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反腐倡廉 促进改革开放*
马文瑞(1998年11月6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20年前的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在会议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真正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回想起当年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情景，回想起已故的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为拨正会议方向所表现的大智大勇，回想起会议期间我倾吐郁积在胸中多年的意见，郑重提出要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那次发言，仿佛就在昨天，一切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令人怀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恢复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它强调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拨乱反正的伟大转折，是照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航程的光辉灯塔。
改革开放同反腐倡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就是说，只有反腐倡廉，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不反腐倡廉，改革开放就失去了必要的条件，就有走上邪路，葬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所以，我们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实行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来研讨反腐倡廉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十五大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延安精神，回顾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研究惩治腐败的有效对策，以期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今天在研讨会开始的时候，我就这个主题谈一些意见，作为引子，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20年来，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尤为重视。每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都集中研究这个问题，提出每一段时间的阶段性目标和具体措施，并在实际工作中查处了一些大案要案，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必须看到，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从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腐败现象不仅依然存在，有的还在蔓延滋长。具体说来，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199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是几十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培养、选拔、任用、管理干部工作的经验总结和搞好这项事情的法规。但是，执行这个法规的情况很不理想，用人上的腐败现象并没有被遏制住。有些地方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有些领导干部竟然因卖官而成了大款。群众讽刺此类现象说：不跑不送，靠边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诸葛亮曾经把“亲贤臣，远小人”与“亲小人，远贤臣”归结为先汉之所以兴隆与后汉之所以倾颓的根本原因。从我们党来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吏治的腐败，不仅毁了一批掌握用人权力的领导干部，而且会带出一批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让他们占据各级领导岗位。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二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不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凑合起来的股份公司。但是，这些年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肆意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例如近年来，许多地方刮起一股出卖国有企业之风。有的省委居然作出决定，要重新审视过去确定的“抓大放小”政策的含义和措施，说是无论“抓大放小”，都要以“产权改革”为核心。所谓“抓大”，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所谓“放小”，就是通过出售，把所有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小企业产权转让出去。有的省委机关报居然发表这样的社论：《当前国企改革要突出一个卖字，落实一个股字，抓好一个私字》。有的市政府公然号召：“全市上下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形成一个拍卖高潮”，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出卖国有企业。有的地方还竖起了倒计时牌，每天公布离开卖完国有企业的规定期限还有多少时间。所谓“出售”，实际上是：经营得好的企业半卖半送，亏损企业则抹掉银行贷款，从而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几十年间的辛勤劳动的积累人工孵化出一批新的剥削者。在国家经贸委发出《关于制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后，这股风并没有刹住。那些曲解中央政策、卖光国有企业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查处，而且还被提拔重用，那一套错误做法还被视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
三是法人犯罪，目无法纪。拿走私来说，现在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主要是法人走私泛滥，内外勾结走私、护私盛行。某些党政机关、缉私队伍、带枪的人，勾结种种不法之徒，组成了运、护、销一条龙。人们讽刺说：走私走出了新水平。这不仅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而且使民族工业受到极大打击，使有关部门本身发生急剧蜕变。再如假冒伪劣成灾，虽然质量万里行也行了，打假也打了，但灾情不减，重要的原因是法人犯罪，以此作为致富的门路，为了本地本部门的利益，不惜损害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此外，偷逃税收，截留收入，私设“小金库”，骗取挪用财政资金等不一而足，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四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这个趋势也有增无减，案件涉及领导干部的增多，犯罪个案的金额增多，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增多。一些国有企业长期亏损，重要原因之一是那里往往有一批“蛀虫”，把国有资产窃为已有，拿公款去炒股票、炒房地产，盈利是自己的，亏损是国家的，造成了“穷庙富方丈”的奇怪现象。在基本建设中辗转承包，偷工减料，有的竣工不久就倒塌破损，酿成人员伤亡事故，甚至在防洪工程中也出现了“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在“股份制改造”中，一部分人搞了所谓的“干股”，因为有权而被赠以股份。在招商引资中，有些人收受外商贿赂，为外商非法行为大开绿灯，或者为不法外商坑蒙拐骗效力，使国家利益受损，换取主子巨额酬劳。至于“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已经成了一些党政机关中相当普遍的现象。
五是奢靡成风，道德败坏。一些党的干部陶醉于物质享受，沉溺于纸醉金迷。有的挥霍公款，吃喝玩乐，经常出入于豪华酒楼、宾馆和夜总会之类的高级娱乐场所，一掷千金。公款宴请档次越来越高，公款送礼从送纪念品发展到送礼金和有价证券，公费旅游从内地发展到境外、国外。用公款购买或装修领导干部住宅，大量购置豪华轿车和通讯器材等，更属司空见惯。尤为恶劣的是有些人竟然堕落到用公款赌博、嫖娼、包养情妇。是可忍孰不可忍!
