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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教育,提高思想觉悟

李忠全 马广荣 马朝琦

  在延安时期,为了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中共中央自始至终都没有放松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因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建立和发展起来,正如张闻天所说:“农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骗与引诱,女人、金钱、地位对有些人诱惑力很大。”②同时,广大党员处在资产阶级企图用千万条线索所牵拉的复杂环境之中,致使许多人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在这种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党员的思想状况必然会发生各种变化。所以,党的思想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经常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教育和改造党员。
  思想教育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而延安时期则着重开展了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的教育,以及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
  (一)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
  进行思想教育,一般都要抓住革命转变的历史关头进行,往往有许多党员(包括领导干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甚至迷失了方向。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就有许多人忘记了阶级矛盾,甚至把共产党混同于国民党。所以,思想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要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这是最根本的一条。针对此种情况,延安时期,党中央时刻不忘对党员进行革命大目标的教育。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便有人提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谬论。抗战期间,反共声浪一度甚嚣尘上,反共分子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要求“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来”,妄图以“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毛泽东依据此种情况,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曾指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③不久,他又批评少数人对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观点。毛泽东说:“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④随后,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阐明了作为无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因此,他断言“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所以,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这样的教育,就为全党在思想上指明了方向,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过的钱丹辉深有体会地说,“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人活着就没有意义,自己当时也就不可能到延安去。”正是由于全党在抗战时期注重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因而吸引了千千万万革命青年涌向延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能够以满腔的热忱,高昂的斗志,顽强的毅力坚持战斗、工作、学习和生活,创造出惊人的业绩。究其原因,就是共产主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仰,成为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思想武器。
  (二)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
  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中,毛泽东还要求党员和干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⑤这就是说,在进行这个教育中,必须对党员和干部强化人民观念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延安时期是特别注重的,据粗略统计,在当时诸多重要文献中阐述人民群众观点的就有40多篇。毛泽东就有许多精粹名言,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⑥关于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⑦要求“我们一切工作,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⑧。
  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⑨又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⑩关于党的工作路线和领导方法,他说:“共产党员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1)总之,“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2)。
  上述这些论断,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完全反映了社会历史的真实,又真切地表达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共同感受,我们的党、政府和军队都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在延安,人民群众观点被深入到广大党员干部的脑海里,并化作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群众路线的确成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最高行为准则,他们时时刻刻为人民谋利益,时时刻刻联系着人民群众,时时刻刻关心着人民的疾苦,时时刻刻倾听人民的呼声,谱写了密切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最生动的篇章。在当时,党中央向广大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宗旨观的教育,是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大会上讲的《为人民服务》为主要理论和内容,以张思德同志为榜样,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运动。
  首先,必须牢固树立和强化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人固有一死,死的意义有不同,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的。所以,毛泽东给张思德敬献的挽词是“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在当时警备团通讯的文章中指出:“张思德同志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精神,在每一个战士、事务人员及干部的身上存在着。”(13)那么,在当时我们的民族正在受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踏遍祖国南北,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人民把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我们就是有责任帮助他们,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抗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民族的苦难,我们为人民为民族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通过这样的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信心,懂得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树立了为人民利益而不怕牺牲的精神,就有了不怕死的胆量和勇气,面对枪林弹雨或敌人的屠刀,就不怕牺牲,视死如归。
  其次,树立和强化为人民利益勇于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观念。1940年,中共边区中央局在起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曾明确地指出,在边区党和政府的一些党员和干部中,存在严重护短现象,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有错误甚至违法行为时,不加批评和处罚,认为这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边区党和政府在领导干部学习为人民服务思想过程中,有意识地加以引导,以便彻底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比如,在延安县蟠龙区军属杨兆云,因抗粮不交与乡干部发生了纠纷,缠讼数年未果,此事在当地影响极为不好。虽经当地政府和有关单位处理,但一直未解决。区乡干部提起杨兆云就有愤懑之言,县上干部一提他也摇头没办法。1946年,马锡五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在受理此案后立刻想到毛泽东关于政府与群众的关系的论述,他亲自到县司法处了解杨兆云告状的三条内容:一说别人占了他的地;二说贼偷了他的东西;三说区乡干部偷打了他的麦子,强迫他多交了公粮。经马锡五深入调查,区乡干部让杨多交粮有错误,民兵强打杨兆云家麦子的行为违反政府法令,他要求区乡干部向杨兆云主动道歉,而在群众的证明下,杨兆云反而多占了别人的地,他也认了错,从此而结案。马锡五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下层干部不护短,敢于让他们承担责任和知错必改的作风,有效地挽回了政府的威信。
  (三)坚持民主作风的教育
