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古代佛寺——M.V发现佉卢文题记以及米兰遗迹
作者:奥雷尔·斯坦因(英)
仅用中楣和墙裙艺术处理手法上所显示出来的不同来作的解释,后来又明显地而且是不期然地受到了其他材料的支持。这个支持来自对已经提到的两条短佉卢文题记之一的解读,这两条题记发现于中楣的保存良好的南面部分。我对它们做了认真的摹写,从少数几个在现场就作了解读的字上来看,我觉得有把握作出下述判断:它们的语言与尼雅、安迪尔和楼兰遗址出土文书上所书写的语言是一样的,都是同一印度俗语。
大象腿上的题记
引起了我特别注意的是,在大象的右大腿上用黑墨清楚地书写的题记(图107)。它由三行组成,短而略微弯曲。虽然书写的文字高仅1/3~1/2英寸,但大象皮肤的白色背景仍使字体显得非常清晰可辨。这样一来,我就很容易看出它们的写法来了。实际上这些字的写法无论在方向上还是间隔上都让人难以捉摸,明显地与写在宫门上方的那些较大的、直而规则的题记不同,后者一看就是出自一个训练有素的誊写员之手。这个样子像准碑文的题记,可能指的就是它下面紧邻的那幅骑马王子像。在大象后腿上的这段书写,看上去如果是用来作诸如命名所表现的场景或演员之类的记载,它又显得过长了。而另一方面它也不像是某些过客偶尔留下来的像“到此一游”一类的粗率题词,尤其是在这么一种经过精心选择的部位上。因此将这些蛛丝马迹点点滴滴串联起来,我就形成了一个模糊的猜测:这一小段题记很可能是一段简要的记载,而它的目的又是与画师本人有关的。
博耶先生的阐释
我几乎忘记了这一猜测,但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三年多以后。当时阿贝·博耶先生从我拍的照片和做的摹写上,对这些题记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是证实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根据博耶先生的详细观察(在他的论文《米兰题记》中,他提供了对这一记载的解读和翻译),这三行题记可以作如下转写:
titasa esā ghali
hastakrica[bhamma]ka
31000
它们可以翻译成下列意思:“本绘画系提它[之作品],该人[为此]接受了3000巴玛卡(Bham makas)。”可能影响到这一解读的惟一的可疑之处在于灰泥墙壁的剥裂,它正从[bhamma]ka一词的头两个字处经过,所缺的字母可以从印度编纂的词典中的梵文词bharman来补足。该词是一种钱币名称,而看上去本题记中的这一词应代表的是它的语音上的派生词。但是正如博耶先生所及时指出的那样,从接下来的清楚的数字以及前一个词hastakriea(意即梵文的haste krtya,“已接受”之意)上来看,这个词的意思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它被读做其他词,也仍然是用来指称某种币值的。
画师的名字“提它”,即梯忒尤斯
然而这个奇怪的小题记的真正意义,可能并不在于它提到了画师得到的报酬。因为如果我们接受博耶先生的翻译(对我来讲其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的话,我毋须犹豫即可以感觉到对tita一词的辨认实则是画师名字的一种所有格,而它与“Titus”的西方名字是相似的。关于Tita一词,我们不能从词源学上和语音学上把它解释成是在米兰废寺所代表的时代里,任何印度语或伊朗语在当地生长出的一种名词形式。另一方面,在很多希腊语与古代印度自西方借用过来的外来语名称之间的相似性,证明了Tita一词就是我们推测的“Titus”一名的一种特定形式。这种形式被用在一个远离印度边界的中亚地区所采用作官方和宗教文字的梵文或印度俗文字之中。①
