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三三制”在县乡两级的进一步充实

    
    在1941年的三级民主选举中，不少县的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三三制”未能实现，共产党员的参议员和政府委员超过三分之一。1942年3月4日，边区政府发出指示信，要求采取措施由共产党员“自动退出辞职”和由候补参议员补任或酌量聘请的办法，充实“三三制”。指示信强调，“中共西北局‘五一’施政纲领，已经第二届边区参议会全部接受，作为边区施政纲领。从此‘三三制’的推行，成为全体人民的任务，政府更应保证。”为此，边区政府号召：“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县政府委员也采取同样方法补充①。在边区政府的这一指示信发出以后，在一些县的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根据当地的情况，作了局部的调整和补充。
    在1942年4月召开的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副厅长唐洪澄联名提出了“为各县按期普选乡市参议会及提早抽选县参议会案”。提案说，“根据选举条例第十三、四条，县参议员每二年改选一次，乡市参议员每一年改选一次之规定，今年乡市参议会改选期已届，各县必须按期普遍改选乡市参议员。县议会虽尚未届改选期，然有些县份去年选出之县参议会与政府委员会之成分未能切实合乎‘三三制’之实际内容，为彻底实现‘三三制’，发挥抗战最大力量起见，于今年提出改选下列县份的县参议会与政府，实为非常必要。”提案认为，乡市参议会从4月底开始到8月底改选完毕；延安、延长、子长、志丹、神府、新正、曲子、定边八县提早改选，改选从8月开始，12月底结束。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就此作出决议：“原案通过，由政府令民厅，迅速筹划办理，并令延安、志丹等八县进行准备改选工作。”②
    后由于生产和边区自卫军整编，边区政府于6月13日发出命令，县乡两级参议会的改选，同时进行，延期到8月开始，12月结束。
    在选举正式开始时，9月1日，边区政府就改选乡市参议员再次发出指示信。指示信强调在改选中“要彻底推行三三制”，特别要注意选出议员的品质，“去年虽做到了参议会的、政府的组织上的三三制，但有些乡选宣传动员的不深入，选出的议员，还有凑数应差的现象，致影响到三三制政策的贯彻。因此，今年在选举乡市议员的运动中，要切实地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以去年生动的例子教育群众：‘选举工作，不能马虎了事，去年的教训，选出坏人办事不公，耍私情，老百姓吃了亏，今年要大家负责瞅好人，选好人当选议员。’做到把群众中有威望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有才能有品德的知识分子，热心抗战民主事业的公正人士，都选出来当议员，自然三三制的政策，就能够实现。”③
    在边区各级政府和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下，这次乡县两级的改选于12月底完成，在这次选举中，选民以更积极的姿态参加了选举。据曲子县统计：全县在43121名居民中，选民有25175名，占58.4%；参加选举的选民为20233名，占80.4%；又据吴堡县第六区的统计，在5964名居民中，选民为3505名，占58.8%；参加选举的选民2961名，占84.5%。总计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80%以上。
    经过这次改选，在乡市参议会和政府中，“三三制”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据延川、安塞、清涧、吴堡、曲子、华池、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等11个县的乡议员的统计：在8096名乡议员中，共产党员2456名，占30.34%；国民党员140名，占1.73%；无党派人士5491名，占67.82%；哥老会分子9名，占0.11%。就阶级成分而论，10县(安塞未统计，不在内)的7143名乡议员中，工人38名，占0.53%；雇农292名，占4.09%；佃农133名，占1.86%；贫农4799名，占67.19%；中农1528名，占21.39%；富农278名，占3.89%；地主45名，占0.63%；商人12名，占0.17%；绅士18名，占0.25%。(详见本章附表五)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比重，较1941年的选举中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地主、富农、士绅等的比例，又较1941年的选举有所下降。这是一再强调要“选举好人”的结果。
    上述情况在乡政府委员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据安塞、吴堡、华池、新宁、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等8县的统计，在1373名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561名，占40.86%；国民党员45名，占3.28%；无党派人士767名，占55.86%；就阶级成分而论，6县(安塞、新宁未统计，不在内)，工人6名，占0.61%；雇农50名，占5.13%；贫农627名，占64.37%；中农220名，占22.59%；富农29名，占2.98%；地主5名，占5.1%；商人2名；占0.21%；士绅2名，占0.21%；佃农33名，占3.39%(详见本章附表六)。
    以上是总的情况，但若具体到每个县，每个乡，差别很大。具体说：第一，在老区(即原苏维埃区)共产党员的比例较大，一般都高于“三三制”的要求，甚至还有超过50%的，如安塞，在953名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有381名，占40%；在235名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122名，占51％。而在新区(即原统一战线区)则共产党员的人数，一般不足三分之一，如同宜耀，在429名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只有43名，占10%，在100名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10名，也占10%。(参见本章附表五、六)第二，在无党派人士中，工农成分在乡级所占的比重极大，中间人士所占的比重极小；但到了县参议会和县政府委员一级，则工农成分所占的比例，则相对减少，中间人士所占的比重则相对增加，甚至有中间人士超过工农成分的。这主要是因为越到上层，越需要有办事能力，也就越需要有文化，有较广泛的影响面，这就出现了中间分子多于工农分子的情况。第三，在县一级经过改选或调整，“三三制”确实得到了充实。如延安县，在调整前，在11名县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9名，占82%；调整后，共产党员只有4名，占36%，其余的为无党派人士。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313页。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案》关于民政部分，案16，《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4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改选乡市参议员的指示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第333—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