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始建年代，陈景富《法门寺》一书已作详细考证，但仍有可商之处，现就有关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寺存千佛残碑的年代
千佛残碑是法门寺现存碑石的最早者。碑阴左边有刻铭一行，上下两端都已残缺，中间尚存铭词是：“己卯三月己丑朔十七日乙巳仏弟子淳于舍□”十九字。“朔”字，左偏旁仅存残痕，右偏旁月比较明显，但位置偏右，不在字行的正中线。联系上下日干支，恰为十七天，知其为朔字无疑。“仏”字为北周石刻“佛”字的一种写法。见于北周天和四年的《王某造像记》(《金石萃编》卷三十七)。末一字，上半存“干”，下半残泐，无可确知。但其下部碑石断缺较多，当另有二至三个人名，则半残字应是另一人名之姓，有可能是个王字。除此其它各字均清楚可辨。“己卯”为年干支，其上应有年号，因上部碑石断缺，已无法辨认。可以利用历日推算，以求其具体年代。
从此碑佛像造形和佛字写法可以断定它的刻石年代，当在北魏至北周这段时间里。查这段时间共有三个己卯年：
第一个是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魏书·世祖纪》太延五年载：“三月丁卯，诏卫大将军、乐安王范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四月丁酉。鄯善、龟兹、疏勒、焉耆诸国遣使朝献。”按三月丁卯至四月丁酉共31天，三月大30天，丁卯为三月朔，则丁酉为四月朔。这与碑铭“三月己丑朔”不合。如以三月一日为己丑，则三月不得有丁卯、四月不得有丁酉。故知碑铭历日与太延五年不合。
第二个是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三年载：“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按四月丙午朔，丙午前一个干支即是乙巳，则乙巳在三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而不在十七日。这与碑铭“十七日乙巳”的记载不合，故知此碑也非太和二十三年所造。
第三个是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周书·明帝纪》载：“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师晋公护上表归政，帝始亲览万机。”“三月癸巳，陈六军。”“四月戊午，武当郡献赤鸟。”“五月戊子”诏令制历。“闰月庚申，高昌遣使献方物。”这一年记有闰五月，而无朔日记载。细寻四、五两月干支，中间似有规律，知其当为朔日而未记朔字。按四月戊午至五月戊子共31天。四月大30天，朔日戊午，至五月朔正是戊子。按此三月当是小月29天，由四月戊午倒推29天，则三月朔日为己丑，十七日乙巳，与碑铭所记正合。再用相临年份的朔日来检验：据《周书·明帝纪》武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则武成元年各月的朔日分别是：十二月甲申，十一月甲寅，十月乙酉，九月乙卯，八月丙戊，七月丙辰，六月丁亥，闰五月丁巳，五月戊子，四月戊午，三月己丑，二月己未，一月庚寅，也得三月己丑朔。这就证明：法门寺千佛碑历日，与北周武成元年历日完全吻合，千佛碑应是武成元年三月十七日所立。
武成元年是北周明帝即位第三年改元的年号。前两年没有年号，所以武成也是北周政权的第一个年号。据《周书·明帝纪》载，此明帝在登极之同年曾先“进柱国、转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治有美政。。黎民怀之”。此千佛碑之作，当与明帝登极改元，州、郡欢庆有关。估计法门寺这时或有新的修建。
法门寺另有宋《普通塔记》碑，是用寺内旧碑重刻的。其碑侧尚残存原旧碑刻铭，记有“宇文周太祖文皇帝”、“宇文周太师大家宰晋国公”、“高阳郡公”“申国公”等北周官员及其亲属。知此碑原先也为北周石刻。这样则法门寺北周时的石刻原共两块。难怪唐人写《集神州三宝感应录》时，把法门寺塔列为北周塔。唐距北周不远，所记当接近实际。
二、唐碑所记扩建法门寺的年代