在印度发现的古典名字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了“梯忒尤斯”(Titus)在公元初期的罗马帝国远东诸省包括叙利亚及其他靠近波斯的边境地区之中,是一个很常用的名字。最近在印度的考古学发现也揭示了这一现象,有一些取有优美的古典名字的人,像题写于迦腻色伽的白沙瓦首饰盒上的阿基西剌奥斯(Agesilaos),还有泰奥多罗斯(Theodoros)和海里奥多罗斯(Heliodoros),他们都被雇用作印度河地区直至印度半岛的王室艺术家和佣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贵霜统治时期。我们有把握作出的推测是,这种状况(不管其早期的年代可能有多么模糊)一直扩展到了印度和伊朗的边境地区,直至公元3世纪(如果不是更晚的话)。米兰寺院的时代不会离这一时期的末尾有多远,这个观点已经被所有上面讨论过的考古学的和题铭方面的证据所充分地证实了。
近东希腊化艺术之影响
这些寺庙中的壁画具有特别的说服力,它们表明了近东希腊化艺术的影响甚至在中亚这个偏远的角落里也是很强和直接的。因此被雇佣的艺术家中,有一个人拥有一个在那个时代从地中海岸到底格里斯(Tigris)河的罗马或拜占庭(Byzantium)之东方题材中很常用的名字,这并不令人惊奇。正是作为一种罗马欧亚人(大量地带有东方血统却又具有希腊化的传统),我想像出了这个绘画一装饰家,他的称号无疑经过浸透了佛教的东伊朗地区,被带到了中国的极边远地方。
近东艺术在巴克特里亚之影响
在他之前很久,还有同样来源的人曾经旅行到了“赛里斯国”,这一事实很幸运地被托勒密《地理志》一书中的一段记载所证明了。在那本书中,他讲到了与连接着叙利亚和赛里斯首都的大贸易路有关的信息。该信息是地理学者提尔的马里纽斯(Marinus of Tyre,约公元100年)通过“一个叫马埃斯(Maes)亦称做提提亚纽斯(Titianus)的马其顿人,以及一个像其父辈一样的商人”那里得到的,那人经此路而派遣他的代理人。按照托勒密的记述,我们可以寻见他们的路线,那就是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出发向东北行,直至他们那个织造丝绸的赛里斯的遥远目的地。我们发现这条路会带着我们经过波斯一直到巴克特里亚地区,在后一个地方佛教曾经建立起了其在中亚的最古老的基地,而且多少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持续繁荣着。有很多证据可以令我们作这样的推论,即米兰壁画的画师可能学会了将他们的技能运用于各个方面,以装饰佛教的寺庙。但是不到巴尔卡(Balkh)附近的废弃土墩以及南面兴都库什河谷里的洞窟进行系统的调查,我们是不能指望清楚地确定希腊化佛教艺术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所接受的伊朗影响之主要阶段的。
有关外来画师本人
在没有对这个小题记(如果其解读是正确的话)所透露给我们的内陆亚洲之艺术史作更进一步的探讨情况下,我在这里可以适当地提到的是一个有趣的题铭方面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我第一次将我推测的Tita即Titus向博耶先生请教时所提出来的。在此我最好是用这个杰出的印度学家自己的话来表述:“关于此我注意到,所谓Tita=Titus之对应,这里面在文字的运用上或许更不规范,我是指与字母ca和[bdam]的痕迹有关的方面:题记的作者毫无疑问就是壁画本身的作者,它们都是由一个外国人留下的,该人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家。”
在殿门上的佉卢文题记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博耶先生对第二行题记所作的解读,这行题记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它写在殿门上方的楣上,看上去出自一个规范的誊写员之手(图106)。我作的摹写非常清楚,它可以作如下解读:
ese isidate bujhamiputre
其意为:“此是伊斯大它(Is idata),卜吉哈弥(Bujhami)之子。”正如博耶先生正确指出的以及题记之位置所显出的,这段简要的题记指的是它下面所绘的骑马王子魏珊闼剌(Vessantara)。他在这里被称做伊斯大它(来自梵文Rs idatta),这一事实很有趣,但我们也毋须惊讶,因为这不过是在各种各样的名字“苏达拏”(Su-ta-na,梵文作Sudāna)、“须大拏”(Hsü-ta-na)和Sudams tra中又增加了一个而已,由此看来Vessantara(Vis vantara)一名在佛教传说中是很著名的。是否其他一个未知的名字Bujhami指的就是Vessantara的父亲Sanjaya或者他的母亲Phusarī——正如在Jātaka文本中所分别指称的那样,这尚无法确定。在我们的写卷发现物之中,关于这些名字的新形式,可以从有关传说的一件粟特文或其他中亚版本中寻找到。
