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涉及交通不便利、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较多处于内陆的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长久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错综复杂，不管是资源丰富还是贫瘠，都容易被全球分工机制外围化和边缘化，如何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合作与发展，成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课题，基于集聚—分工的产业和空间共生演化规律，以及信息时代的模块网络化机制一定程度上提供一种实践思路。①
　　一、促进中心城市与分工网络共生演化
　　产业发展在集聚和分工扩张过程中实现，并表现为中心城市在分工网络扩张基础上实现崛起，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也更趋紧密，因此，促使集聚与分工扩张机制发挥作用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原则和宗旨。
　　首先，创造集聚的外部条件。有限的市场规模难以支撑产业聚集，以及发展到一定规模而引致的分工深化。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国内市场容量小往往是制约产业发展和分工深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扩大市场潜力，创造产业集聚的条件，是培育产业兴起的前提。创造集聚外部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通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实现硬件通达性，降低市场的硬件壁垒，以及通过签署贸易协议、减少规管等方式提高软件通达性，降低市场流通的软件壁垒；第二，引入先进的运输技术，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的便捷性和速度，为产品流向更广阔的市场范围提供条件；第三，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流动的自由程度，以便于生产集聚、产业集群的形成。
　　其次，通过情境转移发展新型产业。新产业的发展建基于情境的形成，若由经济体通过自身演化实现产业演进，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全球化使商品要素流动程度提高，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均加速情境转移，从而使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能够脱离原有产业演化路径，而直接发展更新型的产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状况下，更有必要通过加强开放，引进较为先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嫁接新型产业发展的新情境，并随着情境的扩张培育新型产业，以及为后续分工深化创造初始推动力。
　　再次，促进群体互动和文化衍生，助推产业集聚。新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更大规模的群体在新情境下通过互动形成新的认知、新的共识，亦即衍生出新的文化，并通过分工协作，促进产业规模扩张、效率提升。新文化一旦形成，将对促进群体聚集、分工效率提升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些新文化形成，又与产业演进密不可分。在新情境中引导新文化的衍生，成为各国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后，在夯实分工网络基础上促进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依靠自身力量拓展分工网络、实现中心城市产业升级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往往因为外部世界对自身初级产品的需求，而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外围，难以实现自主的产业演进。因此，欠发达国家需要与周边更为庞大成熟的分工网络实现对接，通过增大市场潜力、转移新情境，培育新兴产业，并将自身中心城市产业升级构筑在开放广阔的分工网络基础之上；自身的分工深化和产业发展，也将扩大分工网络的整体规模，从而亦为合作方提供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实现合作参与各方的共赢。
　　促进产业集聚的规模，以驱动分工实现自我累积循环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欠发达国家正需要利用合作以扩大市场空间和潜力的方式，促进集聚与分工扩张机制发挥作用，以逐步走向中心城市与分工网络共生演化的发展道路。
　　二、建构自主转型系统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转型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问题的复杂性和模块网络化机制的特殊性表明，丝绸之路成员方不仅可能，而且有必要建构自主转型系统，以符合自身及时代发展需要，这成为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战略(如图3-4所示)。
　　第一，模块网络化使生产系统对异质产品产生巨大需求，任何多样化、小批量的“长尾市场”②都可能为模块网络化提供潜在发展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丝绸之路国家和地区均能纳入模块网络化发展体系。
　　第二，模块网络化使生产过程的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不仅生产制造领域走向技术升级，而且信息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不断衍生，以及随着劳动者对农产品需求量和品质的提升，农业生产领域也走向现代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模块网络化机制下趋于共生演化；由于企业专业化和异质化的前提是创新，而这有赖于劳动者心智的开发，因此，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供给成为“三化”共生演化的重要基础。模块网络化使生产系统越趋复杂，也为越来越多企业走上各自的异质化方向提供可能，由此，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能在模块多层级分解中选择不同的专业化和异质化方向，并通过人力资源的培育和供给，继而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各自的产业升级与转型；而且，基于模块分解的网络内在联结性，各国和地区的异质化方向成为同一网络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彼此只有通过密切合作实现联结才能共同发展。
　　第三，在模块网络化驱使生产分工不断细化过程中，能承受高租金的高新产业聚集在城市中心，租金承受能力下降的产业不断向外转移，空间调整过程产生内在联结的层级化产业聚集空间结构，即“三化”与城镇化趋于共生演进，模块网络化提供区域发展和转型的强大动力。
　　第四，不管是人力资源的培育，还是城镇空间的改造，在模块网络化发展中都日益表现出公共产品特性，需要由同样趋于网络化发展的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组织高效地提供相应服务，即公共服务成为全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与所服务的市场形成协同关系并共生演化，两者不可分割。
