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和红色区域临时政权的建立

    陕北根据地的红军游击战争的酝酿开始于1930年冬，在中共陕北特委(1931年4月以后改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领导下，刘善忠、高朗亭等在横山、绥德、吴堡、清涧、延川、安定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闹革命。到1932年3月，先后建立起18个联络点和交通站，以及几十个农民会组织。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收缴了清涧县怀宁湾民团的六支步枪，开始武装自己。16日，袭击了清涧县刘仙嘴的土豪，先后聚集了十余人，十几支枪，组织起了革命的武装队伍。在延川区委①的领导下，选调了十余名党团员，共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队长刘善忠，政治委员高朗亭。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宣告诞生。
    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以后，活动于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安定等县，开展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的革命斗争。4月18日，打开了延川的永坪镇，全歼守镇民团，活捉了该区区长兼民团团总刘广汉，没收了基督教教会的财产，召开了群众大会，声威大振。
    随即，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以下简称西北先锋队)，司令员刘善忠，政治委员高朗亭，参谋长杨作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告农民书。此后，西北先锋队先后在延川、安定、绥德、清涧、延长、保安、安塞开展游击活动，并与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10月1日，陕北特委决定将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以下简称第九支队)，支队长高朗亭，政治委员艾龙飞，同时成立了支队党委会，书记马万里，全队共20余人。
    1933年2月9日，第九支队在安定县城至瓦窑堡的路上进行伏击，击毙了安定县县长刘述明，成为陕北红军游击战争史上一次较有影响的战斗。
    4月，陕北特委将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以下简称第一支队)，支队长强世卿，政治委员李成荣。
    6月，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特委委员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鲁学增，以及各地代表张达志、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高长久、张岗等约30余人。会议决定以党的基础较好、敌人的统治又较薄弱的安定、延川地区，清涧、绥德地区，神木、府谷地区，为三个游击战略区，加强第一支队，新建第二、第三支队，进而把各区连成一片，造成巩固的陕北根据地，同时决定在这些地区成立党的县委，以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会议选出崔田夫、马明方、毕维舟、王兆卿、崔逢运、鲁学增、常学恭、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崔田民、郭洪涛等12人为特委委员。书记崔田夫(雇工，后马明方担任)，组织委员先后为毕维舟、马明方、郭洪涛，军事委员王兆卿，宣传委员马明方、崔逢运，秘书长常学恭，农运委员张达志。团特委书记马文瑞。
    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后，8月5日，在绥清地区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以下简称第二支队)，支队长罗永宽，政治委员高朗亭；农历八月二十九，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神府特务队在尚家峁成立，队长李成兰，政治委员王兆相。11月7日，神府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以下简称第三支队)，支队长王兆相，政治委员马万里。与此同时，第一支队也得到了扩大。
    随着三支游击队的建立，三个游击区的游击战争迅速展开，陕北革命斗争进入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9月，井岳秀部两个营，发动了对第一支队的进攻。支队长强世卿决定，由副支队长马佩勋率两个分队30余人留安定地区；他和政委李成荣率三个分队70余人南下陕甘边。9月25日在合水县古城川与红四团会合，随即与红四团联合作战。由于强世卿与李成荣发生分歧，经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决定，李成荣离队，另派魏武任第一支队政委。11月8日，队伍回到安定地区。11月20日，枣树坪战斗失利，强世卿负重伤，被叛徒出卖后，被捕牺牲，后又遭敌袭击，政委魏武阵亡，部队损失严重，人枪几乎全部失散。
    11月下旬，井岳秀部一个团，进占神木南区贾家阳崖，作为指挥中心，并在沙峁、盘塘、万镇等地驻兵扎点，与当地民团联合，向第三支队进攻。第三支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敌周旋在窟野河两岸的深山密林之中，战争环境十分艰苦，支队和群众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一支队队长李成兰和李成荣②等壮烈牺牲。加上支队内部发生分歧，影响了支队的团结。陕北特委决定将政委马万里、马佩勋调离。自此，第三支队陷入消沉。
    与此同时，第二支队改编为直辖特务队。
    第一支队的散失，第三支队的消沉，第二支队的改编，陕北游击战争在最初的发展中遇到了困难，出现了低落。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特委领导上的经验不足和思想上的分歧。
    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奉上海临时中央局指示，委派谢子长③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游击战争。年底，谢子长回到陕北，在清涧杨家沟与陕北特委接上关系。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又派郭洪涛、李铁轮到陕北。