对壁画进行照相之难度
这些题记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摹写的办法来获得其副本,但是对于壁画来讲则不同了。我发现要想对壁画作一种具有艺术和考古学价值的摹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甚至一个在特别的感光板和设备下工作的职业摄影师,也可能会发现他用尽了其技术和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来确保这些壁画色彩的和谐(它们在通常的环境下常常是被刮擦过或局部损毁过),但也常常是事与愿违。而对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来讲,我对它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在萧瑟寒风之中,我拘束在一个低矮的角落里,为的是给绘在地面以上和一条曲折的围廊墙上的墙裙拍照,而那围廊才7英尺宽。强烈的风刮着,整日整日地使拍照变得不可能;要么就是厚厚的尘埃,弄得光线如此地差,以至于必须延长曝光的时间,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我的照相机的风险,使它在寒风中颤抖着,从而影响了照片的效果。严寒使得拍到令人满意的底片的难度极大地增加了,寒冷还使得在夜间冲洗底片变得不可能起来,除非我冒着底版在帐篷里被冻住的危险。为了减少失败的风险,我在拍摄壁画时尽可能地用不同的光圈和曝光多拍摄几张。但当四个月左右以后可以冲洗底版时,我却发现要拍摄的照片还远远不够,差得太多。作为这一局部失败之结果,必须在通过“照相铜版”复制出令人满意的照片以前,在印制图89~95、98、105、106中的那些照片时作进一步的处理。我很荣幸地将这一细致工作托付到了我的朋友F.H.安德鲁斯先生手中,他在这方面极为称职。由于将艺术家的眼睛与考古学家的精确结合在了一起,安德鲁斯先生的帮助和“润色”使这些照片的成功复制得到了极大的保证。
移走壁画之风险
我感到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用彩色照片的方式将那些优美的壁画复制出来。可替换的办法就是将那些壁画从墙上取下来。不管有多么的勉强,我觉得这种将一块中楣之类的壁画按某种易掌握的尺寸切割下来,是准汪达尔人式的文化破坏者行为,我应该限制自己去做这样的尝试,而且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以及适当的方法和时间。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我要实行这么一项实际上是破坏性的行为会冒严重的风险。这儿殿堂墙壁上的灰泥从材料上来讲与M.Ⅲ不同,它由两个不同的层组成,其中外层明显地处置得很好,而且还打磨得很光滑。但是这一层仅有大约1/4英寸厚,很脆弱。内层大约1英寸厚,更酥脆,仅混有一点点草,因此也比M.Ⅲ的灰泥表面更容易破裂。后者在表层上很单一,混合有大量的碎芦苇,因此更具黏合力。当我在奈克·拉姆·辛格(作者的助手——编注)帮助之下,小心翼翼地移走墙裙上戴弗里几亚帽的头像(图108)以及男子头像(图109)之时,我发现我们是不可能阻止那些灰泥的外表层部分破裂成碎块的,因为其内壁的疏松黏土已变得很松动了。
因不能移动壁画而造成的延误