　　第五，模块网络化的发展对更大范围的市场开放存在巨大需求，对于转型或发展中国家来讲，幼稚产业的成长有个过程，其承受国际竞争挑战的范围会不断变化，而且各国能够达到的市场通达程度也取决于国际谈判，因此，影响国际市场运作的国际公共服务在开放环境下也构成全产业链的延伸部分，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提供订制化、富有弹性的国际公共服务，以满足生产系统产业升级的需要。
　　可见，基于模块网络化，差异化的产业演进方向成为可能，且各产业演进方向内在联结；并且，异质化的产业演进需要依托于各自国内外公共服务的供给，即形成本地化、自主的转型升级系统。由此，模块网络化的发展特性表明，其一，发展水平各异的丝绸之路成员方有可能找到各自的转型方向，且各发展方向内在联结；其二，丝绸之路成员方的发展及与外部合作关系的拓展，归根结底取决于自主的转型升级；其三，面对强大的转型压力，丝绸之路各成员方只有依托于各自主转型系统，才能巩固各自可持续的分工地位，不至于陷入外围而难以自拔。总之，基于模块网络化的自主转型系统的建构，为各方自觉参与合作、实现共赢提供可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三、驱动共生协同转型
　　古丝绸之路开辟了在陆权时代，由亚洲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两大经济中心驱使，彼此商贸、文化互通带动诸如撒马尔罕城等丝路沿线欧亚非各驿站、集市、居民点、城市共同兴起和发展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模式③。在模块网络化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样需要在扩大市场通达范围的前提下，基于全新理念和逻辑建构共生协同转型机制，从而为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指明现实路径(如图3-5所示)。
　　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各地区建构自主转型系统是根基。其一，任何地区基于模块网络化而展开的分工细化、专业化、异质化，都有赖于各自以人力资本累积为核心的国内外公共服务供给，市场与政府不可分割，且具有区域独立性；其二，自主的转型系统为各国、各地区的主权独立奠定基础，从而使平等的国际交往和合作成为可能；其三，自主转型系统的构建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可能突破外围陷阱，实现经济社会繁荣，由此为地区稳定和提升购买力创造条件，这有助于可持续地扩大国际市场规模以及夯实国际合作基础。
　　其次，提高延伸至欧亚的内外市场通达性是必要前提和条件。市场通达性水平的提升，使各国、各地区的微观主体和组织得以最大程度地集聚异质产品需求，从而可以参与模块分解，并实现各自模块的规模化生产，继而走向异质化和专业化。也就是说，提高市场软硬件通达水平为模块网络化的运作创造条件，也使各地区建构自主转型系统得以成为可能。由于欧洲和东亚两大经济圈之间的中间地带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规模较小，仅仅连通欧洲与中亚，或者东亚与中亚都难以达到集聚市场需求、重构生产系统的目的，所以连通欧亚变得确有必要，这使中亚在两大经济圈互通商贸过程中通过发挥联结功能参与其中，并逐步走向共同发展。而且，从模块网络化初步发展的20世纪末以来，北美和东亚因跨越太平洋的运输相对便利等因素作用，彼此一体化程度较高；而欧洲国家六成以上的贸易活动主要与区域内国家展开，这与欧洲和东亚间海洋运输路途较远、陆路通道并不通畅有一定关系④。由此，打通欧亚商贸通道，特别是陆路通道后，欧亚两大经济体驱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商贸往来和合作仍有广阔发展空间。
　　再次，各地区走向差异化发展方向。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和地缘优势存在差异，在模块分解中，各地可以选择各异的专业化方向。如从中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代表性地区来看，以喀什为代表的新疆地区有一定工业基础，且毗邻中亚国家，可发展成为面向中亚的商品贸易、加工制造和国际物流中心等。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在中国东向开放中发展相对缓慢，并累积起多层面的发展问题，如工业亟待升级、能源利用和可持续开发、农业现代化发展、生产性服务衍生、环境保护、城乡协调、跨区域政府间合作等，陕西所面对矛盾的综合性给创新自主转型系统、实现“四化同步发展”提供典型的试验区；虽然陕西已不能像在古丝绸之路中那样，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驱动端，以及在亚欧大陆桥中的地理位置也并不占优，但陕西在创新和建构自主转型系统中所累积的发展经验、知识和技术，可以成为服务贸易的核心产品，它们通过文化传播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由此奠定陕西的独特地位。此外，上海在国际金融服务、生产制造基础、生产性服务供给等领域可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支撑；以及上海和北京分别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城市和秘书处所在地，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协商合作提供了国际公共治理平台。
　　最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参与方走向“共生协同转型”。一方面，在各国、各地区融入模块网络化并走向企业异质化、地区差异化过程中，模块分解与网络联结使企业、地区、国家成为国际全产业链的共同组成部分，彼此无法分割，只有不断强化合作，各参与方共同应对市场变化的弹性反应能力才能得以增强并实现共赢，否则或因网络体系无法有效联结而导致各方共同陷入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各个自主转型系统的构建有利于扩大市场整体规模，在互联互通过程中，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其他参与方提供更大的转型与发展空间。由此，基于自主转型系统的差异化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成员方得以“共生协同转型”。
　　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转型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初级产品相对丰富、开发便利很容易使这些国家感染“荷兰病”——初级产品部门繁荣并导致其他部门衰落，而这从根本上不利于各成员方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建构“共生协同转型”机制是一个需要各成员方均不断努力并艰难探索的过程，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兴起指出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四、创新弹性合作模式
　　为促使“共生协同转型”机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得以建构，有必要从转型或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选择富于弹性的合作模式。
