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边区建设
战后,边区各级政府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医治战争创伤,使人民能够活下去,并且逐步恢复边区的建设,使全边区人民生活得比以前更好。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犯,使边区遭到空前的灾难。全边区23县,敌人几乎到过所有县城;217个区,敌人到过195个区。受灾地区占全边区90%以上,人口为全边区总人口89%。据不完全统计;全边区损失粮食、衣物等达细粮210余万石,炊具30余万件,牛马驴骡6万余头,猪羊鸡等数不胜计;被杀害的群众4000余人;所有农村纺织运输以及合作事业,几乎全部停顿;所有公营企业及各种经济、文化建设,多遭破坏;360多方亩土地,因敌扰害而荒芜;50万亩青苗被毁;大部分田禾未能及时耕种,加之部分地区的自然灾害严重,粮食大幅度减产(较1946年减少一半)。佳县、子长等地区还发生了瘟疫。到1948年春,边区有40万以上的人民陷于饥饿之中。在蟠龙地区有吃草根树皮的;在子洲地区有饿肿了的;在榆、横、佳、米一带有大批灾民逃荒。总之,战争结束后,边区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边区建设,边区政府提出“胡祸必灭、人定胜天”的口号,把努力救灾、防疫、生产作为各级政府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
边区政府在战争期间一直十分重视救济灾民。早在1947年6、7月间,就着手进行救济工作,先后把900石救济粮分发给灾区人民;9月,又准备了大量物资作为生产救灾之用。为了做好救灾工作,还成立了边区生产救灾委员会,专门负责生产救灾工作。12月,召开了生产救济会议,确定生产救灾的具体办法。随后,边区党和政府又多次发出有关指示,强调指出:“动员一切力量和灾荒作斗争,是当前最严重最紧急的任务,与支援战争、土地改革同等重要,在灾荒地区,则是救灾第一”,要求“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每一个人民,都应以救灾为自己的责任,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而斗争。”①
救灾的主要措施和办法是:1.严厉禁止边区粮食运入敌区,在边区境内各分区间提倡自由贸易;2.移民就食,即有计划地把重灾区的居民迁往陇东、志丹、晋绥等地就食,并从事生声;3.在进行土改的地区,没收地主埋藏的粮食,征收富农多余的粮食,分给灾民;4.发动群众,调剂吃粮,即在各区、乡、村之间,各分区、县之间,通过互济或借贷的方式把粮多的调剂给粮少的;5.动员机关、学校、部队节约口粮,降低生活标准,支援灾区群众;6.从外地运粮接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从晋冀鲁豫边区调粮10万石接济边区。边区党和政府曾抽调500名干部,组织100多个运粮站,动员了10万群众,从千里外的太岳、长治、屯留等地,星夜兼程,为边区运回了粮食。这对解决边区的食粮问题,渡过难关起了很大作用。
兵荒马乱,必然引起疫病。因此,防疫也是边区各级政府救灾的重要任务。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各专署和县政府都把防疫作为救灾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组织各级卫生机关(如边区的卫生署、联卫、分区卫生部、县卫生所等)参加各地的救灾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防疫工作,组织医务人员,进行防治。边区政府还先后派出12个医疗队,分赴重灾区和临时发疫病的地方进行抢治。在已发生疫病的地区,还动员了民间医生参加防治工作,并对防治有成绩的医务人员、干部和群众,实行奖励政策。
但是,救灾、防疫只能克服暂时困难,并不能根本改变边区的面貌,只有恢复和发展生产,习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边区政府在救灾、防疫的同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面。1948年2月召开的边区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专门通过了《1948年恢复与发展边区农工商合作社及运输业计划》,制定了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具体要求和办法。以后,边区政府又在《关于开展1948年春耕运动的指示》、《关于巩固边区金融布告》和《关于保护工商业布告》中,进一步阐明了有关的政策。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9年2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边区老区的农业耕地面积和产量恢复到战争前(1946年)的70%,耕畜恢复到80%,羊只约恢复到60%,棉花恢复到50%左右。工业方面炼油、火柴、肥皂、造纸、农具等厂已恢复生产,产量基本上达到战前水平。民间纺织业,也恢复到战前的60%左右,煤和皮毛等达到战前50%左右;交通运输大部恢复,主要的公路均已修通,恢复通车。
与此同时,边区老区的教育事业,也基本恢复,据1949年2月统计:小学恢复到6930多所,在校学生312000人;中学师范27所,在校学生8000余人;延安大学、军政大学和工业、财经、艺术、行政等专科学校,学生约3000余人。另有各地设的干部学校10余所,学员约3000人。
经过边区政府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以及兄弟解放区特别是太岳解放区的大力支援,到1949年底,边区考区基本上渡过了灾荒,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初步恢复,为支援战争和发展生产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① 1948年1月20日《中共西北局关于救灾的决定》。