法门寺原存唐大历十三年《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宝塔碑铭并序》碑(下简称大历碑)，现于塔下石室又出土了唐咸通十五年《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简称咸通碑)。这两块唐碑虽记述的是唐代历次修建塔寺和迎送佛骨的事，但对唐以前建寺情况也作了简要追记，为研究该寺始建年代提供了依据。
大历碑载：“此寺大圣真身宝塔者，昔摩伽王之系孙阿育王之首建也”“虽灵奇可睹，而载记莫标。昔者汉□□□，齐梁鼎峙，遭时毁歇，晦迹丘墟，菅蘘不生，□藜无种，祯祥异气，往往间出，故风俗谓之圣冢焉”，“厥有太白二三沙门，摄心住持”，“精诚克孚，指掌斯获，验其铭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
这段碑铭，记述此寺最初所建的塔，当“齐梁鼎峙”之际已毁为“丘墟”，当地称它为“圣冢”。这时有太白二三沙门在此住持，从圣冢里获得佛指骨，还发现“育王所建”的铭刻，于是恢复此寺，仍叫它“育王寺”。由此可知法门寺最初的名称叫育王寺。这和唐代浙江宁波府鄞县的阿育王寺初名育王寺的情况类似，说明佛教初传，民间对阿育王这个名称还很陌生，就以中国的习惯称他为育王了，这反映出此寺在这时是刚刚初建。
碑铭又载：“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事出于古，名同于今。乃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名以记之。”这是记述太白二三沙门恢复育王寺名称之后，大魏二年拓跋育对此寺的扩建。这次扩建，扩大了台殿，加高了围墙和门房，并给寺里度僧，让其供养佛骨。拓跋育扩建此寺，是由于他认为育王传教的事虽出在古时，而“育王”一名却和他这个当代拓跋氏王朝的宗室王子“育”同名同王。事后，他还刻名记载了这事。大历碑铭可能是据拓跋育的所记而记的。
咸通碑载，“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与大历碑铭相对照，知元魏二年即大魏二年。肇申供养即度僧资之。但谓“初启塔基”却是大历碑所没有的。是否拓跋育在“广以台殿”的同时，还建有塔。
那么上述“齐梁鼎峙”和“大魏二年”究指何时?
南北朝时，南方的宋、齐、梁、陈之间，不是鼎峙关系，而是废与立的替代关系。构成“齐梁鼎峙”的时间应在北齐、南梁、西魏三足鼎立之时。《通典·州郡一》谓“自东西魏之后，天下三分，梁陈有江东，宇文有关西，高氏据河北”，正指此时。由此可知太白二三沙门恢复育王寺的时间是在西魏时期。“大魏二年”亦应是西魏某世之二年。按“大魏”实非年号之专名。附以“二年”，应是此魏帝没有年号而作的特殊记年。西魏自大统以后，有废帝元钦和恭帝拓跋廓两世只改年而无年号，且这两世都有“二年”，也都有州牧和小冢宰职的设置，因此要判定碑铭“大魏二年”是废帝还是恭帝，需从魏宗室复姓拓跋和拓跋育降爵出任州牧、小冢宰上作具体分析。
魏帝本姓拓跋氏，太和二十年改姓为元。至西魏废帝末年，宇文泰又复其姓为拓跋氏。《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三年下载：“自元烈诛，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帝不听。于是太祖与公卿定议，废帝，尊立齐王廓，是为恭帝。”《资治通鉴·梁纪》承圣三年载：“泰废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齐王廓。去年号，称元年。复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则复姓是在魏废帝三年，即恭帝元年，亦即梁承圣三年，此拓跋育与淮安王元育，同名同姓，又同时代，应是一人。拓跋育应是元育改姓后的名字。淮安王元育是随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元氏宗室之一(见《魏书·元伟传末附》)，大统年间，曾为魏十二大将军之一(见《周书·侯王陈崇传未附》)，魏恭帝二年(555年)降爵为公(见《资治通鉴·梁纪》绍泰元年)，则他任“岐州牧，小冢宰”职，当是降爵后出任的。这时他已由姓元复姓拓跋氏，故叫拓跋育。这时他已由王爵降为公爵，出任州牧和小冢宰，故称岐州牧、小冢宰。这时是西魏恭帝二年，故称大魏二年。这样姓氏、职名与年份就完全相合，否则就不相合。由此可知，“大魏二年”应即西魏恭帝二年。