我勉勉强强地才认识到,除非我一开始就采用一种挖坑道的办法,将表层后面的砖墙系统地挖掉,并且使用一些特殊的器械先把弯曲的黏土质拉毛泥墁壁面加固一下,然后再取出它们,否则我甭指望能获得任何较大一点的壁画块。确实的,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我成功地在我那缺乏各种条件的沙漠营帐里即席创造出一些设备,也仍然需要牺牲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实践这些艰难的行动,并且保证将这些壁画安全地包装好,以作长距离的运输。考虑到从穿越罗布沙漠到敦煌的路途之中所面临的自然方面的障碍,以及还有工作等在前面,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对我的计划作了变动。很显然,我不能延迟我的探险队的启程时间,因为我对此举没有把握,而到2月份的下半月之后,在东面的远处还有新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但是我又感到那样的遗憾,我不得不离开壁画现场,而听凭它们再一次被置于这寺庙所能够接收到的任何填充物的保护之下。我曾经尽可能地将壁画暴露在光线之下,而这些光线它们已有数世纪未接触过了,同时我又忙于对这古代聚落的其他散布遗迹的调查之中。最后的对殿堂的回填工作直到2月11日才得以完成。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当我目睹着那些精美的画像慢慢地消失在沙子和黏土碎屑之中,在冬日沙漠的凄凉之中,这些画像在我的眼中看上去却充满了生机。更令人悲哀的是,如果我能够预见到15个月以后这些遗迹注定要目睹苦涩的人间悲剧以及我那勇敢的“手艺人”奈克·拉姆·辛格注定要成为牺牲品的话就好了。②另一件接踵而来的事可在下一个注释中找到有关的记载。③
M.Ⅳ废土墩
对我来讲,剩下来的事就是描述一下那些分散的属于米兰遗址之较早期聚落的废墟。我对它们的描述很简要。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一种倾颓的佛塔堆,其类型很常见,不带那种围绕着的带圆顶的圆形建筑物。由于很久以前就遭受到“找宝人”的挖掘,没有什么遗迹能提供出一些值得发掘的地方。从平面图上来看它们之中最大的是M.Ⅳ,它是一座颓毁得很厉害的长方形黏土建筑,位于M.Ⅲ西面大约40码(图1最右面)。其最长的一面在南面,长约46英尺。靠近西南角部分的土坯已被风力侵蚀成了碎块,但仍然还高出原始地面以上大约12英尺。从北面起,有人挖了一条坑道进去,经过土坯堆一直挖到了一座32英尺见方的方形实心基座中心附近。这基座的尺寸我做过认真的测量。它很可能是一座殿堂或佛塔的座子,在它的东面还有一些后加上去的晚期建筑物,也许曾做过小庙宇或者台阶。在其稀少的遗迹后面,仍到处可分辨出原始基座上的灰泥模制物。在这基座中心挖的一个坑一直通到了自然地面上,但除了少量的可能是人类的小骨头之外什么也没有。土坯相当硬,有16英寸见方,厚度5英寸。
M.Ⅳ、Ⅶ佛塔废墟
M.Ⅲ以北大约70码处有一座实心的土坯堆M.Ⅵ(图1、101),其高度将近有20英尺,但它的表面颓毁得太厉害,以致无法确定其原始形状和大小。它的北面看上去受损害最少,量起来大约有46英尺,据我推测这废墟——毫无疑问它是一座佛塔——曾有过一座方形的基座。土坯的尺寸平均为16英寸×10英寸×5英寸。由“寻宝人”挖的一条坑道从南面一直通到了中心。最低的土坯层仅高出现在的地面大约1英尺或2英尺。另一座废弃的佛塔土墩M.Ⅶ(图110)在东北大约340码处,尽管是用大约相同尺寸的土坯建造,其表层同样也受到了毁坏。它的基座看上去约有41英尺见方,上面的上层建筑的布局和大小已经看不出来了。废墟的现存高度将近24英尺。在这里也是有一条坑道,一直挖到了佛塔的中心部位。从图110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条坑道是在西面。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遗迹周围地面所受到的风力侵蚀出奇的小,加起来仅有1英尺。它与那一组废墟(M.Ⅲ-Ⅶ)北、东、南三面所发现的稀少遗迹很不一样。在对地面的结构作认真的检查以后,我被引导着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遗迹脚下的土地之所以被风力侵蚀减低到目前这样一种轻微的程度(没有一处地方超过3英尺或4英尺),可能是由于其所处的凹地位置提供了一种遮蔽作用所致。
在雅丹上的建筑遗址
