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区财政的暂时困难

    边区财政工作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区抗日经费的自给，满足各项工作最低限度的需要。基于这个目标，边区政府的财政政策历来是一方面努力增加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又不致于影响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此，边区政府一直采取“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积蓄力量，以支持长期抗战”的方针。自1937年至1940年，边区的财政收入逐年增长，而边区人民的负担一直比较轻。据统计：1937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依次为：526302元、907943元、6602709元和9730995元。而边区政府向人民征收的公粮(公粮是边区人民最主要的负担)为：1937年，13895石(每石300斤)，人均负担1升(3斤)，占边区全年粮食收获量的1.28%；1938年15972石，人均负担1升2合，占年收获量的1.32%；1939年52250石，人均负担4升多，占年收获量的2.92%。由于这几年负担较轻，边区人民普遍地得到了休养生息。既然人民负担不重，而财政收入却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边区争取了大量的外援(包括国外侨胞、进步人士的援助、大后方民主人士的捐款和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给八路军的拨款)。自1937年至1940年的财政收入中，外援所占的比重依次为：77.2%、51.69%、85.79%和70.54%①。边区财政的这种状况告诉我们，一旦外援断绝，边区的财政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事情果真在1940年发生了。1940年10月，国民党方面停发了八路军军饷(每月60万元)，同时实行断邮，其他外援也无法汇兑，整个外援一下子全部断绝，边区财政的暂时困难迅速到来。
    财政收入遇到了困难，但是公家的负担仍然猛增，支出有增无减。仅以“公家人”，即脱离生产的党政军工作人员的逐年增加为例：1937年仅14000余人，1938年16000余人，1939年猛增到49686人，1940年又增到61144人，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如果再加上8120匹马的草料。仅7万多人和8000多匹马的供给，就使边区的财政不堪重负。为保障供给，同时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共中央曾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而边区当时实有人口为1362254人，脱产人员比重已达边区总人口的5.37%，大大超过中共中央的规定。
    其他的财政支出可以紧缩，但这7万多人和8000多匹马，不能一天不吃，除了少量的生产自救以外，只好以增加人民的负担来开辟财源。1940年，边区政府计划征收公粮10万石，实际只征了97354石，人均负担已达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8%。仍然难以渡过困难，1941年春，不得不向群众借粮5万石，并决定征收公粮20万石和公草260万斤。结果实征公粮201617石，人均负担1斗4升8合，占年收获量的13.85%。由于当时边区人民粮食占有量人均才1石1斗1升，在缴纳公粮以后，已不足1石，再扣除应留的籽种，边区群众粮食的实际消耗量每天只有六、七两之多，尚不足1斤②。加之1940年和1941年，边区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即使在增加人民的负担以后，边区的财政困难仍难以克服。1941年出现了5682698元(边币)的赤字，占整个财政的22.49%，只好用银行“透支”的办法来解决。在1940年“透支”3587099元的基础上，又以印发大量的边币来填补财政上的窟窿。大量印发钞票的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不安定。据统计，物价指数由1940年12月的716.9，到1941年1月就上升到1075.5，2月又上升到1373，3月竟高达2224。四个月之内，涨了两倍，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财政问题给边区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困难，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
    ①②  以上统计均见《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③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