，退入甘肃境内庙滩一带。
(五)西捻军与回民军联合抗清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陕西的回民起义与活跃于淮河流域的捻军也都有了发展。1855年8月，捻军各首领会盟于薙河集(今安微涡阳)，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阴王”，接受太平天国封号。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分东西两路，东路转战于黄河与长江之间；西路由张宗禹、邱远才带领于11月进入陕西遇近西安。捻军张乐行部30万由武关出蓝田沿渭西行，12月到达眉县。1867年1月23日渡过渭河进入扶风、岐山，连营50余里，驻扎一夜，旋又东撤，回攻西安。
此时西撤甘肃内的回民义军纷纷越陇山东返，接应西捻军。李得仓于2月4日率部到达凤翔。三月(4月)西捻军主力在张宗禹带领下撤西安之围，沿渭河南岸西进，中旬到达眉县齐家寨等地，与李得仓回民义军隔河相望。双方都派人相互联系，商定回民义军渡过渭河联合抗清。清军不等义军过河，猛攻西捻军，企图切断回民义军与捻军的结合。3月下旬捻军主动抢先渡过渭河攻占益店(岐山东)，再次与回民军取得联系。议定由回民义军主攻西安，捻军攻打同州、朝邑等地为猗角。
两军并肩东下。5月19日回、捻联军与清湘军刘松山部激战大荔东北，双方互有伤亡。5月下旬回民义军乘机围攻西安，清军死守。回民义军与捻军与清军周旋于陕西各地。捻军进军陕北，回民义军主力活动于宝鸡地区，于8月10日攻占宝鸡城，六天后向北部转移。11月6日再次攻陷宝鸡城，处死知县铨淦、典史周检，10日退出。宝鸡清官吏对回民义军谈虎变色，将县衙移驻城西玉间堡，长期不敢回城。活动在凤翔境内的回民义军，在清军刘典、高连升等部的镇压下，于8月11日退入北山，转往甘肃境内。此后，回民义军又经千阳直扑凤翔府，杀死清军总兵孙立士。活动在凤翔横水镇的回民义军，11月24日被从扶风赶来的清总兵杨和贵、周金品等部围困，义军奋不顾身从堡中冲出与清军战斗。25日清军继续猛攻，枪炮齐放，回民义军40多人壮烈牺牲。另一支回民义军突入岐山、扶风境内打击清军。
为了支援室鸡地区的回民义军与配合捻军作战，陇东一带的回民义军陆续入陕。11月下旬，退入甘肃境内的崔伟、贾米、张非等率领的回民义军于12月23日从千陇道进入宝鸡地区，进攻陇县、千阳。27日回民义军骑兵自千阳东进猛袭清军，在黄里铺与黄鼎部战斗中，张非中矛阵亡；清军参将刘竹田率队迎击，回民义军有千人战死。清都司龙常、总兵赵云飞分路迂回包抄驻在五里坡的回民义军，战斗激烈，义军3，000多人牺牲，但也给清军以重大杀伤。崔伟部与张非余部、贾米部合军，越凤翔进入岐山，突袭眉县。回民义军声东击西，迂回穿插，转战于宝鸡地区千河与渭河两岸，使清军应战不暇。进入陕西镇压起义军的左宗棠也惊呼：“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
崔伟、贾米率领的回民义军，在大批清军压境的情势下，原打算从宝鸡地区到达陕北与捻军联合。为了保证北路回民义军，从甘肃庆阳绕道延安攻克绥德与捻军会师，留在宝鸡地区与清军英勇战斗，牵羁了大量的清军不能开往陕北。后来，回、捻义军的联合，主要由于清统治者的挑拨，其次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双方除协同作战外，在政治上始终未能结成巩固的联盟，再加上东路捻军被清军围困等原因，捻军于1868年初全部撤离陕西。
(六)左宗崇镇压回民起义