有同志引魏前废帝元恭登基诏文“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的话为依据，说：“可见大魏之名由此始。大魏一年即建明二年，亦即普泰元年。”此说不确。
首先，魏前废帝元恭时尚未形成“齐梁鼎峙”的局势，这与大历碑铭所记不合。其次，大魏之名也非从普泰元年才有，而是早已有之。《魏书》诸传和北魏石刻多有记载。《高允传》记太和二年，高允上《酒训》中说：“今大魏应图，重明御世。”《高闾传》记太和三年，高闾表曰：“大魏应期绍祚，照临万方。”《程骏传》记太和五年二月，沙门法秀谋反伏诛，程骏上《庆国颂》谓：“于皇大魏，则天承祐。”这一类称大魏的例子，还见于《魏书》李彪传、甄琛传、广平王匡传、郑义传、孙绍传和《魏书·历志》、《魏书·礼志》等。见于北魏石刻的有太和七年的《孙秋生等造像记》、孝昌二年的《元宁造像记》、神龟年的《魏故济青相凉朔恒六州刺史高植墓志》和永平二年《嵩显禅寺碑》等。以上所举均比元恭登基年早。可知大魏之名不是始于元恭登基，而是早在登基前的五十三年，即太和二年就已使用了。并且直到西魏时仍在使用。如“大魏大统五年”《曹续生造像记》“大魏大统十五年”《吴神达等造像记》可证。拓跋育的“大魏二年”，实际也是西魏称大魏的一例。再次，大魏即魏，它是对魏的尊称，二者之间，不意味有换代的关系。同时，元恭所改的年号确为“普泰元年”，而不叫大魏元年。故知普泰二年，实非“大魏二年”。至于对元恭登基诏文“以魏为大魏”应如何理解，当联系诏书上下文意作具体分析。诏书下文有“官任仍旧”、“品封依旧”、“普汛四阶”、“普汛六级”等语，似意味有他登基的此魏，仍是原来的大魏，因此官任、品封等都依仍其旧。那么此“以魏为大魏”的“以”字，就当从因字义，即：因魏仍为大魏的意思，而不是从这时起魏就变成了大魏。第四，如以元恭的普泰二年为碑铭之“大魏二年”，也与拓跋育“小冢宰”的职名不合。按小冢宰一职始于西魏大统年间，是宇文泰实行六官之制以后才有的。《周书·文帝纪》魏恭帝三年载：“初，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知六卿官为宇文泰专权时的大统年间所置，则小冢宰职也当始于此时，而元恭普泰二年，西魏尚未建立，六官之制尚无，小冢宰一职未置，淮安王元育尚居洛阳，他不可能任“岐州牧、小冢宰”职。加之，此时他尚姓元，还未复姓拓跋氏，他也不可能署名“拓跋育”。显然此普泰二年，不是碑铭所记的“大魏二年”。
另有同志把大魏二年说在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这不仅与拓跋育小冢宰职不能相合，而且与“岐州牧”一职也相抵触。《魏书·地形志》“岐州”下载“太和十一年置”。知岐州的设置，始于太和十一年。太和十一年为公元487年，比延兴二年晚十五年，则延兴时尚没有岐州的建置，拓跋育怎么能在延兴二年任“岐州牧”呢?由此可知，大魏二年也绝非延兴二年。
大魏二年即西魏恭帝二年(555年)，这年扩建育王寺，至三年底恭帝禅位于北周，只一年时间。至北周武成元年(559年)，即寺存千佛碑的刻石年，也仅四个年头。据此知拓跋育扩建后的阿育王寺，已具规模，日益兴盛。
三、育王塔始建年代推测
佛教传入中国，立塔常称阿育。扶风“圣冢”出有“育王所建”铭记，知其当属塔庙一类建筑。此塔毁而成冢的时间，在“齐梁鼎峙”之际，则塔的始建时间，必在“齐梁鼎峙”之前。但此塔不可能是早期的塔。
《魏书·释老志》载：“今洛阳、彭城、姑藏、临淄皆有阿育王寺。”未记扶风，知扶风育王塔寺，不属早期所建。
北魏太武帝毁佛，于太平真君五年杀害当时高僧释玄高、慧崇等人，于太平真君七年三月，又诏坑沙门、毁佛像，毁佛达到高潮。就在此七年二月，太武帝“军次陈仓，诛散关氏害守将者，还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阳。”(见《魏书·世祖记》)。但在岐山之阳，未见记有毁佛的事。知太武帝毁佛时，岐山之阳实无育王寺。
郦道元(466～527)生长在北魏佛教盛行时期，他在《水经注》里每有浮图、佛寺的记载。可是他在《水经·渭水注》雍水下，对扶风育王塔附近的岐山、岐水、周原、周城、中水乡成周聚等记载较详，而对育王塔寺却只字未记。由此知此时岐阳也无育王塔寺的古迹。即便此时已有，也当是初建雏形罢了。
依据上述记载，此岐阳育王塔寺的始建时间，最早不能早于魏文成帝“初复佛法”之年。