　　首先，构建“主权国家+中心城市+自由贸易区”三级合作框架。目前，从安全合作起步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建立起中国与中亚国家间越趋成熟的合作框架与机制；2005—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经贸领域，通过在西安设立“欧亚论坛”和举行“‘丝绸之路’投资论坛”等促进各方的交流与磋商；2013年9月，欧亚9国城市代表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就丝路沿线中心城市间合作达成共识；以及近来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中塔喀什自由贸易区的规划也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领域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还较难看到其内在关联性，甚至引发是否冲突等质疑；但是，从共生协同转型的发展机制来看，由于自主转型系统建构的必要性，丝路各方需要根据各自国情和发展需要，循序开放合作，因此，构建三级合作框架成为各国的现实选择。其中，第一，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主的主权国家间磋商和合作机制主要决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制度框架，是各方维护主权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平台；第二，中心城市作为建构自主转型系统的主体，有必要构筑自我演进路径和维护独立性，更需要了解、学习、形成自主建构的方式和方法，因而，中心城市间主要构筑知识、信息、文化交流合作的载体和平台；第三，共生协同转型机制的运作一方面有赖于丝路各方尽力开放本国市场需求，并融入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国际竞争带来的冲击，因而各国可以选取条件成熟地区作为自由贸易区先行开放，并作为参与共生协同转型机制的合作与运作实体。总体来说，通过三级合作框架，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整体欠发达的背景下，各国既可以维护自身根本利益，又能够促进发展经验的分享，丝路沿线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运作还能使先进生产方式在欠发达地区得以付诸实践。
　　其次，构筑从硬件通达到软件通达的多重互通互联环境。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各方的努力，当前，新亚欧大陆桥沿线的交通运输通道建设正大力推进，硬件通达性将由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管道等继续延伸至信息技术及网络建设。由于共生协同转型机制运作需要各模块化生产网络成员共享即时信息、同步运作以响应市场需求，因而，第一，在自由贸易区这些合作实体中，除需要多元的交通基础设施连通外，对信息网络通达性提出更高要求，以及在软环境建设中需要减少规管，保障企业运作效率；第二，在中心城市间合作层面，更侧重于知识信息文化传播快捷；第三，在国家层面，除各国达成互联互通的制度框架外，更主要是各国各自构筑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间的软硬件通达环境，以服务于自主转型系统中产业的空间调整，使本国落后地区得以分享中心城市发展成果。
　　再次，拓展从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的多层次合作领域。自主转型系统是建设与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中之重，提供国内外公共服务、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不同方向的专业化和异质化，不是与商品自由贸易相分割，而是需要同步推进。所以，不仅发达国家在适应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步展开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等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磋商与谈判；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积极应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形势。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讲，主要适应分层开放格局，在不同的开发开放区开展交通、能源、农业到金融、投资、文化往来，从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甚至公共服务领域等的多层次的合作，以适应自身和丝路经济带整体发展需要。
　　最后，引入订制化、弹性国际合作协议。对于转型或发展中国家来讲，各领域针对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很大差别，在利用开放环境实现自主转型升级的宗旨和目标下，各国不是用统一的开放标准来“一刀切”解决所有国际经贸合作问题，而需要“一国一策”，由“管理”“管治”转向“治理”“服务”理念，针对全产业链不同环节、不同需要订制相应的国际合作协议，并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进行弹性调整和敏捷响应。因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协议网络并不一定是竞争关系，而是存在互补性，即共同满足于各国不同角度的发展需要与整体一体化的推进。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主权国家间合作与经济领域合作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俄罗斯所倡导的“欧亚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有可能在不同国家和区域合作之间形成一定互补性，即都有利于欧亚一体化的拓展。为适应达成弹性合作协议，丝路各国参与国际合作协议磋商的部门和机制均有待强化运作效率，即自身也需要充分利用模块网络化的潜在价值，通过多层次的模块分解，强化各领域、各方向的专业化研究；然后通过模块组合敏捷提供订制化的合作规则。参与国际公共治理部门的重构，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多层次国际合作协议网络的弹性制定和有效执行构筑组织基础。
　　五、战略方案的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向西开放是全球分工发展到当前阶段的重大战略选择，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主要的陆路实现方式。尽管从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来看，实现沿线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共生协同转型是各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合作的必由之路，但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实挑战同样考验着这一思路的可行性，由此，有必要选择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实施方案。