  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山区,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受封建势力和剥削阶级的压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只有边区政府成立后,人民才逐渐知道自己翻身得解放,成了政权的主人。但是,对于许多干部还必须坚持民主作风的教育。在当时,边区民主教育的重点,是让干部深刻地认识到,权力源于人民,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是权力的主人,必须自觉地树立起为人民掌权的忠贞不渝的意识和理念。
  首先,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执行参议会的决议,接受它的监督。因为各级参议会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参议员组成,它是人民权利的代表机关,掌握着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权的整个权力。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报告工作,并且接受参议会监督,具体负责边区的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边区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的代表机关参议会,所以干部必须执行参议会的决议,接受它的监督。
  其次,要尊重人民的权利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从1937年5月改制到1946年,边区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一系列法规,涉及方针政策问题很多,对人民的权利或人权作过明确的规定。1940年5月10日,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信中,具体规定了边区人民的权利是: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权的权利;除汉奸、罪犯及精神病者外,年满18岁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请愿、诉愿及诉讼的权利;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自由的权利;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有保证生活的权利;有私有土地财产的权利。
  第三,要坚持同党外人士民主协商,严格维护他们的职权。边区当时实行政权的“三三制”原则,要使党员干部明确共产党员占1/3,体现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分子占1/3,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占1/3,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三部分人组成联合政府,保证边区的民主性质,实现边区全体抗日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合作,共同办事,就得民主协商。对此,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14)边区政府在实施中也做得最好,李鼎铭先生就是其中的典范。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教育使干部认识到抗日救国是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据,选举则是民主政治的第一举措;还要认识国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民主是人民群众革命追求的崇高目的和理想。
  (四)提倡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教育
  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为了在物资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坚持长期的艰苦斗争,同时也是防止公务人员腐败的主要因素。因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确立各种制度防止铺张浪费的同时,特别注意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和培养。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前边已经引用过许多,这里不再赘述。从毛泽东的大量论述看,主要包括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生活俭朴,勤俭节约,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奋发图强,开拓进取,把艰苦奋斗作为我们的政治本色。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倡导和率先垂范、精心培育下,艰苦奋斗的确成为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种优良作风。正是具有这个作风,对党的廉政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经验。
  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为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艰苦奋斗思想,曾经进行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一是丢掉依赖外援思想,立足自力更生。因为边区政府成立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正式形成,边区党和政府确定了休养民力,争取外援的方针。当时边区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国民政府下拨的八路军军饷和国外华侨以及后方民主进步人士的捐助。从1937年到1940年,每年外援都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70%到80%左右,在当时外援对边区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边区党和政府这样做,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外援,减轻民负,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抗战,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这种状况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也滋长了依赖思想。后来由于敌人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使我们弄到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窘迫境地。正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党中央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艰苦奋斗才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后来,边区军民还靠这种精神达到了丰衣足食,“耕三余一”,创造出人间奇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二是提倡艰苦奋斗,厉行勤俭节约。通过大生产运动之后,解决了吃穿住用,但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如果让财富无限度地漏流,即使有再多的收入,也会入不敷出。从这种认识出发,陕甘宁边区改制完成后,1937年9月21日,林伯渠和谢觉哉就联合签发了《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约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习气侵入的通知》。要求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平动脚”;要求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求爱惜每一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反对铺张浪费。《通知》规定,行政专员驻地,办公费用酌情增加,但每月不得超过50元,特别开支,经呈准后照支,区政府办公费每月3元至4元,乡政府津贴每月6元(办公费在内),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县政府雇用杂务员3人,区政府杂务员1人,乡政府不设杂务员,县政府得养马一匹,原来无马者,不得增加。区、乡政府无马。乡政府中仅乡长1人脱离生产,但无薪金。《通知》最后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得出公家账”。这些规定,边区政府基本上全都做到了。
  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已成为边区公务人员的美德。在当时出现了许多模范干部,机关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但是,后来又一度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浪费现象。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又出台了五项新的规定,要求各级干部认真执行。这五项规定是:(1)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用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2)除保证供给外,其他消费概需厉行节约,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3)集中力量干急需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加强其管理与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4)爱惜民力,节约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民畜;(5)坚持廉洁作风,坚决反对贪污腐化现象。这些措施的贯彻,收效极为显著。
  总而言之,边区党和政府在当时坚持对党员干部开展的这些教育,结合公仆意识和法制教育,都是非常成功的。正是用这些教育武装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牢固树立了远大革命理想、为人民服务、民主作风和艰苦奋斗精神,从而才保证了廉洁奉公,有效地进行了廉政建设。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②《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36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⑧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5日。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3)《纪念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见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