回民义军与西捻军联合反清，清廷震恐。1867年4月急命身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兵入陕。当时清大军聚集陕甘，就地搜刮民财补充粮饷，但仍相差很远。左宗棠先后向洋商借银2，200，000两，作为镇压起义军的军饷。7月左宗棠入陕后，采取“先捻而后回”的策略。集结重军攻击捻军，放慢对回民义军的进击，妄图分离回、捻军的联合。活动在宝鸡地区的回民义军却勇猛顽强地攻城占地，在陇县、千阳、凤翔、宝鸡、岐山、麟游、扶风等地对清军接连不断的袭击，并两次攻陷宝鸡城，以牵制清军。使捻军摆脱被清军围歼的困境，并打破清军凭借黄河天险堵截捻军的战略计划，渡河进入山西，东进援救东捻军。为此，左宗棠还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原来清廷曾令谕左宗棠，把西捻军消灭在陕北，如果捻军渡入晋，“惟左宗棠是问”。
西捻军东归后，回民义军并没有气馁。于1868年初，崔伟等领导回民军进行第二次大反攻。3月由于甘肃灵台进入麟游驻扎北马坊与清军提督谭玉龙战斗后北撤。后崔伟又率领回民义军进入千阳、宝鸡，清廷令甘肃臬司张岳龄等率军尾追剿击。3月15日回民义军进攻宝鸡玉涧堡，被清军李辉武击退。义军又围攻千阳城，与清军张岳龄及提督李辉武、周达武，总兵罗洪德等部在寇家河、武家堡(千阳境)作战后，撤出千阳围，南下进军宝鸡县的县功镇与贾村原。清军跟追，在贾村北原以炮击回民义军。义军十多人战死，于23日退返陇县。
4月5日回民义军又集中十多万人由甘肃进入陇县白石川一带。清总兵肖群魁等部，分路合击；回民义军又转入甘肃礼县的盐关，4月下旬旋即又分头进入宝鸡地区。回民义军在麟游麻夫镇与清提督肖德经部发生战斗。在白石川与清总兵罗洪德展开激战。在千阳的屈家湾与张岳龄部打了一仗。在凤翔的虢王镇与清将刘效忠相抗击。在虢镇向清军李辉武部反击战斗。回民义军驰骋渭北与清军周旋，给清军以打击后沿渭东下，从眉县、扶风进入礼泉、咸阳到达渭南。
崔伟和马正和率领的回民义军在三原会师后，兵满关中，声势浩大，清军惊呼：“渭河南北，贼踪已满”。左宗棠求救外国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于1868年11月中旬带领洋枪洋炮分五路进攻回民义军，回民军抵抗数月，以刀矛鸟枪是难以与洋枪相抗，牺牲太大，加上缺乏统一的战略布署和战斗指挥，又由于流动作战没有固守的根据地，粮草缺乏，后援不继，虽然勇猛善战，终难支持，又相继撤退甘肃董志原地方。
1869年2月回民义军从董志原再次反攻陕西，在清军左宗棠的镇压下，伤亡很重，再次退回董志原。回民军把18营缩编为四营，分别由白彦虎、崔伟、禹得彦、马正和担任各营元帅，携带眷属与辎重西撤宁夏金积堡，联合金积堡马化龙起义军继续抗清。清军刘松山部围攻金积堡，10月马化龙投降清军；马正和、崔伟等拒绝投降，不屈战死，白彦虎也坚决反对投降，率数千义军转战西宁、甘肃而后进入新疆脱克玛克一带(今苏联境)，定居于此，后裔被称为东干人。左宗棠镇压回民义军后，把宝鸡回民安插到甘肃宁夏等地，新建的村落仍然以原在地村名命名，那时宝鸡地区已无回民居住。现在宝鸡地区的回民是以后迁居来的。
五、天灾人祸官逼民反
(一) 统治阶级的苛政压榨
1870年凤翔回民起义失败以后，相继而来的是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陕西三年大旱，宝鸡地区尤甚，岐山润德泉干涸，粮食缺缺，麦价每斗三千七、八百文，庄稼不收，饿死人无算。从1879年起，地震发生数年，接着雨涝灾害不断，1900年又遭到了大旱，当时凤翔县有183，000人，饿死的竟达22，000多人。就在此情况下，赋税盐价有增无减，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借修西潼铁路之名，加盐厘、收路捐，增土(雅片)税，在贫穷人民身上又通上了三支吸血管子。