有意义的是那种处于较高位置的裸露砾石平原,分布在这一组遗迹的东北和南面,其间点缀着散落的雅丹似的黏土台地。这些台地的垂直高度就是风力侵蚀所达到的效果。在这平原的地面上,散布着大量的碎陶片。在这些台地之中,仅有一处风蚀地还存在有建筑物的遗迹,这块台地位于M.Ⅲ东北大约700码的地方。它们由一道东西走向的墙组成,墙长约80英尺,沿着一条雅丹的边沿分布,高约8~10英尺,其右角上还附带有一道较短的墙。土坯堆大约有3英尺厚,没有一处地方高过5英尺或6英尺,它由规格为18英寸×10英寸×4英寸的土坯构成。南面是一块壁立的黏土台地M.Ⅸ,距M.Ⅲ大约450码,带有高15~16英尺的陡坡,其上面曾被一座从内侧量起来有6英尺见方的小建筑的墙所占据。这些墙的高度现在还不足5英尺。对它的清理的结果未出土任何遗物,但却证实了其土坯的尺寸大致与M.Ⅲ和Ⅴ中相同。不管其特征会是什么样子,建筑物的时代也是大致相同的。
古代渠道线
这块台地的西面是一条明显的堤坝,其走向有一点曲折,但总的方向是南北向。它清楚地表明了一条古渠道线的遗迹。在东面可以看出其他两条轻微的分叉线,具有相同的特征。在这里我可以提及的还有土坯堆M.Ⅺ,它位于前面提到的渠道线西面的高台地上,在M.Ⅲ西北西方向大约500码处。其高度大约15英尺,看上去似有一座17英尺见方的基座。在这座子里也有挖掘的痕迹。它的土坯较大一些,有两种规格,分别为21英寸×14英寸×4(又)1/2英寸和17英寸×13英寸×4英寸。在M.Ⅸ东面分布着大量的小雅丹台地,此外在从M.Ⅲ~Ⅴ到吐蕃古堡的道路北面也发现有一些雅丹台地,它们上面都分布有一些小的古代陶器碎片,但有一点例外的是上面没有任何的建筑物遗迹。在这些风蚀台地顶部曾经可能占据过的以及使得它们的地平面得以逃脱被减低命运的任何遗迹,必定是被彻底地吹蚀掉了。
穹窿顶房屋废墟M.Ⅹ
刚才提到的例外由一小组壁立的侵蚀台地组成,它们位于吐蕃古堡西南角之西南方向约340码处。这些台地中的一座可从图111上看到,大约有11~12英尺高,上面遗存有一座塔似建筑(M.Ⅹ)的垂直部分,虽然很小但具有别样的建筑情趣。正如在图112上所看到的那样,它的墙壁外侧受损毁很厉害,而且它的南和东面一道消失在实心的基座之中。然而它的内侧保存状况良好,足以显示出其内部的结构状况。它由一间小房子组成,7英尺见方,上面有一个半球形的穹隆顶。这建筑大约有12英尺高,它所依靠的基座是一种实心的土坯堆,高4英尺8英寸,用一种平均规格为16英寸×8英寸×4~5英寸的土坯建成,其间间隔以厚6英寸的黏土层。房间的边墙也是用同样的土坯建成的,其高度一直到地面以上大约4英尺2英寸,在那里它通过在角落放置突角拱的办法而变成了一种八边形。穹隆形顶建在八角形上面,它用由梁托支撑的水平的成层土坯建成,其中最低的土坯层从地面以上6英尺4英寸处起建。穹隆顶和突角拱的拱顶所使用的土坯被焙烧过,其规格为16英寸×8英寸,厚3.5英寸。
在穹窿顶下的使用突角拱
单独使用烧土坯的现象,足以使这座小寺庙在这处遗址中变得与众不同,但是更有趣的发现是所使用的那种自方形向圆形的转变方法。将突角拱(在法语的建筑术语中称作trompe,意即突角拱)用作在“一种方形基座上安置穹庐形顶的方法”,已在公元4世纪以来的叙利亚、小亚细亚以及近东其他地区的建筑中得到了大量的验证。从那里起,这种方法又通过拜占庭式建筑而带到了西方。但是所有的权威们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这种建筑特征仅仅是拜占庭艺术自中东学来的东西之一,而这种突角拱又是起源于波斯以及一个更早的时期。在这里既没有地方也没有必要来讨论它的建筑特征以及功能。但我可以指出的是,像那种在突角拱面上安插窗子的做法——正如图112中所显示出的在M.X的穹庐形小房间上保存下来的那种窗子,它也在现存的看起来是最早期的波斯突角拱例子中得到了反映。
突角拱里烧过的楔形砖拱
这个遗址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其可能代表了与西部伊朗及近东建筑方式保持过接触的一个更遥远的地点。由此看来我应该特别提到的是,M.X的突角拱顶是通过烧过的楔形拱砖方式来实现的。这些楔形烧砖被排成一种连续的尖弓形,每一个在高度和宽度上都逐渐地减少。据我所知,它是新疆地区用楔形拱顶代替梁托的最早期的例子。同样有趣的还有突角拱以及它上面的穹隆顶,它们是用烧土坯建成的,而其余的建筑物部分则用土坯来建造。另一个相似的差别在于明显地根据建筑的缘由而采用的材料,它在早期波斯的穹庐形建筑中亦很常见。在波斯的例子中,烧土坯的穹庐形顶是通过将突角拱建在用粗切割的石块建成的方形墙壁上的方式来实现的。
