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原子核的奥秘
聪明好学的小伙子
公元1885年10月7日，丹麦哥本哈根维德海滨14号一所古老的大厦中，尼尔斯·玻尔呱呱坠地了。玻尔的父亲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位有才华的生理学教授，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有一帮科学家朋友，每个星期五都要搞一次家庭聚会，大家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小玻尔每次都跟着老爸参加，自然受到了许多科学熏陶。
18岁那年，玻尔轻松考入哥本哈根大学，主修物理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某次，物理学教授出了一道试题：“如何用一只气压计测量摩天大楼的高度?”玻尔给出的答案是：“把一根绳子系在气压计上，将气压计从大楼的天台放到地面，绳子的长度加上气压计的长度就是大楼的高度。”
这是属于典型的脑筋急转弯式的回答，非常超前。一向严谨的教授则非常恼火，他认为玻尔在故意捣蛋，判定玻尔不及格。玻尔当然不服气，于是学校派了一个独立仲裁员来处理这事。
仲裁员想了半天，终于裁定玻尔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答案没有用到任何物理学知识，他要求玻尔在5分钟内给出一个明确的、充分利用了物理学原理的答案。
5分钟后，玻尔表示已经有了好几个答案：“第一，可以将气压计从房顶上扔下去，计算气压计到达地面的时间，然后用自由落体公式计算出大楼的高度；第二，如果天气晴朗，先测量气压计的长度，再测量其直立时影子的长度以及大楼影子的长度，然后通过比例就能得出大楼的高度；第三，在气压计上系上一小段绳子，先在地面、然后在房顶上做单摆运动，大楼的高度就可以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得到；第四，用气压计分别测量地面和房顶的气压，通过气压差算出大楼的高度。”
显然，最后一个才是教授希望得到的答案，仲裁员听了表示满意。但玻尔马上又补充道：“不过，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找大楼的看门人，对他说：‘告诉我这座大楼的高度，我就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你。’”此话一出，把在场的人全都“雷”倒了。
从此事上看出，玻尔思考问题的方法是灵活而不拘一格的，对他以后的科学研究大有帮助。
创建哥本哈根学派
1912年，玻尔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在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实验室工作。一年后，玻尔在英国《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论原子和分子的构造》。在这篇论文中，玻尔完美地解释了氢原子光谱，确定了原子和电子轨道的大小。原子核的奥秘，就这样被玻尔轻松揭开了。
可以说，这是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把原子物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后来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也是依据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基本原理。
1916年，玻尔回到家乡哥本哈根任教，在他的倡议下，哥本哈根大学建立了理论物理学研究所，由玻尔担任研究所的负责人。
玻尔虽然当了官，但他从来不以权压人，也就是说，没有一点官架子。在担任所长的40年中，玻尔十分注重培养年轻人，先后有600多名物理学家从这里成长起来，其中有十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海森堡、薛定锷、狄拉克、玻恩、泡利等。这些科学家组成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不但创建和解释了量子力学的基础理论，还使这一理论得到许多新应用，如原子辐射、化学键、晶体结构、金属态等。
玻尔与他的同事在开展科研活动的同时，还创造了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在完全不拘形式的情况下，在自由的学术气氛之中，平等探究物理学最为前沿、最为迫切的问题。直到今天，哥本哈根精神在国际物理学界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
二战爆发后，丹麦被德军占领，有着犹太人血统的玻尔被迫带领全家逃到英国。不久，他和儿子奥格来到美国新墨西哥州，在著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实验室里有个美国小伙子叫费曼，由于他年纪轻、资历浅，每次开讨论会都是坐在最后一排。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发言，陈述自己的见解。一天，费曼接到奥格打来的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与玻尔面谈。
次日早上8点，费曼与玻尔父子在办公室相见。玻尔说：“我们一直在想怎样能使炸弹更有威力，想法是这样的……”费曼说：“不行，这个想法不行，没有效果……”“那么换一个办法如何呢?”“那要好一些，但这里也有愚蠢之处。”他们讨论了约两个小时，对于各种想法反复推敲着、争论着。
奥格后来对费曼解释，上一次开会时，父亲对他说：“记住那个坐在后面的小伙子的名字了吗?他是这里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才会指出我的想法是否疯了，所以下次我们讨论想法时，将不与那些只会说‘是的，玻尔先生，这一切都行得通’的人讨论。把那个小家伙叫来，我们先跟他讨论，”费曼于是恍然大悟，为什么玻尔单打电话叫他，不禁被玻尔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费曼后来也成了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曾经有人问玻尔：“你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玻尔晚年的时候，仍然不断向各方面学习，甚至对最年轻的共事者也抱着倾听学习的态度。
和爱因斯坦的友谊
1920年，年轻的玻尔第一次到柏林讲学，和爱因斯坦相识，从此结下了永久的友谊。正是在这次见面之后，两人围绕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解释问题，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论战，史称爱因斯坦——玻尔论战。
两个人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1927年的一次物理研讨会上。玻尔在会上宣讲自己的互补原理，公开挑战爱因斯坦的连续性和因果原理。每天早上，爱因斯坦就会提出一个实验方案，试图驳倒玻尔的理论，而到了晚上，玻尔就会给出答复，证明爱因斯坦的方法行不通。此后，他们只要一见面，就要进行激烈辩论。谁也没想到，这场论战竟然持续了30年，直到爱因斯坦去世才结束。
不过，学术上的争论丝毫不影响两位科学巨人之间的友情，他们一直彼此关心，互相尊重，玻尔高度评价这场争论，认为它是自己“许多新思想产生的源泉”，而爱因斯坦则称赞玻尔“具有大胆和谨慎这两种品质，无疑是我们时代科学领域中最伟大的发现者之一”。
爱因斯坦本来早该获得诺贝尔奖，但当时科学界有不少人对相对论持有偏见，直到1922年秋，诺贝尔奖委员会才决定授予爱因斯坦上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并把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授予玻尔。
玻尔对爱因斯坦长期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深感不安，害怕自己在爱因斯坦之前获奖，所以当获奖消息传来后，玻尔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爱因斯坦。他在信中谦虚地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爱因斯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能在爱因斯坦之后获奖，玻尔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
爱因斯坦则在回信中说：“您的来信使我感到快乐。您担心在我之前获得这项奖金，这使我觉得特别可爱——它显示了玻尔的本色。”
杰出的和平主义者
冷战期间，核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玻尔觉得，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禁止这类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并为此四处奔走和呼吁。1955年，在玻尔的推动下，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两年后，年迈的玻尔获得了第一届“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奖”。
1962年11月18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日。玻尔一家在卡尔斯堡招待客人，忽然，玻尔感到有点头疼，想休息一会儿，便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当大家走到他那儿去时，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
玻尔就这样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科学遗产却非常丰富，使他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与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科学大师。
摘自《少年博览》2010年12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