六是脱离人民，欺压群众。在我们的有些干部中，脱离人民的倾向相当严重。有的嫌贫爱富，对“大款”们有求必应，有请必到，对我们的基本群众却冷若冰霜，避之唯恐不远。有的一屁股坐在私营企业主或外商一边，对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不闻不问。在不少企业中，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工人完全无权过问，甚至企业出售、合资或破产，也根本不征求工人的意见。企业大量亏损，头头出国不误；产品没有销路，头头照常跳舞；企业濒临破产，头头洋房照住。这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振兴。在农村，有的干部早晨坐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拉着裙子转，连有的乡镇干部也住在城里，实行“走读”。由于脱产干部过多，并且生活要求较高，农民的负担很难减下来，加之有些干部的工作又习惯于强迫命令，往往把对于负担过重、坑农害农等现象表示不满的农民称作“刁民”，动辄运用专政手段。如不转变，将严重阻碍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贯彻落实。
还可以举出一些，在我看来，突出的是上述这几种表现。这些现象同在今年的抗洪抢险斗争中党政军民表现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的抗洪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赢得人民的广泛赞誉，前者则为人民所深恶痛绝。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腐败现象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道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的纪律，是根本对立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我们的党就会蜕化变质，从为人民谋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为少数剥削者谋私利的资产阶级的政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他又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警世良言。
能否做到反腐倡廉，是关系到能否防止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毁于一旦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滋长，我们党就会被人民群众所唾弃，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就会在我国重演。那时我国也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我们将愧对革命先烈，愧对人民群众。
能否有效地惩治和遏制腐败，也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挫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的问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说明西方政界要人提出的“1999：不战而胜”的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下一个目标就是尚存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中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腐败分子是和平演变的内应。最近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包含许多反华条款的法案，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西化”和“分化”中国。前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罗尔夫·宝特霍尔德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社会主义的中国同资本主义的德国不同。在德国，科尔和他的基督教联盟党在选举中下台了，社会民主党施罗德上台，但德国还是资本主义。中国则不然，中国共产党如果下台了，中国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了。那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对全世界的共产党来说，也会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打击。”如果我们的反腐败不能奏效，不能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也将辜负世界上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我们的厚望。问题就是这样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可低估它的消极作用；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一些干部的思想和作风；我们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和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优点和积极作用，也有自发性、盲目性和容易诱发“一切向钱看”与个人主义等弱点和消极作用，如果不善于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就会滋生腐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具体制度上、管理上和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更给腐败现象的滋长留下了可乘之机。这些原因都应充分看到，不容忽视。
但是，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内因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党本身存在的问题。这里我想着重就这方面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是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涣散。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党的三大作风，等等，这些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所特有的优势，是我们拒腐防变的有力保证。但是，这些年来，上述的优势在相当的程度上被丢掉了。与此同时，各种错误思潮大肆泛滥。彭德怀同志曾经说过，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现在有些人却赤裸裸地鼓吹个人主义，鼓吹个人一切向钱看。例如，说什么“钱，虽然形成了新的不平等，但有力地摧毁了旧的不平等，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人生苦短，切莫淡泊”；“个人主义伦理原则最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自利是天然的、根本的，利他是人为的，派生的”；如此等等。有的甚至直接鼓吹“腐败有理”、“腐败有利”。例如，说什么“有些腐败是消除计划经济约束的催化剂，就是说，腐败在某种条件下对旧体制的解体有促进作用”；“腐败和贿赂风行，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经济改革的成本费，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纯洁的革命’与‘腐败的革命’间，我们只好选择那个令人生厌、却代价较小的后者”；如此等等。真是荒谬绝伦。错误思潮的核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同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去。”他说：“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腐败现象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怎样看待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促使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所起的作用呢?