西亚的圆形殿堂
在这里我应该顺便指出,这种在建筑方式上与公元初期西亚建筑物之间存在的相似性的联系(这我们在M.X的例子中已经看到了),还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在M.Ⅲ和M.Ⅴ寺庙中所观察到的建筑特征方面的真正意义以及相互关系。这些遗迹所显示出的圆形殿堂平面,同样也在近东的晚期异教徒和早期基督教的建筑中很常见。有大量的考古学证据来支持一个由很有才能的权威们得出的观点,即这种平面呈圆形的布局方式,最初起源于东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肯定的是,在君士坦丁的大建筑活动将这种圆形布局连带那种密切相关的八角形结构介绍进拜占庭建筑以前,它对希腊化东方来讲就已经很熟悉了。在那里,那种“中心化”的建筑形式是寺庙中特别受人喜欢的方式,这些寺庙中有一些很著名,例如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塞剌佩翁(Serapeion),它将被古典世界所采用的起源于亚洲的仪式融入了其不同宗教信仰的潘提翁(Pantheon)之中。④
与伊朗及近东建筑的联系
关于在米兰的圆形寺庙与其犍陀罗总部及希腊化东方例子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联系这一有趣的问题,在这里我已不能够继续讨论下去了。我也无法对史特拉兹高斯基教授的重要观察作更多的关注,按照他的观点,就前伊斯兰教时期而言,在波斯发现的那种穹庐形顶主要是放置在方形建筑之上的,而在希腊化艺术之中则主要是放置在圆形或八角形建筑之上。很清楚的是,不管这些问题对研究东方建筑史的学者们来说具有多大的魅力,在我们找到更多的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到帕米尔高原的关系链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去期待着得到有关这些问题的有把握的答案的。我觉得要发现这种关系链,具有更大可能性的地方是在古代巴克特里亚及其邻近地区。我需要再次地重申一下我那个夙愿,即这些问题应该进入考古学的研究之中。
M.X遗址的遗物
土坯的碎屑连同芦苇草及粪便垃圾充满了M.X小殿堂中保存下来的角落,其高度将近4英尺。除了陶器碎片以外,还出土了各种各样的小毛纺织品布片,以及一些与尼雅遗址中所发现的相似的纺织品。除此之外还出土了1卷软奶油色的丝绸。从其末端已很残破之状况上来看,这卷丝绸可能被用作一种腰带。其从织边到织边之间的宽度为1英尺10英寸半,这种尺寸超出了后汉以及秦(Chin)朝时期丝绸的标准宽度约两英寸半。关于素织织物,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状况来讲,是无法作哪怕是大致的断代的。但是从它的一般状况以及出土位置来看(发现于地面之上),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很残破的“腰带”是被某位后来的过客弃置在那里的遗物,那人或许曾在这里寻求遮蔽,而当时这房子的屋顶尚在。
M.X的风力侵蚀台地
关于遗址的古老性,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建筑特征之外,还可以从其周围存在的风蚀“目击者”之深度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图111)。深切的侵蚀沟将遗址与其南和东面邻近的其他三四条雅丹隔开了,这些都明显地标志着一度被一组建筑物所占据的地面之原始范围。这些雅丹中的一条位于M.X以东大约80英尺,上面遗存有一座用土坯建造的建筑物遗迹,其大小看上去有16英尺见方。土坯规格与M.X的土坯相同,其北面仍清楚可辨,厚3英尺。紧靠着它的风力侵蚀沟沟岸几乎壁立,其底部低于墙壁所代表的原始地平面有17英尺。
在砾石表层之下的侵蚀土层
