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骑虎背好作画
2023-04-26解西津
1986年3月，由《工人日报》主办的“全国首届职工漫画研讨会”在山城宝鸡隆重举行。会上，聚集在一起的漫画精英们，乘兴创作了一幅漫画家自画群像。
那年是虎年，他们先画了一只老虎作为中心构架，然后每人自选一个位置画上自己的漫画肖像。有的人吊在虎脖子上荡秋干，有的人抓着虎尾巴做空中飞人，有的干脆趴在虎的肚皮底下……有一个人比较奇怪，只见他弓腿抱膝、侧身端坐在虎背的正中央，旁若无人，注目凝望，神情极为悠远。
他，就是我省著名漫画家李乃良。
他卖过包子、大碗茶、小糖豆
李乃良祖籍陕西佳县，世代书香门第，乾隆年间家境最为鼎盛，曾有人出任过“布政使”，但到他祖父那时就已经衰落了。李乃良出生的那一天，正好是“西安事变”的前两天。也许，从此就注定了他将会与中国喜剧性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
大户人家的少爷做不成了，他便和穷人家的孩子们浪（玩儿）在一起。为了生计，做各种各样的事：卖包子、大碗茶、小糖豆、摆地摊，也走街串巷。
人在忍受某种重压的时候，必定要寻求一种解脱。苦中作乐，化悲为喜，本来就是人的一种相当强烈的生命需求。当时，他是给老板代销包子，每当生意不好时，便找个无人处把卖不了剩下的包子馅一一吸食或把油塔的边儿撕下两圈，然后再“奉还”给老板。有时还“贿赂”两个包子给戏院把门的，换个尾巴戏瞧瞧。这种近乎恶作剧式的调皮，使他把幼年生活的艰辛化为有趣，也培养了他以后多年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他都能以变通的方法，一笑置之。
他与漫画的姻缘，还得感谢美国总统杜鲁门呢
漫画需要创造性的灵感和变形的才能。李乃良似乎从小就具备这两种素质。
四岁那年，他随父亲在洛川。面对遐迩闻名的洛川苹果画了一幅大圈儿套小圈儿的“写生”，他得意地请父亲猜是什么，父亲高兴地叫道：“河北鸭梨。”
1950年，他到临潼华清中学读书，学校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其他同学只是在大街上挂个横幅、刷几条标语了事，他却把图片材料带进了有名的华清池群众澡堂，面对着正在洗澡的人们开始了演讲。世许，这是世界上效果最好的讲演场所。因此，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鬼精灵。
这件事显示了他的的创造性才能。此预示着他日后要走的道路。可是，要谈起他真正与漫画联姻，还得感谢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呢！
当时的他正在华清中学读书。为了配合抗美援朝搞宣传。美术数师在校门旁的白墙上画了几幅漫面。其中一幅画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他大头大鼻子长头发，下半截却是一个难撑重负的的小肢体，模样非常滑稽可笑。李乃良因其画才为杜鲁门着色。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乃良由此找到了艺术与灵性的契合点，开始了他与漫画的终身苦恋。旺盛的精力、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催迫着他跃跃欲试。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创作，一张接一张地画，一次又一次地投稿，但和所有名人成功前一样，总是“泥牛人海无消息”。
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正在上晚自习，收发员老刘头拿了张汇款单来到教室说：“李乃良，稿费。”李乃良猛的听说“稿费”二字，喜出望外。原来是小品文《校长听课》在《文汇报》发表了。文章写的是一次校长检查听课情况时睡着了，以至下课铃响过之后，才睡眼惺忪地问学生：“下课了？”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这是他用一幅漫画退稿改写的，虽然不是漫画，但却是他幽默讽刺艺术的第一次突破，对他以后洞察生活，抓喜剧性光点的影响很大，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一个准备献身艺术的中学生注射了一支有力的“强心剂”。他由此也似乎领悟到了讽刺与幽默的灵魂所在。
1956年，李乃良到省图书馆工作后，第二年发表了他的漫画处女作《会场一角》，作品讽刺了会场上的不良风气：打盹的、聊天的、织毛衣的……这幅漫画标志着李乃良漫画创作生涯的真正开端。但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开始，就是这幅画在反右斗争中竟然被指责为诬蔑社会主义。尽管如此，李乃良矢志不移，更加刻苦勤奋，一发而不可收。
当时《陕西日报》美术组，叶坚、崔辛已是成名的漫画家。美术组晚上十点上班，这时候，有一个青年手里拿着漫画稿件在门口徘徊，末了硬着头皮进来，一折腾就到十一二点钟。编辑们被他的毅力所感动，也欣赏他的才气，悉心对他的作品指点和帮助，有时让他在编辑部连夜改画。饿了，热心的编辑给他买俩馒头，太晚回不去家，就在值班床上打个盹儿，他就是年轻的李乃良。那时候，虽然辛苦，可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他作画几百幅，也慢慢闯出了一些小名气。