1900年前后在河南、河北、山东暴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也影响到宝鸡，当时千阳就有以义和团名义的组织。后来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清廷利用义和团的反帝情绪，笼络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焚烧洋教堂，杀死洋教士，抵抗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来西安更是一大祸害。仅每日膳费日需200多两白银，当时关中的白米每石六两银，约折合白米30多石。夏天，慈禧要吃水镇梅汤，地方官吏迫使人民到海拨3767多米高的太白山顶背运冰块。逃亡来陕清廷，八个月内耗银12万两，慈禧太后还觉得委屈，她说：“向来在京，一费何止数倍，今可谓节约矣!”返京前又搜刮白银70多万两，另外还以3，000辆大车载满金、玉、古玩、服饰、绸缎等回京，回銮皇差总共开支白银190余万两，这些都是陕西人民的膏血。这个皇家老妖婆，还和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要向侵略者赔款450，000，000万两，39年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需赔款982，238，150两，陕西每年担负704，000两；此外，陕西还要担负某地“小赔款”245，500两。从此，官府更苛刻地搜刮民财，烟、酒、糖加厘，盐斤加价，花样百出。官府要收，百姓没有，只好造反，造反斗争首先是从宝鸡地区开始的。
原来食盐是“民运商销，公私俱便”，陕西当局为了摊认赔款，于1901年巡抚李绍棻将山西潞盐加价四文，花盐加价八文到十六文。销盐地区各有“引地”，以武功为界，以东运销潞盐，以西运销花盐(今宁夏盐池县花马池盐)。官府规定只准购吃当地盐，还不准到武功以东地区购盐，使宝鸡人民生活更加穷困。1902年升允接任陕西巡抚，这个狗官更坏，把食盐名义上改为“官督商办，官商并运”，实际是官方垄断，有权势的军人，官吏勾结地方上的土豪恶霸，奸劣商绅包办，任意提价销售。
西安设食盐督销局，各府设总局，凤翔所属八县，统由候补直隶州李显诚包办，这个人“行同市侩，巧于钻营”，只顾剥削，不顾人民死活。总局设于东关，各县与蔡家坡、虢镇、阳平等地设立分局。他们豢养盐丁200余人，查抄私自贩运食盐，往往籍机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扰害乡里。
盐价由光绪初年的十五、六文，涨到20文，官盐局成立后，竟涨到70多文，比当时面价高五、六倍，甚至十倍。收运盐用大秤，卖出盐用小秤。不仅如此，还在盐里掺沙粒石子，真是丧尽天良。穷苦人民买不起盐只好“淡食”。
官府借盐坑害人民，不仅逼起人民的反抗，连统治阶级内部的人也十分恼怒。岐山举人张振岳就曾愤慨指责官盐局的罪恶，江南道监察御史王诚羲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对宝鸡地区官盐的毒坏揭露的淋漓致尽，道出了人民反抗是官府逼起的，“盐归官运，横征暴敛，激成重案，妄杀无辜，……种种残暴，不忍见闻，……不严办坏事劣员，尤不足以服民心而弭后患!”宝鸡地区人民造反实出有因，不造反无以活命!
