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提出“三三制”政权的目的和意义
中共中央提出“三三制”政权的总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曾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①。自卢沟桥事变以后，实现了全国的抗日，抗日的问题解决了，关键在于坚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必须进行民主改革。这种民主改革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制度上将国民党的一党一派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民主政体；二是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的自由。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党一直主张实行这种民主改革。但是，国民党始终顽固地坚持独裁政治，不给人民以抗日的民主和自由。在国民党不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又限制人民的抗日运动的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抗日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结合起来，实行人民战争路线，改革政治制度，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使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最坚决、力量最强大的地方，也是全国最民主的地方。“三三制”的提出，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使其更民主化，更能团结广泛的抗日阶级和阶层，以及抗日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士，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②就当时的实际而论，要在全国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三三制”政权的实际意义是要协调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部各抗日阶级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一种抗日统一战线的模范政权，以巩固和发展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去争取抗战的胜利。
在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抗日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不是完备的抗日民主政权。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不论在政府机关，还是在民意机构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太大。例如，边区的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连非党进步分子都很少，在政府委员会中更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在政府机关各个部门中的情况也一样。这种情况，造成了共产党“包办代替”政权工作的现象，被误以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搞“一党专政”，却又在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搞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由共产党“包办代替”政权工作，也不利于发挥各抗日阶级、阶层和抗日党派、团体的积极性。正如谢觉哉在《边区政权工作经验点滴》一文中指出的：“没有各阶层的人物当选，没有各阶层的意见反映，不仅非党的，工农阶级以外的，感到他们仍是被统治者，而且当政的党也会因无监督无刺激而不紧张起来，妨碍工作的进步。”有党员，也有非党员，有贫苦的劳动者，也有较富裕阶层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参议会“一般比纯粹是党员的要积极些，因为都珍视自己参政的权利，内容要丰富些，因为反映了各阶层各方面的情形”。毛泽东在《延安中区五乡征粮委员会工作经验总结》一文的批示中也说，“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③因此，提出“三三制”政权，首先是共产党约束自己，改变共产党包办政权的现象，从根本上加强共产党对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这种领导，不是以共产党员的数量多来实现党的领导，而是以共产党员在质量上的优越条件，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以共产党的正确的政策来实现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其次，在于发挥广大的非党的进步分子的积极性。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步力量，抗战中的主力军，只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的胜利。第三，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中间派主张抗日，他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也不满意共产党在政权工作中的“包办代替”、“以党代政”的现象。因此，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地位，不仅可以消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虑，而且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强抗战力量，还可以孤立顽固派。只有这样，真正的抗日民主的模范政权才能建立起来。这种抗日民主的模范政权的建立，既有利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也为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树立榜样，使大后方，以致沦陷区的人民，看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曙光。
在中共中央提出“三三制”政权以后，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建设“三三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时期。
① 参见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
②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
③ 参见陈正人《在实行三三制的政权政策中延安中区五乡征粮委员会的创造及其意义》，载《共产党人》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