这一极度的侵蚀效应清楚地从图111上反应了出来,它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惊讶,我看到了它周围的“萨依”上几乎遍布着的细砾石。但当我对这些雅丹的斜坡上暴露出的土层作进一步的观察时,我就看出了这种细砾石表层其实很薄,而它下面的土层则是由软的河相沉积黏土所组成的,其间夹杂着少量的小砾石。那表层的砾石层并不足以有效地保护住它下面的土层,使其不受到被侵蚀的命运。相反地,这个砾石层还扮演了一种侵蚀力的帮凶之角色,它使得那些特别暴露在侵蚀力之下的地面构造更易于遭受到强烈的东北风的吹蚀。由占据在暴露位置上的建筑物所提供的抵抗性,也会产生出一种风力涡流效应,并因此而加强当地的风力侵蚀能量。
独特的地面
M.Ⅻ塔
在宽阔的红柳沙丘覆盖的地带,其表层的土的状况亦很独特。这些红柳沙丘一直扩展到了遗址区的北面。在那个地带,所有那些介于红柳沙丘之间的裸露地带上面,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小砾石。但紧接着砾石层下面,出现了一层厚厚的细尘土,看上去被河相的黏土所打破,人或牲畜的脚可以陷进去很深。这种现象很奇怪,它像那种被水所悬浮带来的流沙。在这里,距M.Ⅱ北—北—西方向大约1英里,我那个罗布人向导托乎提阿洪指示给我看我们在这处遗址中所能够找到的最后一处废墟。那是一座“炮台”(P‘ao-t‘ai)似的塔(M.Ⅻ),其底座大约有18英尺见方,用18~19英寸×9~10英寸×4英寸规格的土坯坚固地建筑而成。土坯堆略微向内侧倾斜,仍高出地面以上大约12英尺。此处的地面极少受到任何的风力侵蚀破坏。当然,那塔肯定是建在其周围迷宫似的红柳沙丘形成以前。这里的红柳沙丘的高度可达到16英尺或更高,它们足以证明塔的古老性。像1914年在更北面2/3英里处所发现的另一座相似的塔一样,这座塔也是被用来作守望之目的的。
遗址的年代
古扜泥的聚落
很显然,在这样一个极迷惑人的红柳丛地带,其他的一些遗迹会很容易地逃脱出人们的注意力。事实上,当1914年再访此遗址时,我发觉在这个地带上还有两座更小的废墟。它们的被发现修改了我的关于这个遗址的一般性的结论,这些结论是从我上面描述过的发掘结果而得出的,它们曾使我们描绘出了关于这处废弃遗址的历史。在我看来,它们证明了所有这些被调查过的遗址,除了惟一的例外M.Ⅰ古堡之外,其时代可追溯到一个大致与楼兰遗址所属相当的时期——即公元3世纪和4世纪早期;而且它们还证明了其放弃可能发生在人类在楼兰的占据终止之时。与这些佛教寺院和佛塔一起,肯定曾相连着一些聚落,它们应是鄯善的“故东城”——扜泥。我相信通过对前面所检查过的中国史籍之分析,极可能会得出这一观点的。
未找到居住遗址
当公元8世纪M.Ⅰ古堡被兴建之时(可能接近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之末期),这些寺院肯定都已经化作废墟了。从现有的考古学资料上来看,我们尚无法确定米兰的聚落在这个介入期期间持续存在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处在什么条件之下。没有发现任何可资确定这个时期的建筑物遗迹。所有属于那个时期的以及与吐蕃占据同时期的聚落居住遗迹,或许已全部被埋藏在或者是仍能够进行灌溉的河流地带之下,或者是埋藏在现在仍从河流里接受地下水、而且上面长满了红柳沙丘的地带之下。还没有迹象显示出,在吐蕃时期之后这遗址还一直被人类占据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的假设是:当六个多世纪以前马可·波罗经过这里时,它也是那样一副孤立的废弃地的样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我初访此地几年以后,那个小罗布拓殖点安置到这地方时为止。
① 必须考虑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Titus向Tita的转写不可能是从一个操印度语地区介绍进来的,但是它被这样一支人群所采用:对该人群来讲,对齿音和脑音之间的明确区分就像对欧洲人来讲一样,也是不相干的。甚至在西北边境地区操印度语人群之中,我们发现那些毫无疑问是转借过来的名字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用t来顶替希腊语的t。
② 奈克·拉姆·辛格在被作者派遣返回米兰遗址拍照这批壁画过程中,因青光眼病发作致双目失明,并于1909年底去世。——编注