(二)晁黑狗等怒抄盐局
晁黑狗(今宝鸡宁王乡晁家里)、李猪娃(岐山蔡家坡草坡)、王摇摇(岐山蔡家坡东令狐)，都是穷苦农民，官盐局成立前后，都是运盐脚户。此三人互相交好为友，为人正直好义，常替人鸣不平。脚户们千里跋涉，把盐运回，官盐局用大秤收交，每次都交不够秤，日积月累，愈短愈多，无法赔还，官府常常没收脚户牲口，多达二、三百头。岐山道口村王来儿有三头骡子被官盐局拉去，托请王摇摇去给官盐局请求还给，未被应允。1903年冬季，官盐局也把晁黑狗、李猪娃等的驮盐牲口扣留抵欠，杀了吃肉。脚户们控告无门，怒火填胸。正当此时，麟游天堂查盐分卡，为勒索脚户，扣留牲口60多头，消息传来，群情更为激愤。晁黑狗等以鸡毛信帖遍传凤翔陈村，岐山蔡家坡、高店、宝鸡阳平、虢镇等地，鼓动和官盐局斗争。此三人振臂高呼，宝鸡地区一向不满官盐加价的情绪高涨起来，参加反官盐局的凤、岐、宝三县人民千人于12月16日傍晚到达凤翔东关，到官盐局找李显诚算帐。官盐局开枪向群众射击晁林娃被打死，群众冲进官盐局，也杀了一名帮凶刘司事，李显诚因去西安未回，侥幸未死。群众放火烧了官盐局，火势延及两邻骆驼厂和工艺局。凤翔知府傅世炜、清兵参将张明举、凤翔知县彭毓嵩闻警紧闭城门，不敢出城弹压。
晁黑狗等火烧凤翔官盐局后，率众连夜赶往虢镇，捣毁官盐分局，次日黎明又捣毁了蔡家坡官盐分局，阳平、高店、益店等官盐分局无一处幸免。反官盐局的群众将门市存盐分食，对盐库存盐原封未动，对其他商民也未扰侵。
晁黑狗等烧毁官盐局后四、五天，李显诚和西安右营游击刘琦(与李显诚结党营私，凤翔官盐局有其股份)，营务处尚荫，各带七、八百人赶来宝鸡地区镇压，不分黑白见人就捉，押往凤翔城。凤翔知府傅世炜母亲得知比事，责备儿子：“你身为知府，怎能听任刘琦这样苦害百姓?作如此官，不作也罢!”傅世炜也恐“殃及良民”，赶到阳平见了刘琦，“再三婉阻”，叫他只惩办为首的，不要糟踏百姓。争论结果，刘琦将捉到的人全都释放。刘琦阳奉阴违，等傅世炜走后，又扬言剿洗，杀声一起，三县之民，扶老挈幼舍命逃生。勇丁淫掠，营官不究，妇女投河自尽，男的被杀，不计其数。……“是民昔不死于凶年，今竟死于残暴之官吏，吾民何辜?”(引王诚羲奏折)在此情况下，逃乡离境的千余名群众集宝鸡城南的诸葛山里，不敢回家；后经臬司严金清出示安民告示，百姓才散归乡里。
事件平息不久，傅世炜、张明举与彭毓嵩都被撤职。但继任代理知府徐得修、代理知县周丕绅却秋后算帐，派人捉拿晁黑狗、李猪娃、王摇摇和王来儿等。晁黑狗、王摇摇、王来儿等先后被捕，晁黑狗与王摇摇于1904年1月4日被杀害于凤翔城西；王来儿被送押岐山，死于狱中；李猪娃逃往甘肃，次年冬季，在庄浪县被捕，解回凤翔。1905年2月19日，正是正月十六东门外火神庙有会，演戏、闹社火、晚上放烟花，官府怕出事，趁城内大部分人出城看热闹的时机准备处死李猪娃；赶庙会人闻知，都不看热闹了，蜂拥进城，在东城门洞里名厨师杨俭被挤倒踩死；官府害怕群众劫夺刑场，没将李猪娃绑赴刑场，就在县衙门的偏西的桑园把李猪娃杀害，群众无不垂泪，高声呼骂官府。