它为腐败评功摆好，那当然会直接诱发腐败行为；它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地地道道是滋生腐败的深厚而适宜的土壤；更加重要的是，它肆意歪曲和抹黑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从各个方面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具有这种情绪的干部一门心思拼命捞钱，指望一旦我国发生像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剧变时，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或者到西方去享受大亨和富翁的生活，这种如意算盘是滋生腐败的深层原因。所以说，自由化思潮是腐败现象的思想根源，腐败现象是自由化泛滥的社会基础。它们是长在党的肌体上的两个毒瘤，互相作用，互为因果。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神圣职责是，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大力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错误思潮，抵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符合辩证法的客观规律。但是，有些人却错误地总结了过去“左”的教训，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根本取消一切批评和自我批评，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涣散的突出表现。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他指出：“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5年前的这番话仿佛是针对现在所说的一样。
二是方针政策导向遭到扭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科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正确地去理解和把握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前些时候，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对此作了阐述。但是，在一些党的干部中，方针政策的导向却被扭曲了。在我看来，扭曲得最为厉害的是提出所谓“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这同我们党的路线完全背道而驰。
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1991年，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我们是过来人，我亲眼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同志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党和人民几十年奋斗的成果来之不易。在事关这个成果是巩固和发展还是毁灭和断送的问题上，怎能不闻不问?
问一问“姓公姓私”，这也是通俗的说法，就是说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具体国情的。将近20年前，针对刚刚抬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其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如果不问“姓公姓私”，把公有制“改革”成为私有制，那岂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公然背叛?
“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这是对方针政策导向的严重扭曲，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滋长。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危害社会主义、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东西自由泛滥。”“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要积极稳妥，因企制宜，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加强监督检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绝不允许在‘改革’的名义下利用职权化公为私。”这里的“绝不允许”非常重要，而“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势必使危害社会主义、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东西自由泛滥，使在“改革’的名义下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
三是党的组织纪律松懈废弛。记得1948年4月，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曾经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他批示道：“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当时还有一句口号，叫做：“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加强纪律，最根本的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党组织既缺少集中，又缺少民主。缺少集中，就是分散主义、小团体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这严重妨碍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包庇犯罪甚至直接参与犯罪。缺少民主，就是有些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之上，集体领导徒具虚名，实际上是个人说了算，把自己主管的单位变成可以任意支配的领地，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个人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原泰安市委书记、贪污犯胡建学公然叫嚣：“官当到我们这一级，就没有人监督了。”这确实说出了现行制度中某一方面的实情。其实，何止胡建学那一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往往可以不受监督，比他小的干部不受任何监督的现象，不是也屡见不鲜吗?组织纪律松弛，集中和民主两个方面都缺乏，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反腐败斗争难以正常开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探究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要分析社会历史的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但更重要的是从我们党本身找问题，对症下药，从严治党。
三、关于反腐倡廉的对策