    1934年1年，中共陕北特委与团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张达志、高长久、马文瑞、李铁轮等。会议由崔田夫主持，郭洪涛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批评了所谓“富农路线”，发生了争执。最后，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管它什么“富农路线”与不“富农路线”，只要群众赞成的，大家还按过去的办。会议在讨论工作部署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迅速恢复第一、第二支队，整顿和加强第三支队，新建绥米佳吴边游击队。这次会议坚持了高起家坬会议的政治方略，毫不动摇地发展和扩大游击战争，迅速地扭转了1933年冬发生的挫折而引起的某些消极情绪，使陕北的革命斗争重新活跃起来。
    会后，陕北特委各委员分赴各地从事创建红军游击队和领导游击战争的工作。
    谢子长同团特委委员崔田民、安定县委谢德惠、薛兰斌，第一支队谢绍安、刘明山等，认真分析了游击队失败的军事教训和陕北革命斗争的有利形势，为恢复第一支队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为了打击反革命势力的凶焰，以振军心和民气，第一支队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保长韩九成。1934年3月8日，在杨家圪*(左土右劳)，正式宣布恢复第一支队，支队长李盛堂，副支队长谢绍安，政委刘志清(后叛变)。第一支队恢复以后，在谢子长的领导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战斗力不断提高，声势不断壮大，安定地区的群众斗争，也由此日甚一日地活跃起来。6月，在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在窑峁子战斗中，一举歼灭高双城部一个营和一个排，活捉了营长张建南。第一支队迅速扩大到人枪近百。为了加强领导，陕北特委任命贺晋年为支队政委。此后，第一支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1933年春，陕北特委撤销了直辖特务队的建制，恢复了第二支队的建制。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第二支队在“腊八”(农历十二月初八)奇袭了清涧县解家沟，杀了正在谋划逼租逼债的“九个半”(一人未打死)地主。不久，又打垮了清涧县店子沟民团，迅速打开了清涧、绥德地区的局面，第二支队本身也得到了扩大。
    根据南洼村会议的精神，神府县委对第三支队进行了整顿。1934年2月，陕北特委决定由王兆相任支队长，贾怀光任政委。整顿以后，于3月中旬，袭击九洼村民团，俘获人枪各5。6月10日，攻打太和寨民团，大获全胜，俘获人枪各20余。6月28日，在菜元沟战斗中，争取敌军一个排起义，另一个排被迫投降。至此，第三支队打开了局面，立足于神南窟野河两岸，游击区域南至神木佳县交界，北达神木府谷之边，西迄秃尾河，东抵黄河岸边。
    郭洪涛、高长久、李铁轮前往绥米佳吴边创建新游击队。首先收编了吴堡的一股烟商武装约十余人，授予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派薛俊山任队长，马佩勋任政委。抗日义勇军成立以后，打了绥德东区狮子楞一家地主。随后，解决了木头峪民团，并处决了三个反动豪绅。1934年2月，高长久代表陕北特委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以下简称第四支队)，支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辖两个分队，人枪各20余。3月，为了反击敌人对木头峪群众的报复，二次打木头峪，杀了三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民除了害，第四支队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人枪各50余。
    1933年秋，绥德王家沟、铁茄坪的党组织建立了一支秘密武装。南洼村会议以后，郭洪涛与当地党组织决定，游击队公开打出红旗，开展绥吴地区的游击战争。1934年3月8日，郭洪涛代表陕北特委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崔正冉，政委马万里，副支队长王海山，全队15人。
    至此，陕北游击战争在府谷、神木、横山，靖边、安定、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佳县第11个县境开展起来，尤以神木南、米脂东、安定西、清涧东形势最好，形成了几十个、上百个村庄连成一片的游击根据地。
    在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做了四件大事：
    第一，除贪官，杀霸强，惩办首恶，镇压地头蛇。反动官吏、土豪、劣绅是地方反动势力的头目，打掉了他们，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就不能运转，反动政权就瘫焕了，也就为建立革命政权扫清了道路。
    第二，打击地主武装。反动武装是封建统治的支柱。在农村，民团是大大小小的地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看家狗。消灭了他们，地主、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便无所使其伎，也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武装提供了条件。
    第三，打土豪，分财粮，分牛羊，分衣物。农村的土豪，残酷地剥削农民，聚积了大量的财富，打了土豪，分财粮，分牛羊，分衣物，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初步的解放，也解决了游击队自身的给养问题。
    第四，打击税役、差丁。陕北的捐税之多，不可胜数，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税役、差丁就像叮在人们身上的虱子、臭虫，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打掉了税役、差丁，免除了人民的一大灾难。
    因此，在游击根据地里，虽然红色政权尚未建立，但是敌人的统治机器已经摧毁，人民实际上已经成了那里的主人。在巩固的游击区，雇工会、贫农会、农民会和赤卫军等群众团体已经普遍建立，成为临时的政权机关，尤其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农民会或贫农团，实际上担负了乡村的一切行政职权，起到了临时政权机关的作用，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雏形。
    ①  延川区委属陕北特委领导。当时，刘善忠等失去了同陕北特委的联系。
    ②  李成荣离开第一支队以后，经西安转回陕北，陕北特委委派他到第三支队任职。
    ③  谢子长在1932年底被排挤离开红二十六军以后，同阎红彦一起，在上海中央局“受训”。1933年夏，谢子长同阎红彦被派往北方工作。1933年5月，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吉鸿昌、许权中的帮助下，组成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谢子长被派往同盟军，协助许权中工作。同盟军失败以后，谢子长回北平，旋受命回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