这次反对官盐局“盐斤加价"的苛政的斗争壮举，虽然失败，晁、李、王等虽不幸身死，但影响所及和威力之大，使统治者不得不作一些让步。官府为了缓和人民反抗情绪，把官盐总局李显诚的委员、麟游分卡司事张士恭、游击刘琦、岐山知县钮福嘉等革职；把臬司严金清、候补知县王荣缓交上司议处；盐价每斤降到五十文。晁黑狗等的起义，也为辛亥革命在宝鸡地区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三)张化龙起义
晁黑狗等反清斗争平息两年多后，扶风县又发生了一场震撼关中的张化龙起义。主要原因还是因官绅勾结包销食盐坑害群众，和清廷为修潼关到西安的铁路，“只议不修”，在沉重的地亩赋税中再加捐，扶风县每斗赋粮由一钱五分增加到二钱三分银。这两顶事都由当地的一个恶霸地主马临太来办，他变本加利的压榨群众，人们提起他来没有不痛恨的，反抗的暗流遍及扶风各地。
马临太是扶风县姜原咀人，他排行十四，也名马十四。马临太常乘人之急以高利贷手段，夺取穷人田产，在扶风和眉县占有耕地3，000亩。在食盐官督商卖时，马临太包销扶风官盐。他用尽种种手段盘剥人民，把扶风盐价由原来的17文，增加到45文，高出其他县四倍，还不准人民到外县购买。他分路设卡，一经查获钱盐没收，人遭殴打。凤翔官盐局被烧后，马临太从那里盐库运回火烧盐当正品盐出卖，还在盐中掺假，更惹起群众的愤恨。马临太这个善于巴结官府的家伙，还包收路捐加银，又借修学堂名义向人民派款，并伙同劣绅杨新、侯二等从中贪污巨款。
扶风县有一武生张化龙，看到人民被压迫剥削得难以活命，义愤填膺，便与陈李村李化虎计议，在全县传递鸡毛信，发动群众进城与县官讲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冬，六、七千农民，扛着锄头、叉把、扫帚、镢、铣等农具会集青龙庙，拥戴张化龙、李化虎率领，敲锣打鼓，举着旗帜奔向县城。扶风知县谭绍裘闻风丧胆，封闭城门，城上布岗。农民在城外高喊“杀恶霸，减盐价!”要见县官，提出三条要求：一、减除路捐；二、减盐价，惩办恶霸马十四；三、查办劣绅杨新、侯二等贪污犯。谭绍裘躲而不出，由书院山长马骅名出城调解，当面答应免捐、减价、严惩劣绅，群众被欺哄散去。
谭绍裘口头答应，行动上顶着不办，马临太更加仗势，反而又将盐价增涨四文。群众无法，只得偷向外县购盐，绛帐村有一农民从武功买盐返家，途中被盐卡查获，竟被活活打死，告状无门，群众愤恨，张化龙怒不可遏，誓死捉拿马临太，为死者伸冤。十月初一(11月6日)群众再次集会青龙庙，由张化龙、李化虎、还有绛帐中村的张应虎、咎家村的咎化熊、邓家村的邓梦熊、赵家村的赵彦熊等，由这“一龙、二虎、三只熊”(群众语)带头起义，中间还加入了帅家沟的帅大旗。当时议定张化龙为总指挥；李化虎、赵彦熊、咎化熊率众捉拿马临太；张应虎、邓梦熊率众捉拿马的党羽杨新、侯二等；帅大旗等率众守住县城来路，以防官兵袭击。
这日清晨分头行事，马临太等闻风逃跑，群众到马家后，众怒难消，痛打了马家管家，放火烧了马临太的盐库、酒房、染房、粉房、药铺，并砸毁马家坟上石碑五、六座。群众出了怒气，喜欢地唱道：“一龙二虎三只熊，他们个个是英雄，青龙庙上扎大营，马十四、杨新弄不成!”