《魏书·高宗纪》裁：文成带于“正平二年十月戊申，即皇帝位于永安前殿。大赦，改年”。又在兴安元年十二月载，“乙卯，初复佛法。”此兴安元年就是正平二年。文成帝十月即位，十二月就“初复佛法”，可见文成帝复佛法的紧迫心情。《释老志》记有文成帝复佛法时的诏文，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此诏下达后，释老志载，“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岐阳育王塔位于美阳重镇，为当时“众居之所”。在州郡县承风修建佛图的情况下，有可能修建了此塔。但它不属于“往时所毁”，而系初建。
文成帝之后，显祖、高祖、世宗、肃宗等都是敦信佛教的。特别是到世宗时，崇佛达到高峰，几有泛滥的局势。《释老志》谓：“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同时当世宗之世，西域诸佛教国遣使朝贡，络绎不绝。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到魏肃宗时，修建佛寺，已发展到不可不加限制的地步。《释老志》载：“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所以在神龟元年，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表奏谓：“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下司因习而莫非。”并谓：“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他奏请朝廷“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由此可见，此时僧寺已发展到必须严加限制的地步。因此，岐阳育王寺的建立，就不可能在魏肃宗以后了。
综上所述，岐阳育王塔的始建时间，应在北魏世宗至肃宗神龟初年。最早不可能超过魏文成帝“初复佛法”之时。如为复佛法后建，至大魏二年，已百余年，至“太白二三沙门”时，也近百年。这与此时塔毁成冢的情况是相符的，如在魏世宗景明时建，则至大魏二年，也五十余年。至太白二三沙门，也约四十年。情况也可相合。总之，按实际推测，它的始建时间当在这五十年内。
四、法门寺历代更名与扩修略述
法门寺建于北魏佛教盛行时期，距今已一千五百四十余年。即从“大魏二年”算起，至今也一千四百三十多年。从寺存千佛碑刻石年代计算，也已一千四百三十多年。它是我国现有佛寺中的较早者。
法门寺初名育王塔。大魏二年扩建后名阿育王寺。隋开皇中，改名成实道场。唐武德八年改名法门寺，中宗旌为圣朝无忧王寺，塔曰大圣真身宝塔。文宗开成年改名法云寺。懿宗咸通年，又名重真寺。唐以后，或称重真，或称法门，沿用至今。
法门寺为皇家寺院，历次修建多与皇室有关。始建时，为州郡承拓跋氏王朝“初复佛法”之命，于“众居之所”修建的浮图之一，大魏二年扩建。拓跋育本为西魏宗室王子，加之此时宇文氏代魏继立的政局已定，岐阳又为宇文氏的根基地，故拓跋育扩建岐阳阿育王寺，实际是向即将代立的宇文氏政权讨好的。后来北周官员及皇亲把育王寺作为皇家佛寺来供养，现寺存石碑北周刻铭可证。
隋代李敏复修阿育王寺，也与隋文帝毕生崇佛有关。据《隋书·李敏传》记载，敏父死于王事，文帝养敏于“宫中者久之”。后李敏娶乐平公主之女娥英为妻。此乐平公主是隋文帝的长女，为北周宣帝的皇后。文帝曾假皇后诏“受遗辅政”，遂夺取了北周政权。文帝以乐平公主对他有功，就封李敏为柱国。于是李敏成为文帝宠爱的外孙女婿。因此，他“历蒲、邠、金、华、敷州刺史，多不莅职，常留京师，往来宫内，侍从游晏，赏赐超于功臣”。后来文帝幸仁寿宫，又命李敏当了岐州刺史，复修岐阳阿育王寺当在此时。由此可知，李敏的复修，实为逢迎文帝之所好。
到了唐代，历次对法门寺的修建、改名和从法门寺迎送佛骨等，更是唐王及其大臣亲自所为。史书已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说。宋徽宗为法门寺题词，曾御笔亲书“皇帝佛国”四字。南渡后，金大安二年，德顺僧师伟《奉赞法门寺》诗谓：“百代王孙争供养，六朝天子递修鲜。”正道出了此寺的实情。确实，自“大魏二年”起，历北周、隋、唐长达三百五十余年，法门寺一直是王室所苦心经营的佛寺，它是中国唯一的“皇帝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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