③ 当1914年1月我重返米兰时,我发现M.V圆形围廊的南部分已经暴露出来了,而南拱门上的大部分壁画已经剥落,其余的也因暴露而全部毁坏。根据罗布人(Lopliks)的说法,这些事都是三年多以前一个日本旅行者干的,那人在遗址里停留了好几天时间,是他在剥离壁画时将这些地方揭露开的。现在只得做这样的期待:不管这些事情是怎样的,它们也许已平安地抵达了它们的目的地,并且在不久以后就被学者们所接受了。
遗憾的是,我有过多的理由来担心由于紧迫而敷衍了事的工作方法从而糟蹋了这些壁画。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出,那种切割壁画后面土坯墙的办法(我们发现这是安全地移动这些壁画的一种基本方法)并不曾被试过。幸运的是北拱门的墙裙,由于伊布拉音伯克(作者的维吾尔族随从——编注)所提供的保护而尚未被扰乱。对这部分壁画的移动,在我的指导下,由奈克·拉姆·辛格的很能干的后任奈克·夏姆苏丁(Naik Shamsuddīn)——他是第一流的坑道工兵和矿工——以及另一个印度助手成功地实施了。这项工作不管事先怎样认真地准备了一些设备以及我们在高压下持续不断的工作,它全部下来还是花去了12天时间,这就是我的结论性的证据:我第一次访问这里时就已经正确地估计到了其中所涉及的技术性难度。——原注
④ 关于那种令人惊奇的相似性,我在这里忍不住要作一些简要的说明。米兰的两座寺庙中用来庇护小佛塔的圆形殿堂,表现出了流行于近东地区之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教堂中的圆形或八角形建筑的特征和目的。这种类型的建筑(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十字形带中央穹隆顶的建筑)尤其受到了基督教殉难者或纪念性教堂的特别垂爱。由君士坦丁和海伦(Helena)建在耶路撒冷(Jerusalem)的耶稣墓(the Holy Sepulchre)和奥里弗山(Mount of Olives)上的带圆顶的圆形建筑物,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君士坦丁将这种类型规定为基督救世界应该接受并仿效的榜样”(G.L.贝尔小姐:《一千零一座教堂》,430页)。
在近东,这种圆形或八角形建筑方式看上去一度也被用于教区教堂之中。但是有意义的是,在欧洲它还例外地被保存在浸礼会以及殉教者的教堂之中。在后者以及佛教“纪念性寺庙”(例如我们在犍陀罗以及塔里木盆地中所发现者)之间所存在的目的上的密切朕系是足够明显的。贝尔小姐很恰当地指出了这一事实,即:这种类型的建筑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等地特别常见,那些地方极有可能在前基督教时期就被人们用来作崇拜的仪式。我们期待着我们中的某一个人能脱颖而出,该人熟悉为印度和中亚发现的大量遗址所证明的当地崇拜之延续情况。《一千零一座教堂》中很多在喀拉达格(Kara-dāgh)的教堂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在小亚细亚的其他一些基督教教堂所占据的位置,可能都被印度崇拜者用作了“提尔它”(Tīrthas),或者被其他的佛教徒用作为他们的圣地。
不须特别指明就可以看出,这种圆形平面布局从建筑角度来讲最适于那种可安置佛塔的寺庙,以及那种围绕着最早期的印度佛塔建筑物的圆形“佛教围廊”,后者在巴尔胡(Barhut)和山奇(Sānchi)可以看到。这种建筑方式可能就是在犍陀罗和米兰所发现的那种圆形殿堂的原型。但是这种无疑是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建筑原型是否就是惟一的,以及是否它使西方也感觉到了它的影响,这还是一个问题。要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必须等到我们知道更多的关于佛教向东伊朗传播以及它可能将其建筑方式也带到了那里的信息后,才能有所解答。——原注
路经楼兰/(英)奥雷尔·斯坦因著;肖小勇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