他画了一幅《碰碰车》漫画后先和妻子“碰”上了
“文革”后，李乃良事业的青春复返。长期压抑胸中厚积起来的生活感受，使他在轻松的环境中充满了创作的欲望与活力。1980年的一天，他从西安钟楼报刊门市部前匆匆走过，突然看到了一幅使他心灵为之震撼的面面：一个乞丐衣不蔽体、瘦骨嶙峋，吃饱了施舍，却掏钱买了一张《讽刺与幽默》，看着上面的漫画，津津有味，笑不绝口。这件事使他更加看清了讽刺与幽默的力量，激发了他奋勇博击的雄心和勇气。他就像得了“漫画病”，无时无到不魂牵梦萦，心中惦念。
李乃良的家有磨梦恩床，可他构思漫画非躺在书房的长沙发上不可，有时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家里人有时以为他睡着了，拿着被子正准备给他盖上，他却一骨碌爬起米，抓起了画笔。有时，他一边上厕所一边构思，静静地蹲着，长时间不出水，家里人以为他出了门，过了好半天，他却从厕所钻了出来，使人哭笑不得。为了构思漫画，他经常骑车骑错了道，有时撞了车，赔人家几十元钱，自己却因构思成功而乐不自禁。
有一回，妻子李培英见他白天工作晚上作画太辛苦，便拉他去公园散步，也好重温一下往昔如火的恋情。两人一边走一边谈，突然，李乃良趴在碰碰车场的围栏上不动了。就像一个调皮任性的孩子，见到了非要不可的玩具，任凭妻子怎么扭拽也不走，逗得周围的其他人也留步观看。那激烈的场面，使他一下子联想到了工作扯皮、踢皮球、内耗等问题。回到家，他一口气便完成了一幅《碰碰车》的漫画，刚放下笔，就先和妻子“碰”上了。就这样，他废寝忘食，发奋创作，绝妙的构思随处涌动，精美的佳作随手拈来。几年间，他在各种报刊发表漫画上千幅，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成了陕西漫画界后起的一员猛将。
讽刺的背后是热爱
讽刺是一门艰难而有时讨人嫌的艺术,它需要胆识和勇气，甚至要承担风险。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李乃良坚定不移地去从事讽刺艺术呢？
这便是爱，是对生活、对人民、对祖国的爱。
李乃良说：“漫画是画作者的人生观和思想感情。如果对生活不热爱，对生活没有感受，那就无法作画。”他还说：“艺术家要有善心，要有同情心，尽管在讽刺，也要有爱心、有良心。正因为如此，我绝不会因个人的得失放弃对假丑恶的鞭挞。”
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胸怀，一个漫画家的情操。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爱，使他在生活中善良地助人，在艺术上深刻地讽刺。
有一年，李乃良坐火车把钱包丢了。他找到了捡钱包的中年汉子，那人对他说：“我家中八十岁的老母，断粮已有好些日子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些麸子回去。”边说边用手指身下的布袋。当时，正赶上自然灾害，钱粮就是命根子，人们大都自身难保，更何况去资助他人。可是李乃良的善心顿时使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想不到的决定，包里的钱一人一半。
1961年，李乃良在周至县九峰乡劳动锻炼，一位大队书记得了精神病，不愿和家里人住在一起。而李乃良不嫌，与他住在一处、吃在一起，体谅他、理解他、宽慰他，带他四处求治，把每月仅有的那点工资花在他和他的家里。自己只能吃赖穿烂，有时棉袄没有扣子，用绳子系着，曾经被民兵小分队当作流审的“黑人”抓起来。后来终于寻着了名医，治好了大队书记的病，他们成了直至现在还一直来往的朋友。
1974年的一天，李乃良在西安电车上发现母女俩抱着一个小孩子在哭，上前一问，才知道是从临潼来给孩子治病，不小心把钱包丢了。李乃良抱过小孩说：“跟我走。”当时，李乃良每月仅有三十八元五角的工资，四口人，孩子还在农村寄养着，生活十分拮据。他先把婆孙三人领到民政局补助了十元路费，又把自己仅有的十九元钱交给她们，并一直把她们送到了医院……
讽刺的背后是热爱，爱之深，才责之切。
正因为有爱，,他才能关心社会，敏锐观察事物，使自己的漫画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创作了讽刺机关不正之风的《谋事不谋人》《碰碰车》等作品。他対社会上一切“向钱看”，轻视知识、贻误未来的现象痛心疾首，创作了《新师生》《老同学》《未来文盲》等作品。对于一些普通人生活中的困难，商业上的不良倾向也很关心，极力用漫画形式反映出来。如因为买针难而创作的《铁棒磨成针》，因买醋难而创作的《有感于副食商店改行》等高质量的作品。
正因为有爱，他的画风才显得凝重、老辣、外圆内方。1980年至今，他作画一千五百多幅，参加国家、省市级展出二十余次，出国展两次；获全国奖六次，省市奖八次，国际奖一次。入选作品集二十余种，被转载不计其数。1989年，他的名字被编入《中国美术家名人大辞典》。西安成立了“金箍棒”漫画学会，他出任会长。正因为对真、善、美的爱，他已不再用笑去抵偿生活中的缺憾，而是要抡圆正义的“千钧棒”，为除社会中的假、丑、恶，更加有力地奋起。
（原载《喜剧世界》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