　　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需要分阶段进行，远景目标在于联结欧亚市场。南南合作由来已久，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小、彼此间政治经济等关系复杂，往往难以通过共享市场空间、驱动强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由此使南南合作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从20世纪末以来欧洲分工体系的发展来看，欧盟主要采取东扩、吸收发展中国家或小国经济体来促进一体化，从实践结果来看，同样由于总体市场规模难以大幅度攀升，欧洲的分工深化程度进展有限。而亚太经济体，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加速融合过程中，整体市场规模快速扩大，从而使内部的分工深化得以实现。同样，古丝绸之路的强劲发展在于联结着罗马帝国和汉唐中国两大生产区域与消费市场。因此，实现市场规模的质变性扩张，一体化经济体内部才有可能切实地走向分工深化与产业演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经过诸多欠发达国家，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联结，其经济规模并不足以拉动深刻的经济调整和分工发展；只有实现欧亚的互联互通，庞大的市场规模效应才可能促使两大区域的经济重构以及分工深化，以及沿线各国和区域也能在庞大的商品和经贸流通中分享到广阔市场给自身带来的发展机遇。而且，与东亚市场相联结，也符合当前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联结欧亚市场应当成为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远景目标，沿途的东亚、中亚、西亚、中东欧国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共建方。然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社会政治矛盾的复杂性，使这一路线的贯通并不容易，甚至可能旷日持久。由此，分阶段的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为现实选择，并且从当前来看，只是处于初始建设阶段，且因尚未形成共识而将困难重重。
　　第二，初始阶段的建设重点在国内的西部地区，试验自主转型的区域代表成为战略核心。在国际合作具有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启动区主要在国内的西部，在主权范围之内以及国家较强的动员能力，使西部率先走上转型发展道路具有一定可行性。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沿线地区各自走上转型升级道路，这需要以创新理念和模式构建起自主转型升级系统，然而，即使在中国，这也是需要创新和突破的领域；而且从发展条件来看，西部地区也较沿线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优越和充分。因此，率先在西部地区试验创建自主转型系统，而后将建设思路和经验传播到沿线国家和地区，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发展路径。
　　第三，中亚国家是初始阶段的国外启动区域，寻找突破口成为主要工作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漫长的陆路通道，建设过程无疑需要由近及远逐步推进，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作为中国的西北部邻国，成为首要拓展的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在安全、能源等领域形成一定的合作基础和机制，有条件在基础设施和经贸领域率先展开合作。近年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社会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寻求突破的需求攀升，打开国际市场、拓展邻近大国，成为俄罗斯和不少中亚国家的普遍共识。由此，在合作阻力较小的区域率先建设，成为拓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实路径。在此过程中，寻找最具合作诚意和潜力的国家展开重点建设，形成可资借鉴的突破口和示范效应，对于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当前的初始阶段来看，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作为启动区域，寻找合作突破口，致力于创新发展模式，形成示范效应，是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推动自由贸易区或先行示范区模式的发展，促进理念、技术和信息交流，由点带面，培育共识。对于受传统文化习俗和经济制度束缚的国家来说，实现发展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从可操作性角度来看，需要鼓励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区或经济特区，以局部率先引入新情境、新理念的方式，培育新型产业和生产组织习惯，而后以点带面，逐步扩大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传播，以启动思想意识和文化习俗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不应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避免欠发达国家对拥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初级产品出口形成依赖；而应当加强新型理念、技术、信息和资本的输入，以培植欠发达国家新型产业生长发育的条件，继而使之逐步走上自主转型升级的道路。在特殊发展区域引入先进产业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可以由点带面，培育合作共识和文化，从而为后续展开更广阔范围的合作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第五，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求同存异，在寻求和扩大共同关切基础上推进合作，夯筑利益共同体，以走向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各领域矛盾错综复杂，再加上“三股势力”的现实考验，合作基础被严重侵蚀。然而，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处于被外围化这一国际背景下，各国均面临严峻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疾病蔓延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正日益尖锐地挑战着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应对能力，跨国合作、寻求发展成为各方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因此，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具有较广泛的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关切和挑战，有必要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形成合作；并在加强沟通和经贸往来过程中，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结性，培育共同利益，最终使合作和共赢走向可持续。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还处于初始阶段，全球新兴生产组织方式的兴起为丝绸之路的创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但重振路径如何规划，继而如何转变为现实等，还需要更多的共识和实践。
　　①本节部分观点发表于马莉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和合作机制研究[J]．人文杂志，2014(5).
　　②[美]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M]．乔江涛，石晓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5-10.
　　③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245.
　　④马莉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基础与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