今后应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从严治党、反对腐败的方针。最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步骤，我认为是抓住了要害的，认真抓下去，必有成效。这里我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是严厉查处大案要案。当前着重抓了打击走私的斗争，重点又是打击法人走私。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举，已经初见成效。近日朱镕基同志强调：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打击走私工作的力度。要坚决地打，狠狠地打，把反走私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决不能搞一阵风，要以经久不懈的实际行动，打破走私犯罪分子企图暂避风头、伺机以待的幻想。朱镕基同志特别指出：要集中力量抓紧查处大案要案，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一批走私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对外逃的走私犯罪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缉拿归案，绝不能止他们逍遥法外。对走私犯罪分子，要依法定罪，该重判的一定要重判，绝不能手软，坚决把私枭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对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要重点查处，不管涉及到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排除干扰，一查到底，依法严惩。我想，如果打击走私能够真正按照这个精神抓下去，其他惩治腐败方面的斗争也能够这样抓下去，反腐肃贪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反腐败斗争不搞过去那样的群众运动，但是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特别是打击犯罪活动和社会丑恶现象更要有一定的声势。关起门来，冷冷清清，神秘莫测，是反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二是坚决刹住国有企业私有化之风。私有化是动摇社公主义根基的方向性错误，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渠道。国家经贸委《关于制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是一个好文件，但卖企业成风是一种政府行为，甚至是相当高级的政府行为，因此在执行经贸委文件中阻力很大，有人公然散布攻击这个文件的错误言论。为了刹住这股风，亟须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要对这股风刮得厉害的地方进行查处，坚决制止违背中央精神的各种错误做法，对有关的责任人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要立即制止在新闻媒体上为私有化制造舆论，并发表文章对此类言论加以批驳，澄清是非，以儆效尤。
三是严格杜绝党政机关经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吃“皇粮”，不再经商办公司。这是反腐败的治本措施。这些年来，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是，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这两个比重之低，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本应该掌握在国家手中的钱，很大一部分却通过各种渠道“跑、冒、滴、漏”掉了。国家手上没有钱，该办的事办不起来，只好让各单位自行“创收”，于是就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的局面。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从事与本专业无关的“创收”，这完全违背了生产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趋势，而且造成了分配的无序状态，谁家“创收”有办法，谁家就能多分，按劳分配的原则被严重扭曲。更危险的后果是在“创收”的过程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王八有王八路”，各种闻所未闻的丑事和违法行为由此产生。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清理整顿公司方面曾经做了大量工作，但后来却被一些人视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于是被清理的公司卷土重来，新起的公司更如雨后蘑菇，成批涌现。这次中央又重申有关规定，并采取吃“皇粮”等配套措施，这非常必要。当然，不再经商办公司的不应限于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所有党政机关都应这样。这里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不仅要雷厉风行，言出法随，还要保证该吃“皇粮”的有“皇粮”可吃。这就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堵塞一切“跑、冒、滴、漏”，把应该掌握在国家手中的钱不折不扣地收上来，并且逐步改变这些年来形成的分配无序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四是认真整顿党政机关。现在，政法机关已经开始教育整顿，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尽管我们的政法队伍是能打硬仗的、久经考验的，但沾满铜臭的黑手也在伸向我们的法官、检察官、警官，极力推动法的“商品化”、执法机关的“市场化”。这种教育整顿工作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应当逐步推广到所有党政机关，切实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做好教育整顿工作，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坚定、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坚持原则的领导班子，其成员应当是自身行得正、不怕得罪人的“黑脸”。教育整顿一定要严肃认真，不整则已，整就要达到目的，决不能半途而废，决不能走过场，那样比不整还要坏。教育整顿应当自上而下，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记得1943年1月，在整风运动中，毛主席曾电复彭德怀同志，指出：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我看，这个精神现在也适用，因为就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而言，发生在上面的比发生在下面的危害更大，而且，如果上面的干部没有教育整顿好，根本不可能把下面干部的教育整顿工作搞好。1943年4月，毛主席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曾经说：“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我看，这个精神现在也适用。如果不反对自由主义，不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教育整顿就是一句空话。通过教育整顿，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把各种监督机制健全起来。监督机制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律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要大力支持新闻舆论监督。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办得很有生气。朱镕基同志赞誉《焦点访谈》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并且说：“我本人也属于你们监督的对象。”这给新闻舆论监督以很大的鼓舞。但在实际工作中，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对舆论监督却很不欢迎，有的百般阻挠，甚至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对于这些敢于抵制监督和打击报复的人一定要绳之以法，不能姑息。
反腐倡廉，贵在抓紧。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把我发言的题目叫做“抓紧反腐倡廉，促进改革开放”。
我这一篇发言只是引玉之砖。希望同志们在讨论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大家的意见，写出一份向中央的建议，作为我们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献礼。
预祝这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马文瑞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暨反腐倡廉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