事后扶风县衙四处搜捕起义首领。腊月十九日(1907年2月2日)李化虎、帅大旗、帅怀疆、权占疆先后被捕。二十三日(6日)张化龙带领数十个好汉进城劫狱。张应虎、邓梦熊以肩力扛坏监门，救出四位英雄。知县谭绍裘闻知，率马班追捕，在东大街被刘家堡苟七一杆子扫下马来，掩护劫狱勇士出城。
凤翔知府尹昌龄闻知，报告省府，省上派游击刘琦(刘琦被撤职不久，又官复原位)与张管带率一营军到扶风镇压。张化龙等在情况危机之时，决心与清官府斗争到底，又一次集众青尤庙，组成了一支七、八千人的起义队伍，手执梭标矛刀等武器，上帮红缨，进行战阵训练。清军驻扎绛帐一带，张化龙乘其立足未定，突然勇猛袭击，打败了清军，刘琦等连夜逃兴平退西安。张化龙率义军渡渭到太白山九阳宫处建立营盘，操练士兵，充实力量，决心与清廷斗争。
起义军凭籍太白山势险要，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诡计多端的尹昌龄，使其弟尹昌宏(落第秀才)化名许先生，混入起义队伍，以文人谋士吹嘘，自我标榜；张化龙正缺文谋，任为军师。许以两面派伎俩，挑拨离间，使张化龙与咎化熊，相互疑猜戎备，咎一怒之下离开了起义军。
年关将近，加上太白山高寒，许即乘机煽动起义军回家过年，张化龙得知士兵思归心切，就问许，许说可以放假，“则为人和”。李化虎说：“出事怎办?”许说：“官府都忙于准备过年，趁机放假无妨。”于是起义军放假下山回家。
许密报扶风知县，县衙调集军队，四乡搜查，于腊月二十八日(1907年2月11日)先后将李化虎、帅大旗、帅怀疆、张保、张得荣、张金锁捕捉。张化龙初藏在西坡村他外甥张玉林家，又转藏秦家台秦黑狗家。2月12日清军追踪前来，张知自己不能脱身，以免累及别人，不顾秦黑狗劝阻，他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祸及乡亲!”便挺身就捕。
张化龙被捕的消息传至各地，除夕之夜鸡毛信也传到了岐山、眉县、武功等地，正月初一(2月13日)十余万群众围攻扶风城，高呼：“还我张化龙杀死马十四!”岐山鲁家庄有一青年跃上城头，在土炮轰击中牺牲。群情激昂，怒吼声震动天地，城内官绅吓得魂飞魄散。凤翔知府尹昌龄无奈，战战兢兢俯身城头，欺骗群众说：“大家回去，安心过年，本府县无权处决他们，我报请上级请求赦免，不过多日即可放回。”群众轻信，解散回家。当晚即将李化虎、帅大旗、权占江、张和尚杀害于县城西门外；初三日将张化龙杀害于县城小西门洞内。在大逮捕中，张化龙的侄孙张应虎西走新疆；邓梦熊跑到甘肃董志原(宁县境)一带，以卖武艺为生，先绪三十三年(1908)春天被扶风县差役张辛侦知被捕，解归扶风被杀害。
张化龙起义被清官府血腥镇压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继宝鸡地区之后，渭南、华阴、华县、同州(今大荔等县)富平也掀起了抗路捐，反杂税，反盐斤加价的风暴，整个关中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在关中的封建统治，为陕西的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于1908年11月相继死去，三岁小儿爱新觉罗溥仪当了中国的皇帝，年号为宣统。宣统二年的春天，群众在绛帐村大道旁为张化龙丰碑，碑末写道：“公子捐躯，为全邑人也，而邑人能忘公乎!于是助资立石，爰序其事，以垂不朽云。”碑中不仅记志张化龙为人民斗争的功绩，而且委婉地记述了起事之原由与经过，实际上也是1906年扶、岐、眉等县人民英勇起义的纪念碑。
在旧时代人户增减往往是国家安定、民族繁荣、人民乐业与否的标志之一。清朝后期，由于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剥削，政治腐化，贪污成风、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经济更加凋敝，国穷民贫。在宝鸡地区官府又疯狂镇压人民起义，自然灾害连年，人口大量逃亡，宣统末年(1911)宝鸡地区人口与道光三年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一，大约有一百万人。
出处：宝鸡史话/梁福义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